豎三民

20世紀初，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暴風雨年代。在這個時期，上海新聞界曾出現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誕生了許多革命派的報刊，它們為社會變革大造聲勢，也為辛亥革命作了輿論準備。

1906年秋，于右任在日本考察報業期間，孫中山曾會見他並鄭重指出：“當前的迫切任務是為革命做宣傳工作。”于右任返滬後，很快發起創辦《神州日報》。這份在編印方面完全現代化的大型日報，不標清帝年號，首次採用公元和干支紀年，其發刊詞中還提出了“神州社會主義”。不久，一場突如其來的火災殃及報館，待重新復刊又發生內部分歧，于右任遂離職而去。 ^[3]  于右任離開《神州日報》後，應邀在蔡乃煌辦的《奧論日報》擔任主筆。但由於“氣味不投”，只幹了很短時間即行辭出，在上海設法集資辦報。 ^[4] 

于右任初次辦報受挫，並未氣餒，他很快為籌備《民呼日報》在申城各報登載啓事，其中説：

“今特發起此報，以為民請命為宗旨，大聲疾呼，故日‘民呼。”

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報》在上海誕生，報館設於公共租界望平街（今山東中路，福州路至南京東路一段）156號，于右任擔任社長，範光啓、徐天覆等協助編撰。

該報每天出版對開兩大張，內容分為“言論”、“紀事”和“叢錄”三大版塊，闢有“社説”、“要件”、“天聲人語”、“電報”、“新聞”、“諧文”、“文苑”等欄目。創刊號的“社説”指出：“我同胞三千年來，已受扼於獨夫民鹼之手，莫或一伸，而今者又並區區言論權亦不可得，愛用憤激糾合同志，創為此報”，“自今以往，凡向其所欲言而不敢言、不能言、不忍言者，皆將於是乎昌昌大言之”。該報“寧便讓官場恨我，不欲使國民棄我”，以大量篇幅被露清廷出賣路權、礦權，斥之“以傀儡自待”；猛揭官場黑幕，坪擊官僚腐敗：報道甘肅等地發生嚴重災荒，主要官員只顧保烏紗而對上隱瞞，不免田賦，以至饑民“易子而食”。因此，該報受到大眾歡迎，“未出版而預訂者已及數千份”，很快“銷行已逾萬紙”。

上海道台（正式名稱為分巡蘇松太兵備道，級別介於省、府之間，大致管轄今上海、蘇州和啓東一帶）蔡乃煌因害伯“各報昌言無忌，據事直書，有礙行政”，正竭力收買申城各報，自然容不得新辦的《民呼日報》如此桀整不馴。於是，該報印行僅一週，蔡乃煌就發函給相關官員，要求傷查某消息的來源。于右任對此置之不理，繼續按原定方針辦報。

7月30日，受到譴責的護理陝甘總督毛慶蕃倚仗權勢發難，致電蔡乃煌：“《民呼日報》館內所設之甘肅籌賑公所收款不多”，“勒令解清”“如有侵吞情事，應行按律嚴懲”。蔡乃煌馬上與租界當局接治，於8月2日晚由坐落在北浙江路(今浙江北路191號)的會審公廨出籤拘捕于右任，並不准保釋。《民呼日報》案由會審公廨讞員寶頤（代表清廷）和英國駐滬副領事兼會審公廨陪審官布辣德（代表租界當局）負責審理。大家一看便知，于右任雖為“甘賑”發起人之一，但《民呼日報》僅是給予支持，甘肅籌賑公所由專人主持，以此為藉口把他抓起來顯然屬故意陷害。暫代負責報館的範光啓等馬上邀集“甘賑”的主事者和經辦賑款的銀號上堂作證，並呈遞賬冊，律師根據事實嚴正申明：“甘省災賑，另有劉道經辦，派司賬兩人管理進出，均有賬據，與該報主筆並不關涉。”蔡乃煌接到寶頤彙報，得知難找《民呼日報》“侵吞實據”，就硬是在批覆中寫道“俟甘省回電為準”，表示要遵從護理陝甘總督衙門的意見。

接着，按照官方的授意，原皖省鐵路協理候補道朱雲錦、故前上海道台蔡鈞之子蔡國幀和湖北新軍飛劃營統領陳德龍相繼向會審公廨控告《民呼日報》“毀謗”，春桂戲園老闆也出面作偽證稱交“甘賑”錢數與公佈賬目不符。這樣，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于右任難以脱離監房。蔡乃煌的爪牙則趁機進行搗亂，從讀者手中奪取《民呼日報》，“焚於上海縣城門口”。

于右任十分頑強，從監房裏面傳出了“寧死不停報館”的話。但報館同人明白：“報紙一日不停，訟案一日不了”，看到他“被繫獄中，備受苦楚”，經商討再三，“不得不重違於君之意”，在8月14日出版《民呼日報》第九十二期後，停辦該報。在會審公廨，寶頤和布辣德圍繞對《民呼日報》“侵吞賑款”和“毀壞名譽”的指控，經多次會審都無法使罪名成立，而毛慶蕃和蔡乃煌搞垮該報的目的既已達到，遂於9月8日結案。然而，所下堂諭中仍硬裝榫頭稱：“《民呼日報》館不安本分，疊被控告，公堂念系初犯，姑予從輕議結。于右任已在押一月零七天，毋須再行押辦…” ^[3] 

于右任出獄後，立刻又帶着原班人馬籌備新的報紙，並在申城各報登《〈民呼日報〉之最後廣告》：“本報自停歇招盤業經多日，近始將機器生財等過盤與《民籲日報》社承接。”

1909年10月3日，在原《民呼日報》館的隔壁望平街黃字160號（有一種説法是仍在原址，只是門牌改了：還有一種説法是僅換了出入之門，內部相通），《民籲日報》問世了。對於報名，于右任的解釋是：“以籲之與呼，字形相近，用以表示人民愁苦陰慘之聲：而分析‘籲’字，又適為“於某之口’，於沉痛中，尤含有幽默的意味”；另外，“籲”即“呼”去兩點，這也暗喻即便清廷揚言要挖掉他的雙眼，仍將不停地呼喊。于右任雖實際主持，但不便公開出面，遂由範光啓擔任社長，景耀月為主筆。《民籲日報》日出對開兩大張，版面安排大致類似《民呼日報》，以“宣達民情，鼓舞民氣”、“振刷國民精神，提倡國民實力”、“與專橫政府對抗，與強霸列強對抗”為宗旨，銷量很快直線上升，名聲幾乎超過老牌的《申報》和《新聞報》。

那時，正值日本加緊與沙俄勾結，陰謀共同攫取我國的錦齊鐵路。日本前首相、侵華元兇伊藤博文在訪俄途中，竄至我國東北進行活動，於10月26日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愛國志士安重根擊斃。申城許多報紙怕引起“國際交涉”，都不敢及時披露此消息。《民籲日報》在事發第二天，就率先用大字標題作整版報道。發表評論，揭露日本對華野心很大：“伊藤之滿洲旅行，非獨為滿洲，為全中國也”；而且，積極聲援安重根的義舉，稱雙手沾滿鮮血的伊藤博文是“大渾蛋”，死有餘辜，並指出：“伊藤死而滿洲之風雲恐更急。”該報還乘勢掀起反對日本侵略的宣傳熱潮，針對清廷的無能發出質問：“試思今日中國之政府，誰之政府，日本之政府耶？”同時，該報為了號召人們奮起革命，大聲疾呼：“清政失綱，東夷乘釁，陵鑠諸夏，懼將傾覆國家，淪喪區宇，斯誠志士致命致節之日矣！”日本駐滬代理總領事松岡獲悉此事，馬上照會上海道台蔡乃煌：“民籲報言論大欠和平，且任意臆測煽惑破壞，幸災樂禍，有礙中日二國邦交，請將該報懲動，以戒後來。”

上海道台蔡乃煌覺得《民籲日報》幾乎就是《民呼日報》，本來也想找茬對付，只是一時難以動手；他見松岡發怒，正中下懷，一面立刻要求法國駐滬領事館取消該報註冊，一面火速要求會審公廨“將該報館封禁具報”。11月19日，租界當局未經開庭審理，即用“宗旨不正”、“挑動中日釁隙”的罪名查封了《民籲日報》。這激起了公憤，寧蘇皖贛四省學界數百人聯名分別致電北京外務、民政兩部及上海道：“上海民籲報因日領要挾，未訊先封，既失主權，復背報律，輿論譁然，乞大部速傷滬松先行啓封，秉公核辦。

蔡乃煌對此火冒三丈，派爪牙四處打探于右任的行蹤，企圖逼他就範。所以，于右任只好東躲西藏，幾度遇險。據黃季陸回憶，于右任曾談起：“民籲報被查封后，清吏蔡乃煌正四處抓拿我，我困守在一間小旅館裏，和孔子‘在陳絕糧'一樣無計可施。有一位同志很同情我，但是他和我一樣窮，真是愛莫能助。當他經過馬路旁一間燒餅鋪，乘主人不注意時，取了幾個燒餅放人懷裏…當我們二人在旅館中享受這幾個燒餅時，禁不住抱頭痛哭起來。

當會審公廨為完成程序準備審理“民籲”案，松岡跳出來橫加干涉，並暗中讓蔡乃煌再施壓：“事固屬清國之自主權，本官未便予以干涉，但為兩國邦交計，望能對此採取斷然措施。至12月28日，日方指控《民籲日報》相繼發表的《外交回顧之惋嘆》、《國民之自覺》、《利益均沾之餘焰復興》、《滿洲痛史之鱗爪》、《伊藤怪物之行蹤》、《野心家走滿之警告》、《外交危機之愈迫》、《滿洲風雲日急》等六十餘篇稿件“為排日之證據”，沒有進行辯論，會審公廨就宣佈了“案奉道憲扎開”的判決文，判令“該報永遠停止出版”、“機器不準作印刷報張之用”。對退隱二線的于右任，會審公解無法直接處罰，便將他“逐出租界”儘管處境堪慮，但于右任想到報館被封之日，有人忿忿不平地懸“弔詞”於門前，晚上“竟有燃香燭痛哭者”，便增添了勇氣，他下定決心今後還要繼續辦報！ ^[3] 

由於租界當局的嚴格限制，于右任無法再次“移花接木”，他奔波了大半年才又辦起《民立報》，報名暗寓立定腳跟作民喉舌、繼續呼籲之意。

《民立報》於1910年10月11日在上海創刊，仍為日報，每天出版對開三大張，報館依然設於望平街（後遷到三茅閣橋堍，今延安東路、紫金路口）。此時，原先在上海道台交椅上頤指氣使的蔡乃煌已落職離滬，《民立報》由於右任擔任社長，宋教仁，呂志伊、範光啓、章士釗等先後當主筆。

在發刊詞中，于右任把《民立報》比作“植立於風霜之表”，“經秋而彌茂”的“晚節黃花”。該報內容分“論説”、“批評”、“紀事”、“雜錄”、“圖畫”等，新聞報道的版面較多。該報將矛頭直指清廷，斥之為“倒行逆施之政府”；對鎮壓革命的封建官僚進行鞭撻，指其為“民賊”；詳細報道黃花崗起義和各地保路、抗捐鬥爭，讚揚革命黨人堅毅勇敢。當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其報館立即成為革命黨人的通訊聯絡機關。

《民立報》每期發行量曾達兩萬多份，運銷到許多地方。當時，毛澤東也閲讀過該報，據美國記者斯諾的《西行漫記》記述，後來這位偉人在陝北窯洞裏談及：“在長沙，我第一次看到報紙《民立報》，那是份民族革命的報紙，刊載着一個叫黃興的湖南人領導的廣州反清起義和七十二烈士殉難的消息。我深受這篇報道的感動，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這份報紙是于右任主編的，他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個有名的領導人。”由此可見，該報社會影響非常之大。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民立報》首先進行報道，隨即專門開闢“武昌革命大風暴”專欄，以整版篇幅介紹起義進展情況。孫中山從海外回到上海，親自為《民立報》寫下“戮力同心”的題詞，勉勵其保持鬥志，呼籲革命黨人始終團結一致。

翌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于右任被任命為交通部次長，仍兼《民立報》社長。袁世凱竊國，于右任辭職返滬，繼續主持《民立報》。在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民立報》也是重要輿論陣地。“二次革命”失敗後，《民立報》於1913年9月4日被強令停刊。當時，袁世凱以北京總檢察廳名義通緝革命黨主要成員，于右任也上了黑名單，隨時有可能遭遇不測，他不得不暫避海外。

《民呼日報》、《民籲日報》和《民立報》被稱作“豎三民”，不少人以為源於它們三個帶“民”字的報頭，均豎排在首版右上角：其實，這主要是因它們同為于右任一人所發起創辦，形式上雖然是三份報紙，而實際可算一家日報的兩次再版（與此相對應，同盟會後期在上海的報紙《民權報》、《中華民報》和《民國新聞》，因各有主持人，又同時期創幹刊，猶如兄弟並立，被人們稱作“橫三民”）。在近現代，像于右任這樣不畏艱難地按既定宗旨連續籌辦多份日報的情形是不多見的。 ^[3] 

“豎三民”以“喚起國民責任心”、“造成國心正當的言論”為宗旨，後隨着革命形勢的發展，言論趨向激烈。它揭露清府及其官僚的種種罪行，斥責它是“冥頑不仁”、“倒行逆施”的改府，支持各地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和上海各界人士的反滿運動，詳細報道黃花崗起義和爺地革命黨人的鬥爭，人力宣傳革命必勝清廷必亡，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日銷兩萬多份，是當時國內發行數字最高的一家革命報紙。

《民立報》不僅是革命派在國內影響最大的宣傳機關，它還做為東道主，接待着各地前來上海聯絡工作、通報消息、接運彈藥的革命黨人，成為革命黨的聯絡機關。 ^[5] 

1911年春，青年毛澤東在長沙考入湘鄉駐省中學讀書時，平生第一次看到的報紙就是《民立報》，就是這份報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36年，他在保安對美國記者斯諾説：“我成了一個好讀報紙的人。……我還發現《民立報》充滿了激動人心的材料”。

1911年8月間，毛澤東就注意到了報紙上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他對斯諾説：“當時鼓吹革命的報刊中有《民立報》，它經常討論‘社會主義’，我就是從這裏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我也同其他同學討論社會主義。”可以説，《民立報》使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要改變，他從那裏瞭解了廣州起義，瞭解了孫中山及同盟會的綱領，瞭解了“三民主義”，正是《民立報》的影響，使毛澤東開始拋棄康有為、梁啓超的改良主義立場，轉向了孫中山、黃興革命派的立場。1919年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文章，也提到了宋教仁。可見《民立報》關於“社會主義”的討論，對毛澤東的影響是深刻的。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