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葆貞

謝葆貞1911年5月11日出生在西安。父親是一位教書先生，後來去一家雜貨店當店員，因當時像她這種有文化的人不多，所以店主又讓管理帳目。母親魯氏，是西安農村的大户人家的女兒，生養了謝葆貞兄弟姐妹5個謝葆貞排行老三，她頭上有1個哥哥和1個姐姐，腳下有個妹妹和一個弟弟。

後來因社會動盪，生計艱難，僅靠父親微薄的收人實在難以維持全家生活，哥哥謝庭榮被迫過繼給了三叔謝贏初。1925年，謝葆貞14歲時，父親在貧病交加中不幸辭世。這對於生活本來就十分困難的家庭來説，無疑是雪上加霜。體弱的母親拖着4個兒女，實在難以維護生計，曾有一時期不得不帶着兒女到長安縣曲江池投靠親戚。父親在時，儘管貧困渡日，但他作為一個有知識的人，深知文化知識的重要，強行掙扎着把兒女送去讀書，謝葆貞因此得以在西安女子模範學校唸書。父親去世，母親獨木難支，謝葆貞被迫綴學了。自幼聰明好學的謝葆貞並不因此放棄學業，她在幫着母親支撐家庭的同時，仍堅持自學。

謝葆貞在西安女子模範學校讀書時，不但學習刻苦，成績一直居前，而且還積極參加各種愛國活動。1924年1月下旬，孫中山在廣州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中共方面有毛澤東、林伯渠、李大釗、瞿秋白等10多人蔘加，有3人被選人中央執行委員，7人被選為後補委員，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新三民主義思想指導下，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廣東政府組成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全國各地掀起了革命高潮。西安和全國一樣，羣眾革命熱情高漲。在西安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發動和組織羣眾支持北伐革命戰爭。謝葆貞在學校中共黨組織的關懷和影響下，積極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她和同學們一起走上街頭，到處演講、遊行、喊口號宣傳革命，號召羣眾支持革命，打倒軍閥。在這些社會革命活動中，謝葆貞的思想和對真理的認識有了一個飛躍。

1926年，軍閥吳佩孚的爪牙劉鎮華以10萬之眾人陝，妄圖消滅陝西革命勢力，並以7萬兵力圍困西安，企圖壓迫城內國民軍李虎臣（雲龍）部開城投降，李虎臣的國民軍守城部隊不過4千多人，在此緊要關頭，楊虎城毅然冒着深人孤城的兵家大忌，率自己的部隊5千多人進人西安，協助守城。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二虎守西安”。在西安被困的8個月中，城內缺糧缺水，不但守軍困難，城內羣眾更是生活在極度艱難之中。但在西安城內的共產黨人的領導下，西安的社會主義青年團、婦女協會等革命進步組織十分活躍，在他們的發動、宣傳、組織下，西安城內秩序井然，人們紛紛盡其所有支持守城的國民軍。這時已隨母親從曲江池回到西安的謝葆貞在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仍奮不顧身地投身到革命宣傳活動中去，她和同學方鑑照、彭淑貞等組織了歌詠隊、演出隊，和大家一起去慰問守城將士，發動羣眾捐錢捐物支援守軍。她在革命的洪流中經受了鍛鍊，不斷成長。由於她的積極和努力，能吃苦耐勞，思想進步，這年，她參加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8個多月的苦難過去了，劉鎮華兵敗退走，西安解圍。在西安守城戰鬥中，楊虎城部隊的英勇作戰和與民共患難的精神深得謝葆貞和西安民眾的愛戴，她對英勇頑強的楊虎城更是十分敬仰。

1927年2月，中共陝西地下黨人魏野疇等人用國民黨西北政治分會的名義在西安創辦了“中山學院”。謝葆貞經“婦女協會”推薦進人“中山學院婦女運動班”學習。在婦女運動班，她系統地學習了革命隊伍理論，對中國革命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她決心投身到革命隊伍中去，進一步尋求真理，為中國革命而鬥爭，做一名真正的革命戰士，不久，機會來了。

西安解圍後，馮玉祥的國民軍聯軍人駐陝西，楊虎城的部隊編為國民軍第十路軍，楊虎城任第十路軍總司令。1927年2月，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二集團軍準備出師東征，策應廣東北伐軍，在西安招收女兵隨軍東進，謝葆貞毅然在學校報名參加，這年，她才16歲。

謝葆貞報名從軍的事被家裏知道了，母親對小小年紀的女兒去當兵，開始不同意，那個年代就是男人去當兵家裏都很難同意，何況一個初識世事的女孩子。謝葆貞為了實現自己的願望，再三勸説和央求母親。母親並不是一個頑固的人，她不想讓女兒去是出於疼愛和捨不得。但她知道女兒要作的事和選擇是不會錯的，加上她見女兒決心已定，要留也難以留住，只好答應了。母親向學校表明同意女兒去當兵後，謝葆貞被部隊錄取了。她高興地抱着母親，感謝母親對她的支持和理解。她剪掉了自己一直心愛的長頭髮，作好了隨軍出征的準備。

女兒要走了，母親把一隻碗和一雙筷子交給帶領這批女兵的原女子模範學校校長秦德軍，對秦德軍説女兒就交給你了……

從此，謝葆貞從一個特快追求進步的青年成為了一名革命軍中女戰士，開始了她的新的人生。

謝葆貞參軍後，被編在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二集團軍總政治部前線工作團。開始時因她在女兵中年齡最小，部隊怕她到前線吃不下苦，但她堅決要求參加前線工作團，為此她曾多次找到政治部的領導，義哭又鬧，非參加不可，政治部領導見她年齡雖小，決心卻大，最後同意了她的要求。

前線工作團的團長是共產黨員宣俠父。宣俠父是浙江諸暨人，1923年在杭州加人社會主義青年團，後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被組織上派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時任國民軍第二集團軍前敵指揮部政治處處長兼前線工作團團長。

1927年5月國民軍第二集團軍東征進人河南後，即與直魯聯軍交戰，戰鬥打得十分激烈。謝葆貞隨着部隊一路行軍。工作團的女兵們不但要到前線慰問演出、唱歌、演講鼓勵士氣，有時還充當護士看護傷員。謝葆貞在工作團雖然年齡最小，但她卻能吃苦，工作很能幹，同時又十分勇敢，在炮火連天的前線她從不畏懼，在這戰鬥的環境裏，她不但很好地完成了工作團的工作任務，還學會了騎馬打槍，成了一名真正的戰士。

由於她的突出表現，受到部隊官兵的好評和稱讚。在宣俠父等共產黨人幫助下，思想進步很快。這年，她在宣俠父領導的工作團裏的中共秘密組織的幫助下，光榮地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中共秘密黨員。

第二集團軍東征遇挫，楊虎城的部隊此時已改稱國民軍第十軍，駐河南省的馬牧集。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叛變革命，發動了舉世驚駭的“4.12”事變，大肆捕殺共產黨人。馮玉祥也配合蔣介石，清除軍中中共黨員。楊虎城在20年代駐榆林時就結識了共產黨人魏野疇等，對共產黨深有好感，一直和共產黨人保持着友好關係。所以他堅決拒絕了馮玉祥的“清黨”命令，不但把他的部隊中的共產黨人保護起來，還接納了許多在其他地方不能立足的共產黨人。這時，楊虎城多年的老友共產黨人魏野疇處境危險，楊虎城立即邀請他來軍中，一則可以使他脱離危險，二則可以幫助自己。1927年10月，魏野疇應邀來到楊虎城軍中，擔任第十軍政治處處長。繼後，南漢宸、蔣聽松等一些楊虎城的共產黨老朋友也紛紛來到軍中，楊虎城均委以重任。

這些共產黨的骨幹人員的到來，在幫助楊虎城堅定革命信念和協助治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們整頓了黨在第十軍中的基層組織，建立了第十軍中黨的軍事委員會，不久又建立了中共皖北特委，歸中共河南省委領導。

任第十軍政治處處長的魏野疇在得到楊虎城同意後，從第二集團軍吸收一些進步青年到第十軍政治處工作，謝葆貞和陸子素、王素文3個女戰士和其他幾個青年被選人第十軍政治處。謝葆貞先被安排在政治處宣傳科。由於她工作紮實能幹，又天性活潑，得到大家愛戴，後調任政治處宣傳隊隊長。

不久，謝葆貞率宣傳隊隨軍移駐太和修整，途經雙浮集，謝葆貞帶的宣傳隊和當地羣眾組織舉辦了一場聯歡演出，宣傳隊的節目深受羣眾喜愛。部隊到太和縣城不久，雙浮集的羣眾義委派一個叫張春光的青年來政治處聯繫，要求宣傳隊再次去雙浮集演出。魏野疇在徵得謝葆貞同意後，由軍部派馬車把宣傳隊送到雙浮集，再次為羣眾演出，加深了部隊與當地百姓的感情。後來，張春光在謝葆貞影響下，提出人黨要求，經謝葆貞介紹加人了中國共產黨，投身革命。

中共皖北特委為了擴大革命影響，除在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民運工作隊、宣傳隊等組織去宣傳發動羣眾外，還派了一批黨、團員到太和農村進行革命宣傳活動。謝葆貞被派到太和縣開展婦女工作。

1927年11月，太和縣在皖北特委和太和縣委領導下成立了太和縣婦女聯合會，謝葆貞被推選為主任。

婦女聯合會成立後，謝葆貞曾兩次在婦女聯合會全體會議上作報告，號召婦女放足剪髮，破除封建陳規陋習，反虐待、反納妾、反包辦婚姻。婦女聯合會還設立了一所貧民女校，吸收青年婦女進校識字、學文化，以拓寬視野，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號召婦女自己解放自己。她還邀請太和縣委書記蔣聽松等到貧民女校講課宣傳革命真理，宣傳婦女解放。同時培訓了一批婦女工作骨幹，使整個太和縣的婦女工作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謝葆貞從1927年秋到1928年春半年多的時問裏，在太和主持婦女聯合會的工作，帶領廣大婦女衝破幾千年封建枷鎖，走出家門，走上社會；讓婦女有讀書識字的機會，培養了一批革命骨幹，她自己在太和也成了一個家喻户曉的人物。住在太和的楊虎城被工作出色，聰明能幹又年輕漂亮，年僅16歲的這個女孩子吸引住了，通過多次接觸，楊虎城對她逐漸產生了愛慕之心。而謝葆貞在西安圍城時對於年輕有為，英勇果斷指揮千軍萬馬馳騁疆場的將軍也十分敬仰和欽佩，經參議員匡厚生牽線搭撟，兩人有了更多接觸與交談的機會，感情日益加深。但從二人身份上講，仍存在有待填0的溝渠，楊虎城雖説長期與共產黨人友好相處，但他加人共產黨的要求沒有得到河南省委同意，仍然是一位國民黨軍隊的將軍。謝葆貞是中共黨員，如果和一個國民黨軍隊的將軍結婚，中共會同意、能批准嗎?何況當時離“4.12”事變不久，正是國民黨向共產黨大開殺戒的時期，這可能嗎?楊虎城為此事發愁，他多次找到魏野疇、南漢宸講自己的對謝葆貞的愛慕之情和自己的擔心顧慮，問魏野疇、南漢宸該怎麼辦。南漢宸和魏野疇召集皖北特委研究，認為楊虎城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他一直堅持革命真理，和共產黨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特別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他不但拒絕馮玉祥逮捕屠殺共產黨員的命令，而且還把共產黨員保護起來，是一個信得過、靠得住的朋友。如果他和共產黨員謝葆貞結婚，將有利於堅定楊虎城的革命信念和更加有利於黨的工作開展。特委研究決定後報經河南省委批准，同意謝葆貞和楊虎城結婚。

1928年春節前夕，他們在軍部所在地的教堂裏舉行了婚禮。在戰爭時期的軍旅之中，不可能搞大的排場和繁雜的禮儀，婚禮非常簡單。婦女聯合會的張秀珍送給謝葆貞一副枕套，上面繡着南漢宸書寫的“與子偕老，伴我同年”八個字。去喝喜酒的都是第十軍的高級將領和軍部幕僚。魏野疇、南漢宸等中共要人自然也在其中。婚禮上有人問：“楊將軍！為什麼愛上小謝？”楊虎城坦率地回答説：“因為她思想進步，結了婚可以直接幫助我。”婚禮上，楊虎城向謝葆貞表示他會一輩子愛她，和她白頭偕老。謝葆貞説：“我不要你山盟海誓，只要你革命就行。”楊虎城高興地舉杯説:“好！為了革命到底，白頭到老，大家共同乾杯！”

他們都忠實地實踐了自己的誓言，在後來的二十年中，他們始終堅定革命信念，風雨同舟，相依相伴，直到走完他們艱苦的人生旅程，共眠在西北的黃土之中。

謝葆貞和楊虎城結婚後，並沒有心安理得去當“官太太”，享清福。她仍是一名戰士，堅持在太和縣婦女聯合會和第十軍政治處宣傳隊的工作崗位上。楊虎城也對她給予了極大的支持和理解。就在她們結婚的第二天，太和縣沙河西岸有一個童養媳因不堪公婆虐待投河自盡，幸發現及時被人救起，當地兩名婦女來向婦女聯合會報告，她們來到謝葆貞住處時，聽説謝主任昨日新婚，感到不好打攪，打算另找婦聯別的同志，正準備離去時，謝葆貞出來了。把她們請進家裏，問明事情原委後，立即帶了幾個女學生趕到沙河西岸，嚴歷批評了童養媳的公婆，並責令他們立下今後不再虐待童養媳的保證書。這事在當地產生很大影響，許多過去兇狠的公婆不敢虐待媳婦了，一些受委屈、受迫害的婦女把婦聯當作“孃家”，有事就來找婦聯作主。謝葆貞的工作更忙了，但她總是任勞任怨，毫無一點將軍夫人的架子。深得太和縣婦女的愛戴。

1927年冬，皖北特委準備舉行武裝暴動，魏野疇等多次與楊虎城磋商。楊虎城分析了當時皖北的處境和四周的反動武裝力量太強，如貿然暴動，成功可能性極小，如果暴動失敗，革命力量的損失將是十分慘重的。但皖北特委在當時盲動思想支配下，堅持要舉行暴動。楊虎城非常為難，同意吧，他不願意看到將來革命力量遭慘重的損失，不同意吧，義可能和魏野疇等共產黨人長期的友好合作出現裂痕，1928年4月南京反共大同盟的韓振聲又來催促楊虎城“清黨”，無奈之下，楊虎城作出暫時離開軍隊，不影響魏野疇們暴動計劃的選擇。他決定帶着謝葆貞去日本休養。

謝葆貞不得不離開她工作的太和縣婦女聯合會，隨楊虎城外出。好在經她培養的一批婦女工作骨幹完全能獨立挑起太和的婦女工作。出國前她們在南京逗留期間，得到皖北特委領導的“4.19”皖北劉集暴動失敗，魏野疇在暴動中不幸犧牲的消息，謝葆貞在太和時培養的革命骨幹周庭芝、張淑貞、劉桂、李華亭、陳淑貞等都參加了暴動，有的在暴動中為革命捐軀了。謝葆貞為死難的戰友悲傷，楊虎城也為自己當初預料到但不願看到的結果，特別是失去魏野疇這位老友而憂傷。這段時間，他們夫妻的情緒都很低沉。唯一稍令人心慰的是老友南漢宸暴動失敗後，在孫蔚如的保護下得以安全離境。

1928年4月底，謝葆貞隨楊虎城從上海啓程東渡日本。在日本，她經常和留日進步學生會談，還常和女友共產黨員楊玉珊等討論國際國內形勢，並向在日本的沈雁冰（茅盾）、秦德軍等請教，她利用這難得的時間加緊文化的深造，學到許多國內學不到的東西，進一步開拓了視野。

1928年11月16日，謝葆貞隨楊虎城回到上海，隨即回到已轉移到山東臨沂的軍中。

回到部隊後，謝葆貞協助部隊做隨軍家屬工作。戰爭時期，部隊隨時移動，如果隨軍家屬的安置、轉移、住地安排等工作不到位，將會加重將士作戰時心理負擔，成為部隊的累贅而影響戰鬥力，是一樁十分重要而又繁雜的工作。謝葆貞主動挑起了這付擔子，為部隊分憂。為了解決隨軍子女人學問題，她還在軍中創辦了學校，解除了前方將士的後顧之憂。

1930年4月，第十軍改為第十七路軍，楊虎城率部回陝西。這年，謝葆貞的兒子楊拯中出生了。因部隊行軍迅速，家屬不能同行，謝葆貞1930年10月底才帶着幼小的兒子回到西安。

楊虎城回到西安後，除任十七路軍總指揮外，還被任命為陝西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主政西安，謝葆貞成了顯赫一時的陝西省主席夫人，開始了她新的政治生涯。

這時的謝葆貞處在一種十分複雜而又必須去面對的政治環境中，一方面她作為陝西省主席夫人，必然要應對一些官場中必不可少的應酬、接待，各種勢力想通過她去產生對楊虎城的影響，也有新朋故舊想從她這裏走後門託她在楊虎城面前弄個一官半職，各種人情關係繁雜；而另一方面，她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保持一個共產黨員的高貴節操，隨時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去完成黨組織交給的各項任務。特別重要的是要隨時警惕各種反動腐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對楊虎城的侵蝕拉攏。在這種複雜的漩渦中，不但她自己要保持頭腦清醒，還必須時時讓楊虎城也堅定革命信念。這些對於一個年僅20來歲的女性來説，是夠難的了。但她始終堅持以堅韌不撥的精神，努力去做好十七路軍聯合共產黨，堅持抗日主張的工作。在極度繁忙之中，她仍不忘培訓革命力量和提高自己的文化素養。她在西安北大街創辦了一所培訓學校，吸收進步青年進校學習，聘請了亢心栽、武伯倫等進步人士到學校上課，在上文化課的同時，為青年們講解革命道理，探討國際國內形勢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等。她自己也常到學校聽講。她還經常到西安通濟坊去學習俄語，請了專門教師教她英語。謝葆貞這期間進步很快，文化素養有很大提高。她學這些，絕不是為了裝門面，而是她在這特殊政治環境中要和一些高層人物接觸而必須具有的。

1933年，蔣介石為削弱楊虎城的勢力，免去了楊虎城陝西省主席職務，只保留軍職，委派邵力子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在當時全國政令並不完全實質上的統一，各地軍政勢力相對獨立的形勢下，蔣介石這一手是很厲害的。如果軍、政發生矛盾，對削弱一方勢力是必然的，把軍、政分開，那麼地方財權、兵源等勢必握在政府手中，軍隊就難以主動發展，而且軍隊有些行動還得聽從於政府。楊虎城清楚這些，謝葆貞也深知如果處理不好軍、政關係，説白了即楊虎城和邵力子的關係，那麼今後就可能出現陝西混亂,楊虎城在軍事上也將被束縛手腳，這對堅持與共產黨合作,堅持抗日的事業無疑是有影響的。為了避免出現親者痛,仇者快的局面，粉碎蔣介石的陰謀，除楊虎城和邵力子友好交往外，謝葆貞也從中出了不少力，做了不少的工作。她主動熱情地關心接觸邵力子夫人傅學文，經常請傅學文來家裏做客，請他吃西安風味小吃,和他談論國事，家事。傅學文也是一位知識女性，而且思想開明進步，他和謝葆貞交往中深為這位談吐高雅，深明大意。知識廣泛的楊夫人所打動，很快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這無疑對陝西的軍、政團結有着非常積極的作用。

東北軍人陝後，如果十七路軍和東北軍發生矛盾衝突，陝西必將大亂；如果張、楊聯手按蔣介石旨意去剿紅軍，則有可能出現三敗俱傷的不幸局面，正中了蔣介石“一石三鳥”的詭計。所以既要和東北軍友好相處，又要讓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一樣與共產黨保持合作關係，這對當時陝西局勢是十分重要的。楊虎城在處理這些問題上得到了謝葆貞極大的幫助。她一方面在和張學良夫人於風至及對張學良極為重要，能對張學良產生極大影響的女友趙一狄"趙四小姐)始終保持着親密的關係的同時，積極地去關心從東北流亡西北的東北子弟，千方百計幫助張夫人安排好這些東北子弟的生活、出路，使他們沒有流落異鄉、寄人籬下之感。

邵力子夫人向來熱衷於婦幼保健事業，在謝葆貞幫助下在西安辦起了一座助產學校，培養新型助產士，推廣科學生育。謝葆貞又四方奔走籌資，在東北軍中辦起一所東望小學，解決了東北軍將士子女人學問題。她的這些努力和作為，使傅學文、于鳳至、趙一荻她們非常感動，友情日深。一時間謝葆貞、傅學文、于鳳至、趙一荻成為西安乃至整個陝西為人們所稱道的“女中四傑”。謝葆貞的這些所作所為，對幫助楊虎城團結東北軍，穩定西北軍政局勢、堅持與共產黨合作抗日等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她成為了楊虎城有力的助手。

華北事變，中華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全國抗日潮流風起雲湧。謝葆貞並不因為自己身份顯赫而有所顧忌，而是以滿腔熱情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她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影響，去組織領導陝西婦女救國羣眾團體，1936年西安成立了“西北各界婦女救國聯合委員會”，謝葆貞被推選為會長，在她的主持和領導下，婦委會經常召開各種婦女界的座談會，舉辦婦女培訓班培養婦女工作骨幹，提高婦女的政治覺悟，動員廣大婦女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謝葆貞在廣泛開展婦女救亡運動的同時，為了穩定軍心，讓軍隊在前方打仗時將士們無後顧之憂，謝葆貞還十分注重做好十七路軍將士家屬的工作，她經常召集家屬們開會談心，瞭解她們及子女有什麼困難，幫助她們解決生活中的問題，向她們講抗日救亡的形勢，號召她們和東北軍家屬團結起來，共同支持在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們努力殺敵，為民族生存而戰。1936年11月，綏遠軍民在紅格爾圖大敗日軍，極大地鼓舞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決心和鬥志。中共西北特委領導下的西安抗日救國團體、羣眾組織和愛國人士發起了為綏遠抗日將士募捐的活動，謝葆貞立即組織了十七路軍家屬募捐分團，上街宣傳抗日，開展募捐，短短兩天內就募集到捐款達7739元，全部匯到綏遠去為前方抗日將士購買禦寒皮衣。

蔣介石欲以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剿共而達到在戰爭中既消滅紅軍又消滅張、楊兩軍的陰謀，因張、楊兩將軍暗中與中共合作，堅持抗戰而未能得逞。1936年12月4日，蔣介石親飛西安，監督張、楊兩軍“剿共”，同時佈置了強大兵力，妄圖一舉消滅陝北紅軍。張、楊兩將軍多次苦勸蔣介石，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但蔣介石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立場，一意孤行，堅決拒絕了張、楊的勸説。為了民族的生存，為了抗日救國大業，張、楊兩將軍被迫於12月12日發動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時稱“雙12”事變)。

“西安事變”爆發後，謝葆貞始終堅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場，支持楊虎城的愛國行動和和平解決“事變”，逼蔣介石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的主張。

“事變”發生後兩天，12月14日，謝葆貞在西安東望小學召開了有東北軍、十七路軍家屬及知識界名人蔘加的“西安各界婦女後援會”籌備會議。謝葆貞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揚溢的講話，表示堅決支持張、楊的行動和主張，堅決做東北軍和十七路的後盾。會議決定由謝葆貞主持籌備工作，同時決定成立宣傳、救護等組織，12月17日，西安的《解放日報》發表了《楊主任夫人等發起推動婦女救國工作》的消息，在西安民眾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2月16日，“西安婦女救國後援會”正式成立。謝葆貞在成立大會上作了關於籌備經過及後援會成立的意義和宗旨的講話。會後，後援會在謝葆貞領導下立即開展了組織宣傳隊、慰問團到民眾中、到軍隊中去宣傳“西安事變”的重大意義，慰問前方抗日將士、慰問被釋放的女政治犯等行動，對在“西安事變”期問西安的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12月下旬，西安人力車伕在西安革命公園舉行“西安人力車伕救國會”成立大會。在舊社會人力車伕是最受人瞧不起的，他們社會地位低下，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一羣人。但謝葆貞一點也不歧視他們，反而同情他們。她親自出席了“人力車伕救國會”成立大會，並在會上發表講話，充分肯定了人力車伕們的愛國行動，表示堅決支持他們愛國行為，還向他們講了“西安事變”的革命意義和張、楊的主張，同時對他們提高自己社會地位的要求表示支持，主張不分貴賤，人人平等。謝葆貞充滿激情的講話使到會的3000多人力車伕們情緒高漲，會後還高呼抗日救國、支持張、楊的口號上街遊行。

當時西安是全國各地進步青年投奔延安的必經要道。在西安事變前夕，有一批進步青年來到西安，準備去延安，但因“西安事變”前的軍事移動而暫時無法去延安。又有一批從北平來的200多投奔延安的青年在途中聽説“西安事變”爆發，一些返回北平，—些被馮欽哉部扣押，這些被馮部扣押的青年設法逃出來後到了西安，最後由謝葆貞設法把他們全部送去了延安。

“西安事變”在以周恩來的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和張、楊的共同努力下得以和7解決。但蔣介石回到南京後背信棄義，在扣押了張學良後，又逼楊虎城辭去十七路軍總指揮和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職務，令其“出國考察”。

謝葆貞把幼小的4個女兒拯美、拯英、拯漢、拯陸託付給母親，於1937年6月29日帶着兒子拯中隨楊虎城出國考察。她隨楊虎城經日本先後到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奧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比利時等國，回來時又途經越南、新加坡。歷時5個多月。每到一處，楊虎城都要對當地華人華僑發表宣傳抗日救亡的講話，號召各國華人華僑行動起來，支持祖國的抗戰事業。這期間，她除了照顧好楊虎城的生活外，還積極陪同楊虎城出席各地華人華僑為楊虎城的到來而舉辦的歡迎會和集會。她的高貴氣質和大家閨範風度深受華人華僑的讚許。

“七·七”事變，全面抗戰爆發，楊虎城多次電告蔣介石要求回國抗戰，均遭拒絕。曾打算以訪蘇為名，從蘇聯借道回到西北，仍率軍聯合共產黨抗日，但蘇聯拒絕簽證，只好選擇海路回國。雖然謝葆貞也意識到楊虎城抗命回國可能會有危險，但她考慮抗日救國大業，還是支持了楊虎城回國的打算。1937年9月29日，從法國馬賽乘法輪“哲利波”號回國，11月26日抵達香港。在香港受到十七路軍部下王菊人、王根僧、王推之及香港各界人士隆重歡迎。11月30日上午，楊虎城在部下王根僧陪同下飛南昌去見蔣介石。謝葆貞於12月2日在王菊人等陪同下攜兒子拯中返回西安。

謝葆貞回到西安後，先去看了母親和留在西安幾月不見的4個女兒後，又拜訪了一些老友。這時她一心一意等楊虎城快點回來，重振軍威，率部抗日。但是，她的殷切期望落空了，從南昌傳來消息，楊虎城先飛到長沙，在戴笠陪同下去南昌見蔣介石，但這一切只是個騙局和陷阱，蔣介石根本不在南昌。在南昌等他的是特務中校李家傑帶領的30多名便衣特務。楊虎城一到南昌即被扣押，失去了自由。

消息傳來，十七路軍上下極其悲憤，謝葆貞更是如遭晴天霹雷。她知道，楊虎城一時間是難脱虎口了。她不能讓他一人在南昌受苦，她必須回到楊虎城身邊去。身邊人和親友勸她不要去，此去必然凶多吉少，楊虎城一個大男人能頂得住，可你一個女人恐怕就難以承受那種苦難了。可是謝葆貞決心已下，她説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和楊虎城一塊跳，死也要死在一起。她義無反顧地把4個小女兒託付給母親，作好了去南昌的準備。

十七路軍的將領們聽説謝葆貞要去陪楊虎城，十分敬佩。楊虎城的副官閻繼明和待衞張醒民表示要護送謝葆貞去，並留在那裏照顧楊將軍，謝葆貞十分感謝他們的深情，答應讓他們一起去。

1938年1月13日，十七路軍將士在蓮湖飯店設宴為謝葆貞餞行，大家心情都十分沉重，根本吃不下東西，將士們再三請謝葆貞轉告楊將軍，千萬保重身體，十七路軍全體將士等他回來率領我們抗日。謝葆貞對他們的關心和熱情一一答謝後，請他們放心，楊將軍是一定會回來的。

14日上午，謝葆貞在閻繼明、張醒民陪同下帶着兒子拯中離開西安去南昌。途經武漢時，謝葆貞去拜訪了隨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漢的邵力子、傅學文夫婦。傅學文夫婦知道謝葆貞要去南昌陪楊虎城，非常吃驚，勸謝葆貞最好別去，你一個20多歲的女人帶着幼小的兒子去跟軍統特務打交道，這不是明明往火坑裏跳嗎？楊將軍已落人虎口，還要搭進去幾個嗎?但謝葆貞毫不動搖地説從感情上講我和楊虎城誰也離不開誰，他現在身落陷阱，我不去陪伴他、照料他，分擔他的痛苦，還能有誰呢？

謝葆貞風塵僕僕地到了南昌，但她沒能見到楊虎城，卻被戴笠派的特務把她們監禁起來。身陷囹圄，又見不到楊虎城，甚至一點消息也得不到，楊虎城現在在哪裏，身體還行嗎，到底是生是死?她萬分焦急，五內如焚，但又無可奈何。她就在這種痛苦煎熬中苦撐着。

1938年5月，日本飛機轟炸南昌，戴笠經蔣介石同意，把楊虎城從南昌轉送到湖南益陽縣桃花坪臨時監獄'關押從南京新監南遷的政治犯，這批人後來轉人息烽集中營)不遠處的羅坪村胡家大屋民房關押。7月，謝葆貞才見到了日思夜想，魂牽夢繞的楊虎城，楊虎城也這時才知道謝葆貞和兒子也落人虎口了。閻繼明和張醒明兩個俠肝義膽的忠實部下沒見到楊虎城，即被投人軍統桃花坪臨時監獄，後又隨監南遷到息烽集中營。（閻、張二人何時被和謝葆貞分開的，目前無可靠資料説明。但自楊虎城一家南遷到息烽，再無資料提到有他二人隨行，他二人在離開西安時給楊虎城買的一件皮衣，一直帶在身邊，直到1943年才經周養浩同意，派人送到玄天洞交給楊虎城，所以他們二人應該是在到桃花坪時被分開的)這期間，戴笠在常德警備司令唐生明陪同下來“探望”楊虎城一家，實際是來檢查和加強對楊虎城一家的監管防備。這時，警戒楊虎城一家三口的內圍有30多名便衣特務隊，外圍有憲兵隊30多人，真可謂警衞森嚴。

隨着抗日戰爭形勢的急轉直下，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長沙危急，日機轟炸益陽兵工廠，桃花坪天天警報。9月中旬，謝葆貞隨楊虎城在特務隊和憲兵押送下朝貴州轉移。車隊9月底到達貴陽，謝葆貞一家被關在貴陽南明警察局第五分局內。10月5日，謝葆貞和楊虎城、楊拯中被押上車，中午11時許到達息烽，先被關押在息烽集中營內靠南的一棟徵用來的民房內。1939年夏初，戴笠來視察息烽集中營時，認為楊虎城一家所關處離公路太近，不安全，再則楊虎城目標太大，不宜和其他政治犯同關在一起，於是決定另選址，單獨關押。在息烽縣縣長、軍統少將鄧匡元的協助下，選中了距息烽縣城8公里(小路約5公里)的玄天洞作楊虎城一家囚禁處。

玄天洞是息烽境內南望山脈中段的一個天然巖洞，四周林木繁茂，地勢十分隱蔽。洞內有廟房數十間，軍統把廟內道士趕走，在四周山上修了碉堡，謝葆貞一家便被押送到這深山古剎中關押。

謝葆貞和楊虎城被送去玄天洞後，一家人被囚禁在洞內緊挨着右廂房的一棟木房內，木房四列二間，屋面因洞內無須遮雨而蓋的薄木板。便衣特務隊駐紮右廂房內日夜監管着，左廂房是憲兵隊隊部，憲兵隊士兵駐紮在山下的踏腳寺，控制着到洞口的小路，軍統又增派了特務二團一個連駐紮四個山頭的碉堡內，完全控制了以玄天洞為中心半徑5公里的範圍。

息烽是高原氣候，空氣四季濕潤，這對生長在西北風沙乾燥氣候的楊虎城一家是難以適應的。到玄天洞不久，謝葆貞就生病了。精神上的壓力，生活上的艱難和疾病，像三柄利劍在傷害着她們一家的身心。謝葆貞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但她想到如果她倒下了，楊虎城怎麼辦，小拯中更不能沒娘，她硬撐着，堅持活下去。兒子拯中已十來歲了，早過了上學讀書的年齡，本來縣城有小學，軍統又把陽朗小學徵用作軍統駐息機構的子弟的小學，並且由集中營主任親自兼任校長，楊拯中完全可以到這兩所小學去讀書，但軍統怕暴露楊虎城一家被囚玄天洞的秘密，不允許拯中去上學。楊虎城無奈，經多次要求，從貴陽買了一套《萬有文庫》由謝葆貞親自教兒子認字。第二年，謝葆貞有了身孕，妊娠反應和環境的不適應使她身體更不行了，經楊虎城再三要求，軍統當局也看到楊虎城一家關在洞裏實在難以維持長久，萬一有個好歹，“老頭子”面前怕也難以交待，便同意由楊虎城出錢在距玄天洞約300米的新洞修一間房子作自己的囚室。

新洞又名地母洞，洞前有座地母廟。軍統用楊虎城的錢找來木匠就在附近山上砍樹，修建了一棟三列兩間木架房，屋面蓋茅草。謝葆貞搬到新洞木屋後，這裏沒洞內那麼潮濕，能見到陽光，空氣也清新許多，身體狀況有所好轉。1941年，謝葆貞在這裏生下了她們的小女兒，因在貴州出生，取名拯貴。特務二團團長張止戈鑄了一塊銀質“長命鎖”，上面鑄着“楊先生女公子雙月紀念”幾個字，作為賀禮。

拯貴出生後，謝葆貞因身體虛弱，營養又差，沒有奶水餵養拯貴，一天到晚都在哭，一天天痩弱下去，最後連哭聲都低微了。楊虎城心痛萬分，最後經軍統同意從3公里外河坎寨請了位奶媽來餵養小拯貴。奶媽叫吳清珍，是一位勤勞能幹的農婦。她除了餵養拯貴外，還主動承擔了楊虎城一家的家務活，減輕了謝葆貞的勞累。小拯貴一天天長胖了，長大了，給苦難的家庭帶來了些快樂。

謝葆貞的中共黨員身份實際在“西安事變”前後的一系列活動中已被特務機關察覺，礙於她顯赫的身份沒敢對她怎麼樣。謝葆貞在赴南昌途經武漢時，邵力子夫婦也暗示過她的這一層危險，但謝葆貞沒有害怕。她被關到玄天洞後，特務們因為知道她是共產黨員,所以對她十分兇狠，特別是特務隊長李家傑更是經常找岔，無端責難謝葆貞。謝葆貞終於忍無可忍，開始反抗了，她指責和痛罵欺侮她的特務，有一次李家傑在屋外吼罵她，她一下從屋內跑出來站在石坎上居高臨下把便桶潑向李家傑，弄得李家傑一身污臭，十分狼狽。李家傑惱羞成怒，向上面報告説謝葆貞瘋了，精神失常了，必須單獨關押。就這樣，謝葆貞被強行押回玄天洞內關押，和楊虎城分開了。1942年戴笠去玄天洞看楊虎城，楊虎城再三要求撤換李家傑。戴笠見楊虎城一家實在太苦，李家傑也太過分，便把李家傑調走，改派浙江人龔國彥任便衣特務隊長，謝葆貞也獲准搬回新洞木屋與楊虎城生活在一起。

謝葆貞思念遠在西北的母親和女兒，經常給她們寫信，但從來沒有收到過回信。楊虎城告訴她信都被特務收去了，根本沒有郵出去，叫她不要寫了。但她仍堅持給在西北的親人寫信。有一天她叫奶媽吳清珍給她用銅盆燒了一盆水，把剪刀放在水中煮。吳清珍問她：“謝先生，你要做啥子?”她説你別管，我有用處。水煮沸後，她把剪刀撈起來，猛一下剪破手指，在一塊白布上寫血書。她以這種方法來抗議特務們剝奪她給家裏寫信的權力。奶媽嚇壞了，忙給她包上。（從謝葆貞知道把剪刀用水煮沸消毒後，才剪破手指來看，她的精神完全是正常的，根本沒有失常)謝葆貞的身體垮了，但她的思想沒有垮，她依然有着堅強的革命信念，這是她能堅持在極度艱難中活下來的原因之一。有一次她實在病得不行了，幾天吃不下一點東西，連水都不喝，經楊虎城要求，軍統從縣城請來一位中醫給她看病，醫師看過後説，其實藥力對楊夫人作用不大，只要環境好一些，生活自然一些，營養適當一些，有此三條即可康復。楊虎城聽後不覺淚下，這對一般人來説是極其L常的三條，可是對謝葆貞來説，要做到談何容易啊！

1943年深秋，玄天洞已十分寒冷，山上樹木已經落葉，一天，特務帶了一個人來見楊虎城。謝葆貞見來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穿一身極不合身的舊軍裝。來人説他是息烽集中營主任周養浩的勤務兵，名叫杜高富，閻先生和張先生經周主任同意把在離西安時給楊先生買的皮衣交給楊先生，周主任派他送來。謝葆貞才知道閻、張二人被關押在離這裏不遠的地方，她問杜高富閻、張二人可好?杜高富把二人近況告訴了她。她才放心一點。她請杜向閻、張二人轉告楊先生一家都好，請他們放心，總有相見的一天，謝葆貞叫奶媽馬上升火做飯，硬留杜在這裏吃了飯才走。她對這個帶來閻、張二人消息的人十分感激。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了。楊虎城在貴陽印刷的《中央日報》上看到這條消息，欣喜若狂，馬上把報紙遞給謝葆貞，謝葆貞看完後，驚喜萬分，高興得流下了眼淚。抗戰勝利了，中華民族有希望了。她和楊虎城一樣，認為日本投降了，蔣介石應該釋去前嫌，放他們出去了。但是，一直沒有消息，他們又在這希望與失望的煎熬中過了一年。

1946年7月，龔國彥通知楊虎城準備轉移去重慶。楊虎城不知道此時戴笠已死，息烽的特務機關已陸續撤銷或遷去重慶。謝葆貞得知將去重慶，感到有了一線希望，她和奶媽急忙收拾衣物，把一些帶不走的傢俱被子等送給奶媽，作好去重慶的準備。

7月16日上午，謝葆貞抱着5歲的女兒楊拯貴坐一乘滑竿來到息烽縣城，和楊虎城、楊拯中上了早已等侯在那裏的軍用卡車。離開了被囚禁8年的息烽。因謝葆貞在玄天洞這些年已被折磨得十分虛弱，楊拯貴尚需人照料，所以奶媽吳清珍也和她們一家去了重慶。

到了重慶，楊虎城一家被囚禁在磁器口楊家山半山腰一棟小9房內。閻繼明、張醒民也和楊虎城一家關在這裏。這時警戒看守楊虎城一家的已不是便衣特務隊，改由憲兵二十四團三營九連看守。憲兵九連連長閻大鵬除把憲兵佈置在四處要道外，還在楊虎城一家住處四邊設了5個崗日夜監視着，其中有一道崗就設在窗子邊，室內楊虎城一家一舉一動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軍統(時已改為保密局)規定擔任這個崗的憲兵必須把楊虎城一家的生活起居，一言一行記下來，由連部整理後向軍統報告。

謝葆貞初來到重慶時，懷着可能被釋放的希望，到楊家山後，見特務隊被撤走，她更是認為獲釋有期，但不久她就失望了。她發現看守的憲兵比特務隊更嚴，連窗口都布了崗。11月的一天，她在屋裏實在悶得慌，想到門外走走，但還沒出門口便被站崗的憲兵大聲喝斥。謝葆貞明白，要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了，她決心以死相抗。1947年元旦過後不久，她開始絕食，水米不進，任何人也勸不住，幾天後，她已經十分虛弱。毛人鳳接報告後派了幾個特務來強迫她進餐，在遭到強烈拒絕後，特務們強行撬她的嘴灌葡萄糖，還是不行，他們又用鉗子強行夾住她的舌頭，舌頭都被夾出血，仍沒能灌進去。特務們無法，只好向上面報告，不幾天，從成都趕來的特務醫生帶着幾個特務衝進來，把謝葆貞按倒在牀，把手腳捆在牀上，立上鐵架子給謝葆貞強行輸液，然後在她的小腿上注射了一針。謝葆貞痛苦的大喊：“奶媽！快來！她們要害死我。”吳清珍忙跑到她身邊，這個善良的農婦看着謝葆貞在痛苦地掙扎，但她除了落淚又有什麼辦法。這時她見謝葆貞的掙扎慢慢停下來，眼珠也鼓了，知道不好，忙大聲疾呼：“拯中！快點來！你媽要死了！”。特務大聲吼她：“胡説！不許亂喊！”不許拯中進來。過了一會兒，吳清珍用手一摸謝葆貞的鼻息，已經沒了呼吸。她嚇得大叫拯中！你媽大氣都落了！”特務們連忙用被子把謝葆貞蓋住，收拾了藥瓶、鐵架等後匆匆離去了。楊拯中一下衝進來伏在母親身上失聲痛哭媽，你死得好慘啊！”閻繼明、張醒民也趕來了，他們悲痛萬分，停放好謝葆貞遺體。

謝葆貞就這樣含恨離去，作為一個革命戰士，她沒能死在戰場上，卻慘死在特務的毒針下。這天是1947年2月9日，農曆臘月30除夕夜。年僅36歲。她忠實地實現了她和楊虎城結婚時的誓言。

楊虎城含着巨大悲痛，把患難相依，生死與共的妻子在楊家山用木柴火化了，骨灰盒一直放在身邊，長伴着她。1949年2月，他又被轉押貴陽，謝葆貞的骨灰盒也一直帶在身邊。9月6日晚，楊虎城和楊拯中被特務殺害時，拯中懷裏還抱着母親的骨灰盒。特務們把謝葆貞的骨灰盒同楊虎城、楊拯中的遺體一起埋在一個花台內。 ^[1] 

重慶解放後，二野的解放軍戰士奉命尋找到了楊虎城一家三口的遺體和謝葆貞的骨灰盒。

1950年1月16日，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安排，謝葆貞的骨灰和楊虎城靈柩一道由重慶起程送回西安，30日，謝葆貞的靈魂回到了離別十幾年的故土。在受到西安各界隆重追悼後，2月7日，安葬在西安南郊。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