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所謂“大內檔案”

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裏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裏塞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啕之聲，彷彿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我也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最近的是《北新半月刊》上的《論檔案的售出》，蔣彝潛先生做的。

我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有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於意云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蔣先生是例外，我看並非遺老，只因為sentimental一點，所以受了羅振玉輩的騙了。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説這不是寶貝的麼？

那麼，這不是好東西麼？不好，怎麼你也要買，我也要買呢？我想，這是誰也要發的質問。

答曰：唯唯，否否。這正如敗落大户家裏的一堆廢紙，説好也行，説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户家裏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況且這所謂好與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個垃圾箱，裏面都是住户所棄的無用的東西，但我看見早上總有幾個揹着竹籃的人，從那裏面一片一片，一塊一塊，檢了什麼東西去了，還有用。更何況現在的時候，皇帝也還尊貴，只要在“大內”裏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這真是説也不信，雖然在民國。

“大內檔案”也者，據深通“國朝”掌故的羅遺老説，是他的“國朝”時堆在內閣裏的亂紙，大家主張焚棄，經他力爭，這才保留下來的。但到他的“國朝”退位，民國元年我到北京的時候，它們已經被裝為八千（？）麻袋，塞在孔廟之中的敬一亭裏了，的確滿滿地埋滿了大半亭子。其時孔廟裏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處長是胡玉縉先生。“籌備處”雲者，即裏面並無“歷史博物”的意思。

我卻在教育部，因此也就和麻袋們發生了一點關係，眼見它們的升沉隱顯。可氣可笑的事是有的，但多是小玩意；後來看見外面的議論説得天花亂墜起來，也頗想做幾句記事，敍出我所目睹的情節。可是膽子小，因為牽涉着的闊人很有幾個，沒有敢動筆。這是我的“世故”，在中國做人，罵民族，罵國家，罵社會，罵團體，……都可以的，但不可涉及個人，有名有姓。廣州的一種期刊上説我只打叭兒狗，不罵軍閥。殊不知我正因為罵了叭兒狗，這才有逃出北京的運命。泛罵軍閥，誰來管呢？軍閥是不看雜誌的，就靠叭兒狗嗅，候補叭兒狗吠。阿，説下去又不好了，趕快帶住。

現在是寓在南方，大約不妨説幾句了，這些事情，將來恐怕也未必另外有人説。但我對於有關面子的人物，仍然都不用真姓名，將羅馬字來替代。既非歐化，也不是“隱惡揚善”，只不過“遠害全身”。這也是我的“世故”，不要以為自己在南方，他們在北方，或者不知所在，就小覷他們。他們是突然會在你眼前闊起來的，真是神奇得很。這時候，恐怕就會死得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了。所以要穩當，最好是不説。但我現在來“折衷”，既非不説，而不盡説，而代以羅馬字，——

如果這樣還不妥，那麼，也只好聽天由命了。上帝安我魂靈！

卻説這些麻袋們躺在敬一亭裏，就很令歷史博物館籌備處長鬍玉縉先生擔憂，日夜提防工役們放火。為什麼呢？這事談起來可有些繁複了。弄些所謂“國學”的人大概都知道，胡先生原是南菁書院的高材生，不但深研舊學，並且博識前朝掌故的。他知道清朝武英殿裏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中的麻袋，也彷彿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他將內容的寶貝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胡先生因此想到武英殿失火的故事，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燒起來；就到教育部去商議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燬的辦法。

專管這一類事情的是社會教育司，然而司長是夏曾佑先生。弄些什麼“國學”的人大概也都知道的，我們不必看他另外的論文，只要看他所編的兩本《中國歷史教科書》，就知道他看中國人有怎地清楚。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黴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

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思，説説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地躺了十來年。

這回是F先生來做教育總長了，他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聽到了什麼謠言，以為麻袋裏定有好的宋版書——“海內孤本”。這一類謠言是常有的，我早先還聽得人説，其中且有什麼妃的繡鞋和什麼王的頭骨哩。有一天，他就發一個命令，教我和G主事試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個到西花廳，我們倆在塵埃中看寶貝，大抵是賀表，黃綾封，要説好是也可以説好的，但太多了，倒覺得不希奇。還有奏章，小刑名案子居多，文字是半滿半漢，只有幾個是也特別的，但滿眼都是了，也覺得討厭。殿試卷是一本也沒有；另有幾箱，原在教育部，不過都是二三甲的卷子，聽説名次高一點的在清朝便已被人偷去了，何況乎狀元。至於宋版書呢，有是有的，或則破爛的半本，或是撕破的幾張。也有清初的黃榜，也有實錄的稿本。朝鮮的賀正表，我記得也發見過一張。

我們後來又看了兩天，麻袋的數目，記不清楚了，但奇怪，這時以考察歐美教育馳譽的Y次長，以講大話出名的C參事，忽然都變為考古家了。他們和F總長，都“念茲在茲”，在塵埃中間和破紙旁邊離不開。凡有我們檢起在桌上的，他們總要拿進去，説是去看看。等到送還的時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點，上帝在上，那倒是真的。

大約是幾葉宋版書作怪罷，F總長要大舉整理了，另派了部員幾十人，我倒幸而不在內。其時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已經遷在午門，處長早換了YT；麻袋們便在午門上被整理。YT是一個旗人，京腔説得極漂亮，文字從來不談的，但是，奇怪之至，他竟也忽然變成考古家了，對於此道津津有味。後來還珍藏着一本宋版的什麼《司馬法》，可惜缺了角，但已經都用古色紙補了起來。

那時的整理法我不大記得了，要之，是分為“保存”和“放棄”，即“有用”和“無用”的兩部分。從此幾十個部員，即天天在塵埃和破紙中出沒，漸漸完工——出沒了多少天，我也記不清楚了。“保存”的一部分，後來給北京大學又分了一大部分去。其餘的仍藏博物館。不要的呢，當時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

不，據“高等做官教科書”所指示，不能如此草草的。派部員幾十人辦理，雖説倘有後患，即應由他們負責，和總長無干。但究竟還只一部，外面説起話來，指摘的還是某部，而非某部的某某人。既然只是“部”，就又不能和總長無干了。

於是辦公事，請各部都派員會同再行檢查。這宗公事是靈的，不到兩星期，各部都派來了，從兩個至四個，其中很多的是新從外洋回來的留學生，還穿着嶄新的洋服。於是濟濟蹌蹌，又在灰土和廢紙之間鑽來鑽去。但是，説也奇怪，好幾個嶄新的留學生又都忽然變了考古家了，將破爛的紙張，絹片，塞到洋褲袋裏——但這是傳聞之詞，我沒有目睹。

這一種儀式既經舉行，即倘有後患，各部都該負責，不能超然物外，説風涼話了。從此午門樓上的空氣，便再沒有先前一般緊張，只見一大羣破紙寂寞地鋪在地面上，時有一二工役，手執長木棍，攪着，拾取些黃綾表籤和別的他們所要的東西。

那麼，這些不要的東西，應該可以銷燬了罷，免得失火。

不。F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正如人們一死，訃文上即都是第一等好人一般。況且他的主義本來並不在避火，所以他便不管了，接着，他也就“下野”了。

這些廢紙從此便又沒有人再提起，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才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

我的話實在也未免有些煞風景，近乎説，這殘餘的廢紙裏，已沒有什麼寶貝似的。那麼，外面驚心動魄的什麼唐畫呀，蜀石經呀，宋版書呀，何從而來的呢？我想，這也是別人必發的質問。

我想，那是這樣的。殘餘的破紙裏，大約總不免有所謂東西留遺，但未必會有蜀刻和宋版，因為這正是大家所注意搜索的。現在好東西的層出不窮者，一，是因為闊人先前陸續偷去的東西，本不敢示人，現在卻得了可以發表的機會；二，是許多假造的古董，都掛了出於八千麻袋中的招牌而上市了。

還有，蔣先生以為國立圖書館“五六年來一直到此刻，每次戰爭的勝來敗去總得糟蹋得很多。”那可也不然的。從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戰爭，圖書館從未遭過損失。只當袁世凱稱帝時，曾經幾乎遭一個皇室中人攘奪，然而倖免了。它的厄運，是在好書被有權者用相似的本子來掉換，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這裏多説了。

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