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學轉向

語言學轉向，亦稱語言轉向（the Linguistic Turn）

作為一個術語，"語言學轉向"最早由維也納學派的古斯塔夫·伯格曼在《邏輯與實在》（Logic and Reality，1964）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所有的語言論哲學家都通過敍述確切的語言來敍述世界，構成了語言學的轉向，語言成為日常語言哲學家與理想語言哲學家在方法上的基本出發點。

但使這個説法得到廣泛流傳和認同的，則主要緣於理查德·羅蒂所編的《語言學轉向——哲學方法論文集》（The Lingustic Turn: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1967）一書的出版。

總體來看，兩位學者對哲學新動向的總結針對的主要是英美分析哲學，其中包括作為先行者的弗雷格、羅素，在一定程度上受他們影響的牛津日常語言學派和維也納學派，以及後來的邏輯實用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他們共同展示了哲學研究中語言分析的不同方法和階段。

分析哲學家大多是數理方面的科學家，在追求科學性方面承襲了實用主義的傳統，即力圖在語言、意義和實在之間達到統一，受科學主義思潮的影響，那些無法為經驗證實的語言命題被宣告為非科學的和無意義的命題。形而上學作為一種追求普遍有效性的真理言説系統，其語言必然包含超越於經驗的指向，因此分析哲學的科學性要求最終劃分兩個世界，也即可以用可靠語言或有意義的命題進行表達的部分，和無法進行表達的“無意義的”部分。

我們看到，"語言學轉向"雖然在狹義上講的是與分析哲學和語言學直接相關的部分；但是從廣義上看，它的深度已經涉及到符號和表意系統整體，而廣度上則包括了歐美現代哲學的整體趨勢，因此這一轉向也可以認為是西方哲學整體的"語言轉向"，對後來的哲學研究影響深遠。今天的哲學家已經很難直接去探討純粹的哲學運思，而是必須面對各種文化意義領域與語言學或者其他指意符號系統之間的密切關係。事實上，美國哲學家皮爾斯早就認為，使用符號的能力乃是思想的根本要素，從這個角度上來説，皮爾斯應該是最早預言了"語言學轉向"的一位哲學家。

從橫向看，"語言學轉向"直接源自數理科學和語言學的發展；從縱向看，"語言學轉向"實際上是現代哲學方法論轉向的一個結果，無論是第一、第二代實證主義的經驗歸納還是現象學的本質直觀，都首先意味着現代哲學的方法論轉換，其次才是語言在這一轉換過程中的出台並取得中心地位。

由於語言聯繫着主體與客體、本體論領域和認識論領域，因此這一轉向並非真正與傳統哲學異質，而只是從一種新視角來重新探討傳統哲學面臨的各種問題，其初衷很難説是對形而上學問題的真正拒絕。只不過在結果上，"語言學轉向"展示了把形而上學科學化的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來説，它是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終結”。但樂觀地看，"語言學轉向"也反過來標明瞭人類語言與科學化表達對於形而上學的無力，因此它恰恰更為鮮明而突出了形而上學獨立和超越於人類經驗範式的價值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