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曼·馬內阿

1936年7月19日，諾曼·馬內阿出生於羅馬尼亞布克維納省的一個猶太人家庭。 ^[1] 

1941年10月，諾曼·馬內阿和全家一起被納粹遣送到烏克蘭的集中營。

1945年4月18日，馬內阿和父母從烏克蘭集中營被遣返回法爾提西尼。他拼命學習，一直保持了最優等生和共產主義青少年積極分子的地位。 ^[2] 

1954年，馬內阿因拒絕成為勞動青年聯合會執行委員會候選人而被軍事法庭審判。

1959年在布加勒斯特獲得電氣水利工程碩士學位。

1966年開始就在羅馬尼亞先鋒文學雜誌Povestea Vorbii上發表作品，該雜誌在出版了六期後就被當局取締。

1974年開始，馬內阿開始全力從事寫作，從那時起到1986年流亡，馬內阿在羅馬尼亞寫了十本書，並遭遇越來越嚴重的政治審查，甚至有好友親口告訴馬內阿，自己和國家安全部門簽了“合同”，每週要彙報馬內阿的情況，起草安全局所説的“情報記錄”。。

1980年，羅馬尼亞官方的御用文人科爾內留·瓦基姆·帝舵在《星期》雜誌上發表了針對猶太人的法西斯主義匿名社論，馬內阿則很快在《家庭》雜誌上做出迴應，在訪談中痛斥帝舵。訪談後來引發為一場政治事件，先是安全局的人首次直接找上馬內阿，在談話中暗示他應當移民。隨後羅馬尼亞官方組織輿論對馬內阿進行多方抨擊，匆匆捏造出諸多自相矛盾的罪名。

1981年，馬內阿出版了短篇小説集《十月，八點鐘》，但第一篇書評直到1982年2月才出現在羅馬尼亞最重要的文學雜誌《羅馬尼亞文學》上。 ^[3] 

1986年，馬內阿出被迫離開羅馬尼亞，在西柏林盤桓一年。 ^[4] 

1988年，馬內阿在柏林申請美國簽證，從此在美國定居，教書寫作。 ^[5] 

2006年10月30日，《流氓的歸來》獲頒法國美第奇外國小説獎。 ^[4] 

以上參考 ^{[3-4]  [6]} 

馬內阿是一個沉迷於書寫自我的人，個人經歷在作品中反覆出現，幾乎讓人擔心這是創作力衰竭，但從《黑信封》到《巢》，可以模糊看見他的寫作主題漸漸發生了轉變：流亡之前，他被體制的牢籠所困；流亡之後，他被自由的虛空所困。 ^[7] 

諾曼·馬內阿從羅馬尼亞的斯大林體制與羅馬尼亞法西斯體制中找出一個暗藏的契合點――民族主義，馬內阿在文本中不斷穿插地回眸自己經歷的往事，彷彿依然置身於這兩種體制中，即使在敍説斯大林體制下恐怖生活的長篇小説《黑信封》裏，這種穿插也留下間接的痕跡，這是因為作為一個1936年出生的羅馬尼亞猶太人的宿命。安東尼斯庫政權配合納粹的“最終解決”計劃的法西斯暴行――馬內阿五歲那年遭遇的陰影，成為夢魘終身揮之不去。 ^[8] 

諾曼·馬內阿作為有着納粹集中營經歷的羅馬尼亞猶太人，但在他的寫作中，看不到多少劫後餘生的血淚艱辛，也沒有過多關於控訴法西斯的着墨，相反，他念念不忘的是在隔離生涯中感受到的“猶太人區的大染疾”。 他絕不是什麼“大屠殺作家”，並很自覺地把大屠殺記憶和集中營經歷排除出寫作範圍。他更牴觸的是猶太人的拒絕同化，拒絕跟土生土長的羅馬尼亞民族融合在一起。在馬內阿筆下，“同化”是一種事實：歐洲的猶太人已經和歐洲人相處了這麼久，為什麼要決絕地拋棄他們呢？被人指着後脊樑罵沒良心的叛國者，有必要嗎？在馬內阿的價值視野裏，來自以色列的誘惑給歐洲猶太人背上了一座道德的十字架，考驗着這些寄人籬下的人的責任感。正是由於拒絕從本民族特殊的歷史經歷中獲得任意否棄當下的道德資本，諾曼·馬內阿才淡化大屠殺記憶，並在1958年決定留在了國內，他開始寫作，他給自己築造了一個“語言的蝸牛殼”，堅持生活在羅馬尼亞語的環境中。除了父母，他的親朋好友們都走了，以色列是他們的歸宿，在那裏享受着馬內阿眼裏的“大染疾”。然而，1986年，也就是小説《黑信封》歷經坎坷獲得出版的那一年，馬內阿終於也選擇了出國，逃離國內險惡的政治環境。關於這第二次抉擇，《流氓的歸來》中有大量的思想鬥爭描寫；關於他那“在家的流亡狀態”的結束，馬內阿似乎還為這個國家沒能留住他那忠誠的外族兒子而抱憾。在長期痛苦的對立之後，在做出去國離鄉的艱難決定之後，馬內阿仍然奉行“接受現實”的人生準則。他並不認為就應該去致力於否定、顛覆那些難以忍受的東西。1997年馬內阿回國（自嘲為“流氓的歸來”），在寫下的十一天見聞裏，繼續描寫這個被西方集團冊立為已獲“自由”的國家的淒涼衰敗。 ^[9] 

諾曼·馬內阿的長篇小説《黑信封》從最初就是一部出版過程頗為艱難的書，充滿迷亂、隱喻和夢囈的敍事，講述了一個與世界格格不入的“精神病人”在黑暗社會中的探險，描繪出一幅震撼人心的1980年代羅馬尼亞知識分子畫卷。《流氓的歸來》是諾曼·馬內阿獲得評論界普遍喝彩的文學回憶錄，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作品。馬內阿以自己兩次被迫離開羅馬尼亞，又兩次迴歸為主線，轉換於時間與空間、生活與文學、夢想與現實、過去與現在之間，敍述了一個時代的驅逐和流放、掙扎與迷茫。 ^[6] 

諾曼·馬內阿在作品中始終強調自己的猶太人同一性。他的批判力和道德良知，並未在歷史中煎熬，而是在現實中煎熬，他要不斷抗拒被現實社會中的恐怖和謊言所同化。馬內阿和阿倫特等許多極權主義的批判者一樣，在追究這種極權體制下的罪責的時候，不主張體制下誰都是有罪的，因為那樣也就等於誰都無罪。和許多流亡知識分子一樣，馬內阿在異國他鄉依然用母語寫作，母語是他連接祖國的橋樑，那片土地還有他的親人。他渴望一個充滿真實和良知的祖國，離別是痛苦的，是最不得已的選擇。 ^[8] 

馬內阿這種，前半生經歷過納粹集中營、大屠殺、極權主義統治和流亡，他傷痕累累的走來，無論去到哪裏都顯得無所適從。在流亡的另一個國度中，他失去了自己的語言，喪失了自己的讀者，陌生的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但是過去依然如影隨形。這些失語的、斷裂的、碎片化的故事就構成了他所有小説的基調。就如同他的小説《巢》中寫到的幾代移民，他們有的用書籍建構了自己的新家；有的永遠找不到家，從此消失，或被謀殺；有的依然在路上，不斷地嘗試，調整自己的心態，渴望與新的環境融合。不同的命運，不同的象徵，正是作者本人馬內阿真實與隱喻互相指涉的寫照。這是一份寫給流亡者的悼書：有人類以來，流亡就是最悲慘的命運。在小説《巢穴》中充分體現了馬內阿的一些寫作特色。一是採用了時空倒置的敍事手法。二是故事情節多枝節、多層面充分展開。這一特色持續地體現在他的多部作品中。追求複雜，喜愛錯綜，這興許跟他當年上大學時的理工科學歷有某些關係。三是他對一些文學名著作了直接援引和間接影射。 ^{[5]  [10]} 

以上參考 ^{[3]  [6]} 

無論他的舉止和公民觀點多麼值得尊敬和讚美，諾曼·馬內阿的本質仍然是一位藝術家，一位天才的作家——奧克塔維奧·帕斯

馬內阿是那些能夠在全是荒漠中成長出來的偉大作家中的一員。在他壯麗的寫作中，他敍述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驅逐和流放，那裏所有的人都懂得無望是什麼，正如摩西知道自己永遠不會達到許諾的領地那樣。——克勞迪奧·馬格利斯

描寫極權主義的文學作品形式多樣，在痛苦的吶喊聲中，我們聽見了一個全新的聲音——馬內阿的聲音——時而深沉，時而高亢，時而幽默，時而悲涼。——《洛杉磯時報》

“我不知道如今在西方，有哪位作家比諾曼·馬內阿更值得翻譯和了解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海因利希·伯爾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