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聖綸

李汝春老師主編的《唐至清代維西史料輯錄》一書中摘錄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履歷引見折》第30卷的記載，“謝聖綸年三十九歲，國子監教習期滿，引見。奉旨，以知縣用。今掣得貴州鎮遠府天柱縣知縣缺。 ^[1]  ”

根據這段記錄，謝聖綸“年三十九歲”時，“國子監教習期滿”，經別人引見，奉旨啓用為知縣，並通過抽籤，補缺擔任了天柱縣知縣。民國《建寧縣誌》記載，謝聖綸“戊辰（1748年）補授貴州天柱知縣。”由於“年三十九歲”是《引見折》記錄的年齡，從“國子監教習期滿，引見”到“補授貴州天柱知縣”中間會有一段時間，加之古人計算年齡以現今所説的虛歲來算，兩者相抵，謝的出生時間應當在1709年（即康熙己丑年）間。民國《建寧縣誌》記載，謝“年六十五卒於家”，根據這條記錄，謝聖綸離世的時間為1773年（即乾隆癸巳年），這時距他離開維西已經十二年了。 ^[1] 

民國《維西縣誌·歷代文武官職表》，將謝聖綸在維西的任職時間列在雍正年間，僅列了姓名。《維西文史資料》（第二輯）《維西通判、知事、縣長名錄》（張關齡整理）一文則根據“翠崖”石刻認定其任職時間起自“乾隆庚辰年”，止於“即25年間”，事實上，乾隆庚辰年即為乾隆25年，估計是在表格製作時的錯漏，文中離任時間並不清楚。根據謝本人在《滇黔志略》中的記載“乾隆丁丑，餘由雲邑抵任維西……，辛巳年春初，餘請養將歸……”，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謝聖綸是在乾隆丁丑年（1757年）因“擢維西通判”從雲南縣抵達維西的，乾隆庚辰年（1760年）他已到任三年。辛巳年（1761年）春初，因祖父去世，他請養還鄉。從“將歸”二字分析，當時，他還沒有離開維西，從“請”到“準”估計還需些時日，因此，他正式離開維西應當是在當年的春夏之交，這與民國《建寧縣誌》記載的“辛巳,詳請終養,三月，丁大父艱歸”是一致的。謝聖綸在維西任職長達四年，算是維西曆任通判中在職時間較長的一位。

根據民國《建寧縣誌》記載，“謝聖綸，字庚言，一字硯溪（《滇黔志略》中又作研溪），均口蓮花坊人，乾隆丙辰恩科副貢，己未考取國子監肄業，庚申教習鑲藍旗，辛酉中式順天鄉試舉人，教習期滿以知縣用。戊辰補授貴州天柱知縣，己巳兼理錦屏縣，辛未攝柳霽縣丞，壬申調雲南雲南縣，甲戌署賓州知州（書中兩次提及”賓州知州“，因賓川州與雲南縣相鄰，這裏的賓州應當是賓川州的簡稱），丁丑擢維西撫夷通判。辛巳，祥請終養，三月，丁大父艱歸。”

據此，謝聖綸1736年在因乾隆皇帝繼位而舉辦的恩科考試中考中副貢， 並於1739年考取國子監學習，1740年起擔任鑲藍旗教習（據清代《京師坊巷志稿》記載， 雍正三年（1725年），重議八旗界址，鑲藍旗駐地自白廟衚衕南至南城垣，東至金水橋，西至西城垣），擔任教習期間，謝當隨鑲藍旗住在北京城的西南隅。在擔任鑲藍旗教習期間，他於1741年參加了順天鄉試，中舉人。教習期滿後，根據皇帝的旨意，起用為知縣，1748年經抽籤補缺，任貴州天柱知縣，在擔任天柱知縣期間，先後兼理過錦屏縣，代理過柳霽縣丞。1752年調任雲南縣（今祥雲縣），1754年以雲南縣知縣的身份代行賓川州知州。1757年被提拔為維西撫夷通判。1761年初請養還鄉，3月，因祖父去世返回福建。謝聖綸自1739年考取國子監學習，1740年擔任鑲藍旗教習，直至從維西請養還鄉，22年的時間裏，他先從福建建寧到京城，又從京城到貴州天柱縣、錦屏縣、柳霽縣，再從天柱來到雲南，最終從“開闢未久”的維西回到家鄉。一路走來，謝聖綸的官宦歷程可謂艱辛，但每到一處，他都不辭勞苦，為駐地百姓辦一些實事，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屬不易。

在《滇黔志略》中，謝聖綸多次提到他在進出維西時所必經的地方。一是鐵橋，“鐵橋（此處，李汝春老師疑為鐵橋城之誤），在金沙江南崖……餘任維西時，出入所必經。其地安弁兵數十名，曰鐵橋汛”。二是麗江拉市壩，“聖綸通判維西，赴麗必道經（玉龍山）山麓之喇水壩”（這裏的“喇水壩”就其發音和方位而言應當是今天的拉市壩）。三是石鼓，“麗江府西六十里，安弁兵數十名，曰石鼓汛，……餘任維西時，乃出入所必經也”。鐵橋城歷史上為神川都督府治所，在今天的塔城鎮其宗村（一説為今麗江塔城）。

民國《維西縣誌》記載：維西省道“東經麗江縣屬之魯甸拉撇古、白粉牆、格子、石鼓……”，而乾隆《麗江府志略·山川略·道路》也記載“自府起，七十里至石鼓大河……七十里至巨甸大村，九十里至塔城關，一百三十里交外域蒙番界。又一路，由巨甸七十里至魯甸，七十里至今維西”。其實，從麗江到維西，從距離來講，從巨甸經魯甸到維西相對較近，從巨甸算起，繞道“鐵橋城”到維西比從魯甸走要遠出一倍多的距離。但每到冬季，就當時的條件而言，要翻越慄地坪是有一定難度的。《維西見聞紀》記載：慄地坪“適維西之路經焉，高三十里，峻嶺重複，緣溪為徑，如階如梯……九月雨雪……至二三月，晴霽日久，雪半融而柔脆，人猶可行，馬至則陷”。因此，謝聖綸駐維西時，每到冬季，從麗江行至巨甸，再沿金沙江而上，經麗江塔城、其宗到維西應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謝聖綸駐維西時，距離首任通判陳權依山建城不到30年，當時的城區規模很小，“計二里七分，周圍計五百二十丈”（見《維西縣誌稿》），大小官吏走遍全城並不需多少時間。在維西的日子裏，他覺得“維西環境皆山，環山皆松，然無懸崖峭壁、磊砢屼之奇”，不足以“遊觀而騁懷”，非常可惜。一天，他“踏田北郊，有石聳立谷口，其狀特異，餘意其中必有殊勝，乃循谷更進”，走進谷內，他看到了另一番景象，那裏巨石懸立，溪流潺潺，風景優美，他便“除榛莽，輦翳壤，鑿崖闢基”，在崖上修建了一個亭子，稱之為“翠崖亭”，並在崖壁上題下“翠崖”二字。雖然，亭子旁邊“石峯突兀”，“芳蘚參差”，“嘉木葳蕤”，但他覺得風景依然不夠，便借用谷間溪澗“鑿以為沼”，人工開挖了一個池塘，池塘修成，“山光倒映，活水淪漣”，一幅美景呈現在了世人的面前。這地方成為他“暇則攜琴酒以遊”的地方。可以説，這應當是維西曆史上的第一個“公園”了，謝題刻在崖壁上的“翠崖”也成為了維西為數不多的石刻之一。“公園”建成，謝聖綸還寫了一篇《翠崖亭記》，詳細記錄了建設的整個過程，並詠詩六首（見《滇黔志略》卷之二）。《翠崖亭記》遣詞優美，文筆流暢，至今讀起，頗有唐宋散文的氣韻。

民國《維西縣誌》在《名勝古蹟》中，記錄了他題“翠崖”二字，“通判謝聖綸於前清雍正年間在壁上題翠巖二字，筆力蒼古，至今尚在”。這裏不僅將年代搞錯，所記錄的題字也出了錯，謝實地所題為“翠崖”而非“翠巖”。

永春河自南向北流經猴子崖（又稱合江崖）峽谷匯入瀾滄江，峽谷地勢險峻，自古以來便是南來北往的咽喉地帶，往來行人順河而走，每逢雨季，河水上漲，道路阻斷。據謝聖綸描述“維西城南（此處有誤，應為城北）五十里有合江崖，崖下即樂春溪，下流與瀾滄江合，兩崖石壁千尋，無徑可通”。看到道路難行，他派人“輦石溪側，以濟行人”，然而河水一漲，所碾壓的石頭被水沖走，道路又被阻斷。為謀得長久之計，謝聖綸掏出自己的俸錢，僱工鑿開崖壁，修了一條寬六尺，長十餘丈的道路，合江崖的道路自此暢通無阻（見《滇黔志略》卷之二）。民國年間，張嘉樂集資重修此路，並立碑為記：“維西北路乃康藏通衢必由之道，而猴子巖絕壁前人已鑿山通道，行者稱便，乃閲時已久，崩塌傾圮在在堪虞，邑中人士集資修治，復化險為夷。”這裏所説的“鑿山通道”的“前人”指的應該就是謝聖綸。從謝聖綸鑿崖修路到1952年巨甸經維西(過猴子崖)到巖瓦修通簡易公路，在近200年的歲月裏，這條寬六尺，長十餘丈的山路，不知方便了多少過往的行人。

除了在合江崖鑿山開路，謝聖綸還試圖解決梭石坡一帶的道路問題。餘慶遠《維西見聞紀·道路》詳細記錄了梭石坡的地理位置、地質特點以及途經此地的危險情形，“風及雨，則砂卸石崩……人至此，必視風雨靜，而後踏砂徐行。或行裏許風作，砂下石擊，無不斃之江中”，為此，“別駕謝公欲渡江至對岸開路，則壁削巖廣，欲置舟則石聚磯危，卒皆無濟”。《維西見聞紀》的作者餘慶遠因兄長餘慶長“乾隆己丑判麗江”而到維西，並通過走訪當地“土官之老者……頗得其祥”寫成該書。乾隆己丑年（1769年）距謝聖綸離開維西僅八年時間，因而餘慶遠所記載的謝聖綸曾試圖解決梭石坡一帶的道路問題應當可信。但由於該地段地質條件特殊（至今如此），對岸開路、以舟渡人的計劃都沒有實現。這可能是謝在維西留下的最大遺憾了。

《維西見聞紀》還記錄了“（慄地坪）冬春之際則積雪一二丈，十年前，至秋暮，路旁每一丈遠，樹一高竿，每三尺高系一橫欄，路或二三旬不通，視天稍霽，乃督兵卒夷人二百循竿扶欄，往還踐之，雪固如溪，人由溪內，新雪復積，仍往踐之。”這裏所記錄的“十年前”正值謝聖綸在維西期間，我們不知道“扶欄踐雪”是何人的創舉，但這段記錄告訴我們，謝在維西期間曾經通過這種方式保障了慄地坪冬季行人的往來。

《福建通志·謝聖綸傳》還記錄了謝聖綸“攝柳霽縣丞”、“調雲南縣”和“署賓州知州”時的一些情況：“柳霽本苗疆，雍正十年始建縣，凡送迎，官吏皆役民，民苦役，至號泣於路，聖綸請於大吏，除之”。“時田為海水所淹，不可耕種，糧欠積累，名曰債海。聖綸往勘，捐俸疏治之，四千餘畝悉為腴田，民受其利”。由此可以看到，謝聖綸是一個願意為駐地百姓謀利益的封建官員。

在維西，他與百姓的關係也是不錯的，在《滇黔志略》中他寫道：“維西亦有傈僳，其性頗淳，能鏤竹為弦，銜於齒間，彈之成聲，亦頗喑咿可聽。”（見《滇黔志略》卷之十五）通過與百姓的交流，他感受到了他們用口弦演奏的音樂的美妙，感受到了傈僳族百姓的淳樸。為了方便與少數民族的交流，當時的衙署還專門設有“翻譯生”，凡是少數民族前來訴訟，都用民族文字，並由“翻譯生”負責翻譯成漢字。按照謝的記錄“其夷字，與西藏經文小異而大同，每行皆橫書橫讀”， 從這段記錄我們可以推斷，衙門裏的“翻譯生”主要從事的應該是藏文翻譯，這也説明了當時的維西藏區藏文已比較普及，維西衙署官吏對藏區事務也是比較重視的。他在維西任職期間（乾隆戊寅年，即1758年），西藏四寶法王到維西參佛，“四寶大喇嘛回藏，曾具手札謝餘，譯之，其情致亦頗纏綿。”如今，我們無法考證四寶法王和謝聖綸曾經有過些什麼交往，四寶法王的手札上寫了些什麼，只是，作為地方官員，謝在四寶法王“及回藏，東竹林及中甸喇嘛率相扼其歸路”時，“親往曉諭，始解散”（見《滇黔志略》卷之十四），也許當時東竹林及中甸僧眾“率相扼其歸路”只是一種純粹的宗教情感，但是，謝能親自前往當地處理相關事務，使法王能順利回藏，這在體現了他忠於職守的同時，也恰恰體現了他與法王之間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而在給謝的手札中才會有纏綿的情致，也才會有謝關於四寶法王“貌頗魁梧，人誠樸、明事理”的記載。此外，由於謝在維西期間，為羣眾辦理了一些好事實事，維西的百姓為了表示對他的感激之情，在他離開維西時，書面列舉了他在維西的十條“政績”贈送給他，這也成為《建寧縣誌》記錄謝的政績的主要依據。

根據《福建通志·謝聖綸傳》記載，謝初到天柱時，即“約法嚴明，民夷帖然”，初顯執政能力。到維西任職後，“時有土官桑烏佳，暴虐亂法，聖綸按法懲之，夷民悉安。前官數巡邊受饋，至是掾佐以為請，不聽。聖綸查維西地勢，以阿墩為入西藏及通蜀要路，廠夫盈萬，土夷户口數千，宜設大小官兵以鎮撫，通判權輕不能治。”如今，我們很難在史籍中查找到“桑烏佳”是一個什麼樣的土官，也弄不清當時的“掾佐（官署屬員）”是些什麼人，但從這篇傳記所記錄的謝聖綸在維西的表現，讓我們看到，謝是有一定的地方治理能力的，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敢於執法。面對土官“暴虐亂法”，他能“按法懲之”，執法的結果是“夷民悉安”。二是為政清廉。身處邊地，維西以前的官員“巡邊受饋”，謝調任維西后，卻不肯接受掾佐之請，這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應當説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三是熟悉維西實情。他深知，維西“以阿墩為入西藏及通蜀要路”，而且人户較多，“廠夫盈萬”，“宜設大小官兵以鎮撫”，於是，他在即將離任之時，在“將維西地方情形反覆籌度”的基礎上，極力上書，向上級官員詳細敍述了維西的地理、歷史、民族以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他認為“維西地處極邊，為西藏出入門户”，“山高路險”、“延袤寬廣”，“實為滇西阨塞要害之區”，“通判權輕不能治”，應當“將維西通判改為掌印同知”（見《滇黔志略》卷之十四）。這是他在全面掌握維西實情後做出的重要判斷和建議。可惜，謝隨後即請養還鄉，維西通判改同知之事也就沒有了着落。

在民國《建寧縣誌》中還記錄了謝在維西任職期間的一些情況，也體現出他體察民情、賞罰分明、強調農耕、重視教育的從政理念。如：“維西倮民雜處，風俗與中原殊，下車後，禁同姓婚姻，革除火葬民俗。”在謝聖綸看來，維西當時所存在的同姓婚姻和火葬習俗與中原禮制是不相符的，應當予以禁止革除，於是，下車伊始，他便從治理這兩項習俗入手開始了在維西的從政生涯。當他看到當地百姓“蓬頭跣足（不理髮，不穿鞋）”時，“令殷實之家冠履為之倡（讓家境殷實的人戴上帽、穿上鞋，作為倡導之舉），招鞋匠教習之”。在農業生產方面，“教以深耕糞田，親督耕耘，勤者賞以酒布，惰者薄罰示儆。民不識蔬菜，捐金赴大理購菜種，按户分給，令於隙地栽種，親臨查勘。”在教育方面，他認為“維西開闢未久，不知文學”，於是“為設學校，延師課讀，月朔親督勤惰，嚴賞罰”。在他的嚴格督促下，“逾年，文武籍學者二人，吏民傳為僅見”。“去維西日，復捐金以裕膏夥”，在離開維西之際，他還不忘捐出自己的薪俸作為學校的生活補助。

《滇黔志略》中，謝聖綸還記錄了維西“溜繩渡江”、“夏中遇雪”、“東門外地產瑞麥”，也記錄了維西有青稞、酥油、雪茶、茯苓、蔓菁、犛牛等物產，他還曾將維西的蔓菁種子帶到福建，“然土性不合，頻種皆未萌芽”。

謝聖綸在貴州和雲南任職長達十四年之久，在他看來,當時的“官滇黔者，往往魚肉窮夷，反以蠻民但畏威而不畏德，詎不重可嘆哉！”也許，正因為有了這樣的認識，他從維西回到福建老家後，就再也沒有出來做官了。

在《滇黔志略》的識語中，謝聖綸説道“右志略三十卷，乃餘待罪滇黔時，公餘所採輯也……夫是以所至之處，得於薄書，餘閒從容搜擇，悉其見聞，合纂成編”，公務之餘，他大量閲讀採集當地史料，編輯成書，“以備西南夷之文獻，以徵我國家天威遐暢，一道德、同風俗之隆，抑何幸歟！”在他離開維西兩年後，《滇黔志略》編纂完成，在維西的四年，應當是成書的關鍵四年，從書中摘錄的維西相關史料和謝自己的“管見”所佔比重來看，可以相信編輯該書的大量工作是在維西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