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絕覬覦之心，我百年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週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為樹置失宜，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即位，防守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也。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户不少，好衣美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俚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賜物百段。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給魏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甚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於人情，然後製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私恩害公，惑志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發施號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為是。《傳》曰：‘臣聞愛子教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鏹鉅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閤，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為我言之。”尚書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為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為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為萬代法以遺子孫，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諸弟及庶子數將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鹹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 ^[1] 

吳兢（670年—749年），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唐朝著名史學家，武周時入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內供奉。唐中宗時，改右補闕，累遷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時，為諫議大夫，修文館學士，衞尉少卿兼修國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饒、蘄等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遷相州，封長垣縣子，後改鄴郡太守，回京又任恆王傅。編著有《樂府古體要解》、《唐春秋》、《唐書備闕記》、《太宗勳史》、《睿宗實錄》、《中宗實錄》、《貞觀政要》、《則天實錄》、《唐高宗實錄》（與劉知己合撰）等，僅《貞觀政要》傳於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