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緣情而綺靡

“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從《尚書·堯典》提出“詩言志”開始，由先秦而迄魏晉，“言志説”始終處於優勢。其實“言志”是一切文學作品的共同特徵，由於詩歌是一種最早的文學品種，就把這個屬於一切文學品種的共同特徵歸之於詩歌。至漢代，《毛詩序》承《禮記·樂記》之後，首先提出“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漢書·翼奉傳》也説：“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已開始涉及詩與情的問題。但都未把“言情”提到與“言志”同等的地位。《文賦》首先沖決儒家言志説的束縛，提出“緣情”這個概念。它雖然不能也不必取代“言志”這個文學的共同特徵，但不能不承認“緣情”比“言志”更能概括詩歌的藝術特徵。後來，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中又提出“情者文之經”，即把言情看作一切文學的特徵，但詩歌仍把抒情視作最本質的特徵。因此，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並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把情作為詩歌的根本。清袁枚《小倉山房文集·答蕺園論詩書》：“且夫詩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後有必不可朽之情。”對“詩緣情”這一本質特徵作了進一步闡發。“緣情”是就詩內美而言，“綺靡”則是就詩歌的外形美而言，繼承曹丕“詩賦欲麗”，陸機認為詩歌應具有豔麗華美的形式。所謂“其會意也尚巧，其遺言也貴妍，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正是對詩歌綺靡的形式美的論述。由於“緣情而綺靡”的主張不符合儒家傳統詩學信條，歷來都遭到封建文人的非議，但由於這種觀念的更新，進一步促進了詩歌理論和創作的發展。如果沒有這種解放，就沒有六朝的綺麗，也就沒有盛唐千匯萬狀的盛況。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