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鎬生

1916年12月1日，談鎬生出生於江蘇省吳縣（今蘇州），祖籍常州武進縣。初中時期，參加了九一八赴南京請願要求抗日的運動。

1929年，進入江蘇省蘇州中學校學習，高中畢業前，他自學完微分方程、變分法等大學課程。

1935年，進入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學習 ^[2]  。以一年級級長的身份積極組織同學響應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

1939年，從交通大學畢業，獲得工學士學位。同年，進入成都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學習。

1940年，從成都航空機械學校高級班畢業後，到中國航空研究院當副研究員。

1945年，通過了公費留美考試。

1946年，赴美攻讀研究生，先到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攻讀研究生，同年轉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攻讀博士研究生，師從W.R.西爾斯教授。

談鎬生(5張)

1949年，以論文《有限翼展超音速雙翼的波阻》畢業，獲得康奈爾大學數學、力學和航空博士學位。

1950年，留在康奈爾大學航空研究生院任研究員。

1954年至1956年，在美國諾脱頓大學工作，擔任工程力學副教授。

1956年至1957年，在美國底特律大學工作，擔任航空工程教授。

1957年至1962年，在美國創辦高等熱工研究所工作，先後擔任所長和科學顧問。

1963年到1965年，在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工作，擔任教授。旅美期間，曾被聘為《力學評論》《數學評論》和《航空學報》的評論員，以及美國海軍部特邀顧問。

1965年10月，回國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研究員。這時正值“文化大革命”前夕，談鎬生在很不安定的環境下，他仍參加和指導了激光物理、板塊運動規律、相對論熱力學和穩定性問題的研究。

1977年，制定“1978－1985年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時，沒有包括力學，只是在技術科學規劃中列入了“工程力學”。談鎬生認為這種做法過分強調了力學的工程應用性，而忽視了它的基礎性，不利於力學學科的發展。他指出力學已成為許多交叉學科的基礎，並向中國科學院黨組直陳了自己的書面意見，要求召開全國力學規劃會議，制定全國力學發展規劃。這一建議最後轉呈中央，得到批准。

1978年8月，受到中國科學院邀請，出席了全國科學大會。

1978年至1983年，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副主任。

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學部委員（院士）。同年秋，應美國南加州大學等七所大學的聯合邀請，赴美進行了為期六週的巡迴講學 ^[5]  。

1981年至1984年，擔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所長、學術委員會主任。

2005年9月2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 ^[4]  。

1940年，談鎬生進入中國航空研究院，兩年內他解決了滑翔機蒙布張力的測量問題，製成了張力計，並獲得獎章；還與老師林致平一同發表了《正向薄板承受邊壓時的彈性穩定問題》等兩篇論文 ^[6]  。

1949年，談鎬生從康奈爾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期間從事激波馬赫反射問題、旋翼層流邊界層和流體分離區問題的研究。

1951年，談鎬生採用了萊特希爾在1949年剛剛提出的變形座標法，建立了馬赫反射的二級理論，證明反射波是二級強度的激波，並給出了反射波形和反射激波強度的二級解；還得出在三波點處強度最多為三級的結論。這些結果與實驗很好吻合，對核爆炸的破壞機理研究具有關鍵意義，並對應用數學的發展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1951年，談鎬生對於繞垂直軸旋轉的半無限平板和旋轉柱形葉片在前沿和遠離轉軸處的三維流場，給出了各級解的系統求法，從而擴大瞭解的適用區域。他還對在自平面內旋轉的無限薄葉片用這一方法進行了具體的求解，結果發現由逐次近似所得的常微分方程組與求解具有“直線”速度剖面的二維邊界層問題時所得的方程組相同，因此，很易於用數值積分法得到各級具體結果。此項理論工作開拓了直升飛機旋翼三維流場高級項的研究，被作為三維層流邊界層的一種典型解法而收入於F.K.莫爾（Moore）主編的《層流理論》和Л.Г.洛強斯基（Лойцянс回й）的《層流邊界層》並被H.施利希廷（Schlichting）的《邊界層理論》（Boundary Layer Theory, Pergamon Pess, 1968）等着作所引證 ^[5]  。

1954年，談鎬生從二維不可壓理想流體的一般運動方程和邊界條件出發，靈活地應用時空變數分離方法，巧妙地證明了如下的有限定形分離定理：對於具有確定分離點的任何形狀的二維物體，如果存在定形有限死水區，那麼其特徵弗勞德數必定有限，且與時間無關。這一定理一舉解決了普朗特和馮·卡門未能解決的難題，並否定了定常來流產生有限定形死水區的可能性。

1954年至1956年，在美國諾脱頓大學任教期間研究運動浸沒體與表面波的相互作用。1956年至1957年，在美國底特律大學任教期間研究超氣動區彈頭曲線優化問題。1957年之後除了繼續研究超氣動區彈頭曲線優化問題外，還對湍流衰減規律和植被流問題進行了研究 ^[5]  。

20世紀50年代中期，談鎬生對於無限深水中平行於自由表面作勻速運動的單頻源和渦的二維問題，給出了表面波解。由於具有變化強度的行進渦線是具有振盪攻角的舉力面的理想化，因此談鎬生對單頻渦得到的解也就是振盪水翼所激發表面波的一級近似解，而且談所給出的單頻源和渦的解提供了疊加求振盪水翼表面波問題精確解的基礎。談鎬生還指出上述單頻振盪源激發的表面波解的特性依賴於振盪頻率ω與以同樣水平速度運動的恆定強度源所激發的表面波的頻率ω0之比值τ：當0<τ<1/4和τ>1/4時，各有4個和2個具有不同波長的無衰減的簡諧波列向下遊行進，上游一邊則無波列；當τ=1/4時，則出現共振現象。談鎬生所得到的這些結果對於認識水翼所受阻力至關重要 ^[5]  。

1958年，談鎬生對極端情況給出了頭部最優曲線的解析參數表示式及遠離尖端處的顯漸近表示式，並且指出，當完全漫反射時，最優頭部形狀比完全鏡面反射時要更尖鋭。1959年，談鎬生首先在完全漫反射條件下考慮來流温度與表面温度之比λ以及自由分子馬赫數s這兩個參數對優化曲線的影響。他對λ～1，s>>1以及s<<1這兩種極端情況給出了優化頭部曲線的參數解析表示式，並給出了細緻的定性結論。談鎬生的上述貢獻，在談鎬生等人的專着《空氣動力學的最優值問題》中作了詳細介紹，後來在舍特洛夫斯基的《稀薄氣體動力學導引》中也作了概述，並在S．弗呂格（S．Flügge）主編的《物理學手冊》第Ⅷ/2卷等着作中被引證 ^[5]  。

20世紀60年代上半期，談鎬生着眼於湍流的末期衰減，致力於鑑別它究竟是否符合均勻各向同性湍流的理論衰減規律。1963年，談鎬生和林松青的低速水槽實驗清楚地表明網格後湍流末期能量按時間的（－2）次冪衰減；他們還把貝特勒等人的原始數據重新畫在loglog圖紙上，同樣也得出（－2）次冪規律，他們還注意到末期湍流有隨機取向，互不相互作用的旋渦條紋圖像（這與貝特勒早先的預言相吻合），據此他們提出了互相獨立、取向隨機、只通過粘性耗散進行衰變的末期湍流動力學模型，並由此導出了（－2）次冪規律。這項工作對泰勒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大大提高了網格後湍流的各種非均勻向同性理論模型的重要性，從而促進了對這些模型的深入研究 ^[5]  。

1963年至1965年在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任教期間繼續從事湍流衰減規律研究。

1964年至1966年，談鎬生指導博士生D.A.李（Lee），他們在1967年發表的文章中給出了末期速度和壓力——速度相關張量譜的表示式，並對末期得出兩點重要結論：能譜在波矢量空間的原點，即使初始時解析，以後也變得不解析；對稱條件、質量守恆條件和軸對稱條件不足以限定能譜在原點的包括解析性質在內的局部性質，從而不能確定分層湍流的末期衰減規律，因此，為了弄清湍流的末期性質，應直接從相關函數動力學方程出發作適當近似。這些結論指出了進一步研究末期湍流的方向。談鎬生的上述貢獻被荷蘭湍流專家J.O.欣茨（Hinze）的着作《湍流》，以及蘇聯湍流專家A.S.姆寧（M0nin）和A.M.亞格洛姆（Yaglom）的着作《統計流體力學》引用，以説明網格後湍流研究的進展情況 ^[5]  。

1976年，談鎬生就研究生和高級科技人才培養問題積極向中央獻策，並率先指出力學的基礎性，倡導力學的基礎研究。

1977年，談鎬生上書中央領導，最早提出在中國建立分兩級（相當於中國國外碩士和博士）培養研究生的制度，還建議按不同年齡，通過不同途徑培養和提高在職科技人員業務水平的方案。此建議書受到中央領導的讚賞，並立即批送給有關部門辦理 ^[6]  。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通過了“1978—1985年全國基礎科學發展規劃——理論和應用力學”，其中明確了“力學是許多工程技術和自然科學學科的基礎”。

談鎬生強調培養，而不只講使用；針對每個科技人員的特點，提出恰當的要求，必要時給以具體指導，並尊重他們的勞動成果 ^[5]  。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談鎬生抱病為青年人舉辦《湍流》《激光物理》《概率論》和《分析力學》等講座。期間他還翻譯審校了200多萬字的《隨機函數和湍流》、《激光物理》和《氣動激光技術》等書稿 ^[5]  。

1980年，談鎬生被選為中國科學院數理學部學部委員（院士） ^[3]  。

談鎬生的父親談振華是清末貢生，以教書和當職員為生，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思想。談鎬生5歲喪母，學齡前由乃父教授《四書》《五經》，10歲在蘇州的小學就讀 ^[5]  。

1940年，在成都航空機械學校畢業時，談鎬生因起草的畢業典禮獻詞中批評了國民黨政府的貪污腐敗而被禁閉半年 ^[5]  。

1956年，談鎬生在美國晉升為終身教授，但他一直懷念祖國，多次拒絕加入美國國籍，並三次拒絕美國科技界把他的名字載入美國科學家名人錄 ^[5]  。

談鎬生不畏權勢，即使在受審查被壓制期間，他有意見也是直言不諱的。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全國肆意批鬥、抄家，處於無政府主義狀態，人人自危，敢怒而不敢言，他卻公然同情安慰被無故批鬥的幹部。那時他就向造反派提出“國家要有法制”，遭到造反派的無理譏諷。壓力再大，他也不參加“批鄧”和矛頭指向周總理的“批孔” ^[5]  。

1969年，談鎬生隨夫人鄧糰子到河南汲縣落户，在寒冷的冬天，寧願自己挨凍，把發給的取暖煤全部送給五保户。他給生產隊捐款買牛；特意為久病卧牀的老大娘去縣城買藥；“文化大革命”之後，談鎬生夫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將落實政策後兩人補發的工資1萬餘元全部捐贈給中國少年兒童活動中心 ^[5]  。

談鎬生在稀薄空氣動力學、湍流研究、推動力學學科現代化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3]  。（中國科學院評）

談鎬生在自由分子流、旋翼邊界層、激波馬赫反射、馬赫波錐相互作用和分離流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對中國力學事業發展與人才培養作出了貢獻 ^[1]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評）

談鎬生積極參政議政，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做出了重要貢獻 ^[4]  。（《人民政協報》評）

談鎬生回國20年來，他不但關心祖國科技事業的發展，特別是力學學科的發展，關心培養科技人才，而且較早致力於幫助開發落後地區，率先組建新技術開發公司，全力支持黨的改革開放政策 ^[5]  。（成都市錦江區科學技術協會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