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心麗

1976年3月參加工作，曾任廈門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校友總會副理事長，校婦委會委員，廈門大學團委副書記，廈門大學海外函授學院國際教育中心留學生部副主任，廈門大學海外教育學院留學生部主任、直屬黨支部書記、院長等職。

2012年11月至2018年07月，任廈門大學副校長。 ^[1-3] 

2018年7月12日，教育部研究決定：免去詹心麗的廈門大學副校長職務。 ^[3] 

詹心麗生長在一個書香之家，父母都是大學教師，本該過着幸福的童年生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到來，使詹心麗的家庭遭遇了巨大變故。“文革”開始，父親被扣上了“反動學術權 威”的帽子，成為“牛鬼蛇神”隊的隊長。他所從事的心理學專業被貼上了“唯心主義”的標籤。每每看到父親在大庭廣眾之下戴着高帽被批鬥，紅衞兵們肆無忌憚地羞辱他，詹心麗和姐姐都非常傷心，總是哭着跑回家。 1970年，不到12歲的詹心麗隨全家被下放到平和縣南勝公社前山大隊的埔邊生產隊，據説這是大隊裏最窮的生產隊。到生產隊的第一天，生產隊長帶詹心麗們來到了詹心麗們的“新家”。他讓農民把牛棚裏的牛全牽走，打掃一遍後，告訴詹心麗們：“生產隊裏現 在騰不出房子，你們先將就在這裏住下吧。”看到這種情況，母親當場流下了眼淚，苦苦哀求生產隊長再想想辦法，不要讓三個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受苦。後來，詹心麗們又搬到土樓裏的一間祠堂裏，據説那間祠堂曾經吊死過人，當地人為了避邪，都不敢走近，但詹心麗們一家6口人相依為命在這裏生活了好長一段時間。 姐姐大詹心麗一歲，和詹心麗一起在前山大隊小學五年級同班讀書。父母經常被叫到離家五六里路的公社所在地集中學習，接受教育。詹心麗倆每天輪流上學，不上學的就負責照顧家裏82歲的外婆和5歲的小妹。早上6點多起牀，挑水、砍柴、煮飯，小小肩膀攬下所有家務。詹心麗永遠忘不了那一幕，一天父親拖着受傷的腿，拄着枴杖在田埂上走着，一個趔趄使他整個人摔倒在田裏。突然之間，詹心麗感覺自己長大了，懂事了。往日那書香門第裏的幸福小花朵已不復存在，現實逼迫着詹心麗們快快長大，去面對生活的磨難。 剛到農村時，詹心麗和姐姐因不會説本地方言，遭到農民孩子的排斥，他們經常丟石頭來欺負詹心麗們。但懂事的詹心麗們從來沒有向父母哭訴什麼，因為他們的內心比詹心麗們還痛苦。 詹心麗一家逐漸適應了農村生活。上了南勝中學後，詹心麗與姐姐和農民孩子一樣，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田間勞動，打着赤腳在地裏幹活。到高中畢業時，詹心麗已經能挑一百來斤重的擔子，儼然成為一名“農村姑娘”。

1975年夏天，詹心麗高中畢業了。詹心麗的知青生涯拉開序幕。父親原本不同意詹心麗去插隊，因為他擔心他們有機會調回城裏後，只留下詹心麗一人在農村。但17歲的詹心麗和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一樣滿懷着激情，一心想着繼續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為了表示詹心麗的決心，詹心麗還在中學食堂門口貼了一張決心書，上面寫着“毛主席揮手詹心麗前進，上山下鄉幹革命”。

走進新廟生產隊，詹心麗真正當上了農民。勞動強度雖然比中學時更大，但詹心麗欣然接受鍛鍊。當地農民不太相信詹心麗是城裏長大的孩子，因為詹心麗並不嬌氣，跟農村孩子一樣會吃苦，並努力學會了各種農活。搶收季節時，詹心麗站在水田裏，忙碌地將堆成小山似的稻穀傳遞給在打穀機上打穀的農友，無暇顧及腿上那一隻只吸血的螞蟥，只有利用打穀機停歇的間隙，在手上吐一口唾沫，把腿上的螞蟥拔下來丟掉。挑大糞澆灌甘蔗是詹心麗們經常乾的農活，一天大概要挑40擔才能掙得8個工分。甘蔗長得有人高，詹心麗們穿梭於甘蔗林中澆灌大糞，糞勺上粘着糞便，粘到蔗葉上，蔗葉上的糞便又粘在臉上……

下鄉期間，鑑於詹心麗的表現，詹心麗被評為知青先進代表，還被選為大隊的團總支副書記。

無論詹心麗怎麼努力，都脱不掉“臭老九子女”的帽子，也從來不敢奢望有機會被推薦上大學。家庭成份不好成為詹心麗心裏始終揮之不去的陰影。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家裏最興奮的是父親。父親最大的心願就是孩子們能夠上大學，甚至像他一樣獲得更高的學位。1977年的秋天，他終於等來了這一天。 在讀書無用論的年代，在上大學無望的日子裏，父親還是希望詹心麗們能多讀點書。在父親的指導下，詹心麗閲讀了大量的文學“禁書”，如《三國演義》、《紅樓夢》、《悲慘世界》等。家裏曾保存有一大幅《水滸傳》108將人物圖，父親把圖鋪在牀上，指着圖中的人物逐一給詹心麗們講解。父親嗜書如命，家裏8大箱的書一直跟隨着詹心麗們全家人。下放農村前母親本想把這些書寄存在城裏的親戚家，但父親堅決不同意。每年春季，父親都要詹心麗們把他的藏書翻出來曬曬太陽，8箱書籍擺滿了農家門前的場地，成了村裏的一道風景。

由於有了些文學功底，詹心麗鼓足勇氣參加高考，並報考廈門大學中文系。中學時詹心麗沒學過歷史，博學的父親為了讓詹心麗記牢歷史紀年表，還編了幾段順口溜便於詹心麗記憶。詹心麗雖然複習時間不多，但還是充分利用每分鐘。白天詹心麗照常勞動，晚上在煤油燈下苦讀。第二天走在田埂上，腦子裏還在琢磨着昨晚解不開的那道數學題。在父親的耐心輔導下，詹心麗考出了334分的高分，成為縣高考狀元，被廈大中文系錄取。 這其中還有一段小插曲：高考分數出來以後，詹心麗的數學成績是26分。詹心麗一看到這個分數就知道肯定出錯了，因為數學向來是詹心麗的強項，縣裏模擬考時詹心麗還考了第一名。於是，詹心麗高中的班主任邱煜琨老師多方託人到地區教育局查到詹心麗的試卷，原來是工作人員記錯了分數，將76分看成了26分 詹心麗至 今還非常感激邱老師 得知詹心麗考了個縣狀元，父親高興得不得了。父親是解放前中山大學的心理學碩士，“文革”前就已是心理學界的知名學者。他雖然專業是心理學，但博學多才，文學歷史、天文地理都有所涉獵；他興趣廣泛，會拉小提琴，會唱京劇；他的許多學生至 今仍記得他精彩生動、風趣幽默的講課。然而，在“文革”中，他的身心受到了極大的摧殘，更談不上才華和專業的施展。他把他的追求和書生的夢想寄託在孩子身上。粉碎“四人幫”後，父親回到大學從事心理學教學科研，不久就病倒了。1990年，他帶着太多太多的遺憾離開了人世。

詹心麗的姐姐和妹妹都考上了大學，妹妹還在廈大化學系讀了博士。詹心麗三姐妹都實現了他老人家的願望，九泉之下的父親應該可以含笑瞑目了。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