費彝民

1908年12月22日費彝民生於上海。筆名執中、夷明等。1925年畢業於北京高等法文學堂，曾任校學生會主席，積極參加五卅愛國運動。畢業後，依靠自學完成法國函修學校學業。1930年進入天津 《大公報》工作，曾撰寫 《產業救國及其方案》 等長篇評論。

1931年 “九一八” 事變時，任 《大公報》 駐瀋陽通訊員，對日本侵佔瀋陽的經過作過及時報道。後去北平，為日內瓦國際聯盟派來中國的李頓調查團擔任法文翻譯。曾連續在報上發表 《航空救國》 等文，支持全國航空救國募捐運動。1932年起，任天津《大公報》 文書課和經濟課主任。一度出任報社總稽核。1937年 “八一三” 淞滬抗戰時，任 《大公報》上海分館社評委員，積極發表評論，支持中國軍隊的抵抗行動。後留居上海，保管 《大公報》 館資財。1938年1月，任上海 《文匯報》 評論委員，為 “孤島” 時期的 《文匯報》 和 《正言報》、《譯報》、《申報》、《中美日報》 等撰寫社評。

抗戰勝利後，1945年以 《大公報》 特派員身份赴台北參加日本投降典禮，並發表 《台灣巡禮》、《台南印象》 等長篇報告。同年11月任上海 《大公報》 副經理兼社評委員。1948年3月15日香港 《大公報》 正式復刊，調任該報經理。1949年一度兼任上海 《大公報》 經理。1952年起，長期擔任香港 《大公報》 社長。此外，曾任上海新聞學院、上海民治新聞專科學校、廣州嶺南大學等校董事。 ^[1] 

新中國成立後，除擔任香港《大公報》社長外，兼任中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三屆副主席，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廣州暨南大學副董事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七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在此期間，發表過許多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文章，如《產業救國及其方案》《航空救國》等，並曾幫助華羅庚、侯寶璋、馬師曾、紅線女、馬連良、俞振飛、容國團、姜永寧等學者、藝術家、運動員返回內地。 ^[3] 

1982年3月12日，費彝民接受法國政府授予的法國 “騎士榮譽勳章”，因此有 “新聞騎士” 之稱。1988年5月18日在香港病逝。費彝民一生從事新聞工作58年，主持香港《大公報》 工作40年，對香港新聞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1] 

為《大公報》服務近一甲子、執掌香港版四十年的費彝民，將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這份報紙。他曾説過，自己人生幸遇三位導師：張季鸞教他做記者、愛祖國;胡政之教他辦報紙、管全局；周恩來教他為國家辦事，為人民服務。他“決心拋棄一切，撕毀出國留學護照，誓言投身報業，當一輩子新聞記者。”擔任大公報社長之後，費彝民依舊經常拍發新聞專電，撰寫文章。

1987年5月14日，《大公報》出版第三萬號時，在頭版發表了社長費彝民寫的《一萬號到三萬號》，追述了60年來續辦《大公報》的經歷，也充滿深情地回顧了他與《大公報》的深厚情緣。這堪稱是一部《大公報》的“簡史”，亦是費彝民個人的一份“簡歷”。從一萬號到三萬號，他與《大公報》共同走過了近六十年的風雨歷程。 ^[4] 

1925年，17歲的費彝民剛剛從北京高等法文學堂畢業，進入隴海鐵路總公所工作，與張季鸞相識。次年，張季鸞與吳鼎昌、胡政之籌備“新記大公報”，便馳書邀費彝民赴天津工作。而費彝民因父母在堂，且原職務難辭而婉卻。

但費彝民是《大公報》的忠實讀者。1930年他調職瀋陽，便由張季鸞聘為《大公報》駐遼寧通信記者。受胡、張二公“文人辦報，辦報救國”思想影響，他“決心拋棄一切，撕毀出國留學護照，誓言投身報業，當一輩子新聞記者。”他也以實際行動，踐行了這一誓言。

1931年5月22日，《大公報》隆重地慶祝出版一萬號，冠蓋雲集，創下中國報業史的空前盛況。費彝民也提前寫了一篇《談大公報的使命》寄到報館，發表在22日當天第十五版頭條。

費彝民認為：“大公報館可以説是一部分讀者的一個大規模的、廣義的函授學校，主筆先生便是大教師，報紙便是課本”。因此，《大公報》有“訓導社會的使命”，特別是三點：介紹公民常識，鼓吹社會上有價值的行為或功績，對事關國是的重大問題做系統的討論研究。可以説，費彝民後來執掌《大公報》的新聞工作思想，也發軔於此。 ^[4]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費彝民擠上一輛難民火車，才得以返回天津，正式加入《大公報》。不料，旋即又趕上了天津事變。日軍封鎖租界，當時在旭街出版的《大公報》，無法運出。

在此次緊急事件的處置過程中，費彝民的才幹得到充分展現。面對封鎖，《大公報》報館沒有絲毫消極等待。胡政之和費彝民馬上動身到法租界，多方奔走尋找新館址，連夜辦好了租房、登記等一切手續。張季鸞在日租界內指揮全館員工通宵拆卸機器、字架，到新館址重新安裝，連夜編排。第二天《大公報》照常出版，運往全國各地。

費彝民後來説：“這是大公報第一次以百折不撓的精神為抗日而做出的艱苦奮鬥，在全國讀者面前，表現了大公報同仁頑強不屈的戰鬥精神，和大家愛國愛報的英勇氣概。”

1936年4月，鑑於華北局勢危急，《大公報》提前部署，創辦上海版。費彝民被調至滬館工作。1937年12月，上海《大公報》停刊，費彝民留守孤島，其間曾擔任《文匯報》主筆、法國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中文部主任。1945年6月18日，上海日本憲兵隊逮捕了為《文匯報》工作的費彝民等5人，後經營救獲釋，前往重慶《大公報》，直到抗戰勝利後返滬。

費彝民的組織與管理才能，得到了胡政之的充分信任。1948年3月，胡政之率費彝民、李俠文等人赴港籌備復刊《大公報》港版。費彝民任港館經理，擔負實際責任。

3月15日，香港《大公報》正式復刊。復刊號報頭下印有“第15934號，督印人費彝民”。復刊一個多月，胡政之病逝。1952年，費彝民擔任香港大公報社長，直到1988年辭世。 ^[4] 

擔任大公報社長之後，儘管報館內外事務繁重，但費彝民依舊經常拍發新聞專電，撰寫文章。《大公報》是向國際社會介紹新中國的重要輿論窗口，而費彝民亦是一位溝通海峽兩岸、國內國際的“超級聯繫人”。

1963年，香港上演了一次近代京劇史上史詩級的會面。已定居台灣的“冬皇”孟小冬，與來自北京的馬連良、張君秋等人，在闊別十幾年後首次重逢，而地點，就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會客室。正是費彝民的牽線搭橋，讓孟小冬答應回港觀看了馬連良等人的演出，並暢敍友情。

很多難於蜀道的事，到了費彝民手中，似乎都變得遊刃有餘。《大公報》同仁讚譽他是“處理對外關係的第一流人選”(唐振常語)，就連一些對立人士，也佩服他是“統戰高手”。

華人女作家韓素音曾對新中國抱有偏見，費彝民卻成功説動她1956年回國。韓素音首次見到周恩來就被其人格魅力折服，以後回國與周恩來見面前後多達8次。

至於費彝民本人，與周恩來見面就更多了。他曾説“周恩來總理一生為公，鞠躬盡瘁，我先後蒙他接見五十多次……”1958年，有一次在中南海西花廳，“談到大公報的時候，總理説：我們肯定大公報三點：一、大公報是一貫愛國的;二、你們是堅決抗日的;三、你們培養了不少有用的新聞人才，併為黨和國家所用。”

費彝民説：“以我個人而言，過去六十年先後受張季鸞、胡政之兩位前輩的訓導：張公教我如何做記者、愛祖國。胡公教我如何辦報紙、管全局。全國解放後，又蒙周恩來總理教我如何為國家辦事，為人民服務。” ^[4] 

費彝民一生都忠於自己摯愛的《大公報》事業。圖為費彝民手跡。(大公報)

改革開放之後，費彝民依舊奔走於香港與內地，為港商投資內地、香港迴歸、文化交流等，作了大量工作。

1982年6月15日，鄧小平會見費彝民等港澳部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時，首次正式通報：“到1997年必須收回香港主權……但對香港仍要繼續維持自由港、貿易金融中心不變。”1985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費彝民出任副主任委員。

1982年3月，法國駐港總領事代表法國政府授予費彝民榮譽騎士勳章，並稱贊他：“生活本身處於永恆的變化之中，關鍵是能夠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親人，忠於自己的祖國，而費先生正是這樣的人。”如果還要加上一句的話，那就是，費彝民始終忠於自己摯愛的《大公報》事業。 ^[4] 

費彝民被稱為“報壇巨匠”，他不僅組織管理有方，亦是文章妙手，筆端既洋溢着激情，又富於理性的研判分析。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前，費彝民奉張季鸞之召，到天津面陳東北時局，撰寫了長文《產業救國及其政策》，受到張季鸞激賞。從7月31日至8月2日，連載三天。這是費彝民早年在《大公報》發表的第一篇具分量的重磅文章。

而且張季鸞將其放在了緊隨社評的顯要位置。這對於一位初出茅廬的青年記者是莫大的鞭策。半個多世紀後，費彝民憶及此事依然引為“殊榮”，對張季鸞的栽培感懷至深。

這篇文章很敏鋭地警醒國人建設“經濟國防”。指出：“日本人最近提倡的預備來華設廠，挾其固有的資本與技術，利用中國低廉的勞工，以中國廣多的缺乏國家意識的消費者為對象，來與中國落伍的工業界決鬥，在這樣一個競爭中，吾國的產業界還有幸免的希望嗎?”費彝民並提出了產業政策的原則，包括：做到“農業自給”和“工業準備”、利用現在歐美生產手段、均富社會等。

1932年，他又在《大公報》上發表《航空救國》等文章。“救國”，成為費彝民文章的最鮮明底色、最重要關鍵詞。

1945年12月24日，天津《大公報》發表了費彝民的《台灣周行》：“台胞雖受異族統治50年，但始終保持祖國文化，懷念祖國景物，光復之後，各地台胞歡欣鼓舞之熱情，可於其瘋狂慶祝熱烈歡迎中見之。”

當時，費彝民與其他赴台北參加日本投降儀式的記者，歷時23天遍歷全台各地。這是台灣與祖國分離了半個世紀後，迎來的第一個大陸記者團。在阿里山，記者團受到熱烈歡迎。費彝民代表記者團致辭：“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灣的美麗;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灣的偉大;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灣的富藏;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台灣同胞愛國的熱烈。” ^[4] 

抗戰勝利後，《大公報》重返上海。費彝民擔任副經理、社評委員等職。除了是報界翹楚，《大公報》在體育領域也留下了名垂青史的篇章。

當時，籃球運動興起，報館管理層敏鋭地捕捉到風氣，1946年初決定組織“大公籃球隊”。此事由費彝民主持，他出面多番遊説，終於打動了歸國比賽的菲律賓華僑“羣聲”籃球隊球星蔡文華、李世僑等人，加入“大公隊”。領隊由大公報編輯主任許君遠擔任。“大公隊”人才濟濟，氣勢如虹，很快譽滿滬上，成為全國實力最強的勁旅。

1948年倫敦第十八屆奧運會，以“大公籃球隊”為班底組建了中國籃球隊，十名球手中大公獨佔六人。他們在奧運會上先後擊敗比利時、韓國、伊拉克隊，創造了中國籃球史和中國奧運史的新紀元。

“大公隊”後來還輾轉東南亞各國比賽交流，大受華人華僑歡迎，對於推動中國籃球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