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王霸札子

奏札撰寫於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是程顥向神宗疏陳治道的重要奏札之一。程顥向神宗上這道奏札時，正是熙寧新政之初。當時，程顥與王安石都主張革新北宋積弊已久的腐敗政治，但在如何改革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王安石重視增加中央財政收入的理財措施，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程顥則重視道德教化，提倡所謂王道仁政。在《論王霸札子》中，程顥強調王霸的主要區別在於出發點不同，“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其初心誠者，就能成“王道”；其初心假者，只能成“霸道”。王道“本乎人情，出乎禮義”，推行起來就像行走在平坦的大道上一樣輕鬆。相反，霸道則“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推行起來如同行走在崎嶇的曲徑中一樣艱難。要復興王道，一方面必須有以堯、舜之心自任的君主，另方面還要有懂得帝王之道、仁政之本的大臣。只有先使王道大明於天下，然後才有可能使王道大行於天下。行王道是聖賢之事，不可讓“小人”參與其事。程顥力勸神宗擯斥“小人”，而“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這實際上是要求神宗排斥新黨人物而重用舊黨人物。但與舊黨不同的是，程顥反對“因循苟簡”、“趨便目前，不務高遠”的毫無作為的習俗和觀念，駁斥反對“更張”的言論，建議神宗打消顧慮，敢於作為，大膽進行改革，去深錮之弊，圖長久之計。此奏札反映了程顥重王賤霸的政治思想及其“更制”的主張。收入《二程全書》（今《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中的《河南程氏文集》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