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扶雅

現代哲學家、文學家，先後擔任嶺南大學、中山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湖南國立師範學院、廣州華僑大學教授。1949年移居香港後又先後任教於崇基學院、香港浸會學院，曾教授過國文、哲學、教育學、倫理學、宗教學等課程。

1892年6月29日（光緒十八年六月初六） 生於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安門外昌蒲漊村南坡謝家，乳名謙，譜名祖光（取《易經》中“謙尊而光”），按輩分名為鎮竟，家裏排行第二。十三歲時，九堂叔以古文“夫（扶）惟大雅，卓而不羣”中的“惟大”（《漢書·景十三王贊》）作為學名，“扶雅”為字。留日時，族兄為其其名乃壬，英文名N.Z. Zia（祥寫Nai Zing，Zia）。長兄鎮端（乳名田，譜名祖嘗），三弟鎮辛（祖名祖康），本來一姊苕，不幸於五六歲時夭折。

四歲入學，半天制；五歲起，全體制。自三字經起，到四書五經、傳、詩文等中國古典文學……舊式的教育奠定了謝扶雅的文字基礎。

1905年（十三歲），參加縣考，未能考中。此乃最後一屆科舉，隨後便改為學堂制。謝氏的童子時期（出生到十五歲）居住在家鄉紹興。

1906年，在大舅到江蘇省漂陽縣任錢穀師爺之際，隨行3年之久。謝扶雅在此三四年中耗盡了大好的青春年華，自作詞曰“讀書讀律兩無成”。

1908年，親歷了光緒皇帝和慈溪太后“龍馭上賓”。

18歲，寄食於九堂叔府中，為其代修家書。閒來無所事，涉足“金瓶梅”、“玉蒲團”一類的小説。此時，新思潮亦風靡遍地，記憶猶新的是被斬首的“女強盜”秋瑾。在九堂叔母壽終之際，留學日本的遠方堂兄謝乃續（字印三）深感其天資聰慧，遂推薦他出國留學，答允供應其在留日期間的生活和學習的一切費用。

1911年春，往蘇州大舅母處告貸留日之資，後從滬到日。在印三兄的幫助下入學日語學堂。六個月便修完初、高級課程。後在一門著名的學校修習英語，周恩來留日時，也在此學校進修英語。

歸國後，代人主編過一期的《新國民》月刊，在青年會主編過《同工》刊物五六年之久，後經辦廣州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曾發表《來布尼茲與中國文化》等文稿。

1915年，在四川摯友鄭羽宜的介紹下加入中華革命黨，自詡自己是個“掛名的老牌中華革命黨黨員”。

1912年3月，由於學習成績優異，半年之後便獲得目白同文書院的畢業證書。為彌補科學知識的不足，謝氏遷到早稻田大學附近的中華基督教學生青年會早稻田分會宿舍居住，補習功課。

在此與早稻田分會的馬伯援成為至交，並結識了諸多益友，益友中也有基督徒，其中印象較深的是羅文光彈唱的聖詩。“救苦弟兄，容我勸尼，常常記念耶穌名。……名至寶，名最甜，天之望而地之樂”，謝氏認為這仿似母親在宗教上的虔誠之心，是其皈依基督的近因。

1913年，因熱衷於騎腳踏車而感染“奔馬性”肺結核，醫生高知其好友羅文光説只有兩三個月壽命。羅氏隱瞞此事，讓一名千葉醫專的信徒陪同在在海濱修養一個多月，後不要而愈，只留下鈣化點在X光片上。

1914年4月，因身體條件的缺失，謝氏考取了體檢要求較鬆弛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享受官費留學。第一年成績頗佳，第二年升本科後因期末考試偷看講義遭受退學處分。

1915年，經好友多方奔走，遂轉入教會辦的立教大學，同學中有周作人等。讀書期間，視力急劇下滑，被醫生診斷為急性視網膜炎，後隨轉為慢性，但醫生還是建議其不能在繼續讀書，但謝氏乃堅持不輟。

在路家醫院的住院期間，護士因打錯針藥而跪在謝氏面前痛哭，乞求謝氏的饒恕，使其想起母親曾經為在病牀上的弟弟祈福的形象，以及文光所彈奏的聖詩，此情此景一一浮現，深感凡間之人，確應皈依基督，赦免自己的罪過，祈求主的恩賜。後在羅文光等好友的陪同下，由聖公會的美國Lloye牧師施洗，從此成為一名基督徒。

受洗後，謝氏便參加神田區中國留學生合一教會聚會。引發謝氏宣言聖道的願望，乃在其聽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附屬學生立志佈道團幹事丁立美牧師從上海到東京的佈道，丁牧師在瞭解謝氏的情況下，勸其早日歸國出任青年會的文字工作。

1916年秋，謝氏結束日本的留學生涯，回到中國。

1916－1925年，謝氏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工作，歷時9年。

期間，因謝洪賚病急，遂請謝扶雅繼續翻譯美國著名牧師富司迪（Harry E.Fosdick）的《祈禱發微》（Comments of The Meaning of Prayer）一書，另又譯了富司迪所著的《耶穌的人格》（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適值新文化運動前，譯著需用文言，故又定名為《完人之範》。

1918年，餘日章將謝氏調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務部（General Administration）任文書幹事。謝氏深感諸多譯名不符和“信、達、雅”的要求，遂對青年會全國協會內部機構提出改進建議，完善機構的組織。

1919年，特從上海趕往南京看望同鄉好友阮真。

1921年，與蘇儀貞在上海結為伉儷。

1922年初，爆發了“非基運動”。謝氏彙集“非宗教運動”一書，對此提出反思。因此，謝氏也積極地投入到中國本色教會運動，從事翻譯基督教的經典之作、中西文化比較與結合、著書等工作。在協會里主編“同工”刊物，編撰《基督教青年會原理》，《寰球基督教學生同盟》等小冊子，節譯《道原》（What and Where is God）。

1925年，餘日章派遣謝氏到美國深造兩年。同年11月，謝氏赴美，26日抵達西雅圖，隨後由轉到芝加哥大學，選修神學院長S.Mathews的“社會神學”、G.B. Smith的“神學與哲學的關係”、A.Hayden的“比較宗教學”、Ames的“宗教哲學”，後由H.N. Wieman接替，旁聽了G.Mead的哲學史。次年，自芝大轉學哈佛，聆聽A.N.Whitehead（懷特海）的講課，選讀宗教史學G.F. Moore的宗教哲學和E.C. Moore的宗教哲學，同時也受益於W.E. Hocking和R.B. Perry。歸國後彙集成冊命名為《留美心痕》，1928年出版單行本。

1927年，妻假髮電報催促謝氏回國。回國後謝氏來到廣州，為青年會撰寫《人格教育論》和《宗教哲學》。謝氏的宗教哲學受到懷特海的影響，將宗教的演進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動作（ritual）或儀式、宗教情緒、信仰、理性化（意即信仰需要批判性的反思和合理化的解釋）。

1928年，謝氏在廣州嶺南大學任教。教學時期，謝氏自署書齋為“南華小住山房”，“南華”二字是追尋《南華真經》的作者莊子。課餘還兼協和神學院中國思想史，省立女子師範學校論理學一課。此外，謝氏還先後出版《人生哲學》、《倫理學》、《中國倫理思想ABC》、《基督教綱要》、《個人福音》等專著。在經辦廣州嶺南大學的嶺南學報，曾發表《來布尼茲與東西文化》；後又在嶺大的學生刊物《南風》上發表《八的哲學》。

1931年秋，“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後，謝氏就一直帶領學生了解有關日本的情況。在“九一八”前一月召開全國基督教學生運動大會，謝氏為大會作長歌，以示記錄。

1934年暑假，謝氏帶一批嶺大的青年學生訪日，感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迫在眉睫。回國後看到城市和鄉村都不堪，遂撰寫了《基督教對今日中國的使命》、《中國前途的杞憂》、《中國前途的預測》等文章，大聲呼籲，號召廣大青年下到鄉村去，謝氏以身作則，投身到鄉村的平民教育事業中去。曾協助晏陽初編纂《千字課》識字教材及參考書，出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主任秘書。為此，謝氏還專門撰寫了《平的哲學》。

1937年起的抗戰8年期間，謝氏至桂林西江學院任教。由於戰亂等諸多原因，謝氏與妻子離婚。

1942年，謝氏與尹振雄結婚。桂林淪陷後，謝氏就帶着繼妻尹振雄和未滿週歲的小兒景平一路奔波，九死一生。在此期間，謝氏還著了一部《基督教與現代思想》，翻譯了一部魯一士（J.Royce）的《宗教哲學》（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

抗戰結束後，謝氏應國立編譯館之聘，出任哲學名詞（中、英、德、法四項對照）辭典的編纂修訂工作。最後這部辭典未能問世。謝氏又主編“哲學業書”，首纂《道德哲學》一冊和一篇論文《徹底多元論》，由亞洲出版社印行。

1947年5月，謝氏在《天風》發表《基督教學生運動在學潮中應取的態度》。

1948年，謝氏撰寫一篇《基督教與憲政》的文章。

1948年下半年，謝氏被教育部委任為國立師範學院的代理院長，目的在於撫平學生因抵制新院長而發生的罷課情緒。

1948年底，為避局勢的混亂，謝氏再抵羊城（廣州），到華僑大學任教育系主任，併到嶺南大學兼課。

1949年7月，謝氏離開廣州，來到香港。到港後就得到嶺英中學校長洪高煌的聘請，要其到嶺英書（學）院（Ling Yin College）主持中國文學系，並在教育系開設倫理學一課。一年後，嶺英學院因財政困難而停辦。謝氏遂幫助嶺大校友周友壁創立壽山中學。次年，謝氏在港府教育司假香港大學辦的高級教育性質的漢文夜校（Evening School for Higher Chinese Studies，後改名官立文商專科學校）任中國文學史教師，後教授經學。

1952年，中華聖公會港澳區會督何明華與渣甸公司副經理歐偉國，以及嶺大校長李應林開辦崇基學院，謝氏被邀任教授國文和中國哲學史。謝氏先後為嶺大和滬江大學撰寫校歌。謝氏為“崇基學報”、“景風”季刊（基督教中國宗教研究社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的撰述員，併為馬雅各牧師所辦《光與鹽》雜誌的編輯顧問，為《青年之友》月刊撰中國文史稿一篇，在《人生》雜誌連載《中華基督教初論》。

1958年8月，謝氏應紐約之金陵神學院託事部主持的邀請，離港至美，入基督教名著歷代名著集成編譯所工作。譯有11卷著作，分別是《基督教早期文獻選集》、《東方教父選集》、《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聖多默的神學》、《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選》、《不列顛宗教改革思潮》、《康德的道德哲學》、《近代理想主義》、《士來馬赫：宗教與敬虔》、《祈克果的人生哲學》、《虔誠生活》(許格勒文集)。在此期間，謝氏還著有《基督教與中國思想》，翻譯教會史家根·司各脱·來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的“耶穌紀元”（Anno Domini），譯名作《自有耶穌以來》。此外，還有一些短文，《唯中論：中國特有的哲學》（載於東方雜誌）、《新唯中論發凡》（海外論壇）、《個性、偶性與眾性》（海外論壇）等。

1963年，謝氏加入美國籍。

1970年，謝氏出版自傳《巨流點滴》。

1971年，到英國參加兒子景平和展霓的婚禮。

1972年（80歲），謝氏收集了著作和文稿，彙集為《南華小住山房文集》（6卷）。卷一：《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中國倫理思想述要》、《中國政治思想史綱》；卷二：《經義講義綱領》、《中國文學史論》、《修辭學講義》、《中國歷史聞人月旦》、《生活指導課本》、《學術論文選集》；卷三：《宗教哲學》、《基督教綱要》、《基督教與現代思想》；卷四：《中國宗教思想論業》、《基督教與中國》、《基督教歷代名著導論集》、《證道、靈脩、及其他》。卷五：自五四至抗戰前夕，抗戰時期及復員、大陸易權以來各個不同時期的時論；卷六：詩作及雜文，《南華小住山房詩選》（三集），《遊美心痕》，《雜文》，附錄一：謝扶雅年表，附錄二：謝扶雅翻譯書目表。

1977年，謝氏妻子尹振雄去世。

85歲後，出版《生之回味》，為香港道聲出版社出版。台灣東海大學出版《周易論集》。香港浸會學院出版《中庸與道理》，此書原名為《中西哲學比論》。此時，謝氏的好友還為他編輯出版了《謝扶雅晚年文錄》（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和《謝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論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謝氏又編輯一部《百齡詩文集》。

1980年，謝氏到台灣訪學，並將故友阮真早年寫的《記我第二故鄉－湖南》在台灣發表。

1981年初返美。

1984年，應中山大學60週年校慶的邀請，謝氏回國訪問。與前妻所生之子日平兒一家團聚並邀請故友阮真之子阮昌仁來廣州看他。在南京拜訪丁光訓主教之際，應約撰寫《金陵（協和）神學志復刊書感》。

1985年，自港返美。在San Francisco逗留半年期間，與胡秋原一起主辦《海外中華》雜誌。

1986年9月，返回廣州，在新的“南華小住山房”長期定居。

1990年，謝氏在晚年時，又應允基督教文藝出版社要寫一本自傳《自辮子至電子》。

1991年，《自辮子至電子》稿成。同年，謝氏逝世。

先後出版過《人格教育論》、《個人福音》、《人生哲學》、《道德哲學》、《中國倫理思想述要》、《中國政治思想史綱》、《經學講義綱領》、《中國文學述評》、《修辭學講義》、《宗教哲學》、《基督教綱要》、《基督教與現代思想》、《基督教與中國》、《基督教與中國思想》、《巨流點滴》等多部學術專著，發表過數百篇學術論文。

此外，他以近八十歲高齡，親自編譯了這套鉅著中的《康德的道德哲學》、《祁克果人生哲學》、《聖多默神學》、《東方教父神學》、《許革勒宗教的神秘要素》、《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選》等多部名著。謝扶雅留存於世的著述及譯文不下千萬言，它們至今仍在文學界、哲學界、漢語基督教界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1] 

謝扶雅。《自辮子至電子》。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2年。

謝扶雅。《巨流點滴》。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70年。

[1]謝扶雅，“中國基督教初論”，《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問題》，邵玉銘編，台灣：正中書局，1980年，頁572－573。

父親謝昌衢（1875－1916），號芝祥，清朝秀才，在家鄉教授學徒為生計。留給謝氏最深印象是左手抱着謝氏坐於膝上，右手執筆為弟子改批文卷，1894年，其父便謝世。謝昌衢的學生賀階平在一張謝昌衢和他的學生的合影上題字道，“其貌癯，其神清；以風骨勝，以詩文鳴。蓋棺論定：皇清諸生。”

母親萬紉芳（1868－1957），是個虔誠的佛教徒，謝氏之弟三四歲時染重病，其母晝夜繞室彷徨，口唸“救苦救難菩薩”，為其弟祈福。母親的虔誠對謝氏產生莫大的影響，謝氏在《巨流點滴》裏寫道，母親在宗教上的虔誠，給謝氏小小的靈魂深處埋下了宗教信仰的種子。1924年，其母在寧波受長老會牧師的施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