診病辨證論治

根據李積敏先生的各種論述，我們可將慎言先生對於“病”與“證”的辯證關係綜合一下，歸納為下列四個方面。

1.1.1 病為綱，證為目

李積敏(字慎言)在《辨病專方施治論》中曰：“臨牀當先識病，病名確定，則治有成法成方。……病名立，或有分期，或有分型，再分證，此乃診療之次第也。……病立則專方立，分期、型、證則用藥增減從之。……病者為綱，期、型、證者均為目，此乃病證之格局也。……病者為本，證者為標，此乃病證之實質也。”病是對具體病變的本質的認識，從哲學辯證的角度來看，病為第一層次，證為第二層次。李積敏認為病為本、證為標，病為綱、證為目。臨牀治病，首當辨病，確診病名後再據症辨證。

《辨病專方施治論》：“病者本也，證者病之變。病之發展變化，乃受多種因素之影響，則呈現不同之證，證者病之所見也，且隨病之變化而改變，受病理之制約。病統證，證從病。……病為本，則治法主方已定；證為變，則隨主方增減為之。此乃以不變應萬變，不變者病也，萬變者證也。”李積敏認為病是本質的體現，它規定着證的表現、發展與變化。在疾病的發展變化過程中，因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可表現出各種不同的證，它隨着病情的變化而改變，但受着基本病機變化過程的制約和影響。因而在臨牀治療疾病時，應確診病名，根據其病因病機總規律，規定治療的大方向，確定貫穿全程的治療原則及治療大法，並且選擇必要的治療主方劑。再根據疾病存在於不同的個體或不同階段而表現為不同的期、型及證候，而可採用不同的治法和藥物的加減變化。

李積敏(字慎言)在《診病辨證論》中説：“病名是對具體疾病全過程的特點與規律所作的病理性概括與抽象。它把握疾病的一般規律和全局。證是疾病某個階段的病理狀態，它反映該階段的病機規律，相對於疾病全過程來説，它是階段性的，是局部的。”李積敏認為病是整體，證是階段；病為全局，證乃局部。臨牀上對病的診斷，可把握疾病的整體規律，有利於對疾病本質的認識和辨證論治用藥，有利於預測和掌握疾病的預後及變化。

《診病辨證論》：“病是疾病病理變化全過程規律與特點的概括，它貫穿疾病的全過程。證是反映病在疾病過程中某個階段的病理狀態。病含概疾病發展變化的全部病機信息，證只承載疾病過程中全部病機信息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講，病是全集，證是子集。”李積敏從集合論的觀點出發，認為病為全集，證是子集。從系統論的角度認為，病是系統地、全過程的規律與特點的概括，證是階段地、部分過程的病理狀態表現。

疾病是在病因作用和正虛邪湊的條件下，體內出現的具有一定發展規律的正邪交爭、陰陽失調的全部演變過程，具體表現為若干特定症狀和各階段相適應的證候。李積敏認為臨牀上對病名的診斷，有利於對該病變本質的認識，有利於把握該病的演變過程總規律，也有利於確定治療原則及治療大法。病名確立後，再進行辨證，是掌握判斷當前該病所處的發展階段及病理狀態，以決定採用的治療方法及方藥。

李積敏以為診病與辨證是辯證的關係，診病掌握全程總規律，辨證瞭解當前階段狀態。他非常強調辨病診病的重要性，但同時也重視辨證對於施治的必要性。

李積敏認為病名確立，即根據特定的病因與發展規律，也就規定了治療方向，也有了貫穿始終的治療原則及大法，也就必然有一個或一組確定的治療主方，此主方是針對疾病的本質而治。根據疾病存在於不同階段而表現出的不同證候，可在主方的基礎上，隨證進行藥物加減變化，針對其病機實質而治療。

中醫發展經歷了數千年的悠久歷史，中醫診療始於診病。先秦時期，通過《馬王堆出土醫籍》、《山海經》等典籍，記述了疥、疣、痔等疾病，約計百餘種。兩漢時期，通過武威漢簡《治百病方》、《神農本草經》、《傷寒雜病論》等，記述疾病種類超過500種。魏晉至隋唐時期，通過《諸病源候論》、《千金方》等，記述的疾病種類不下2000種。宋遼金元時期，通過《太平聖惠方》、《局方》等，記述的病種已超過2500種。明清時期，通過《普濟方》、《本草綱目》等，記述的病種超過3000種。《內經》時代，提出疾病、證候、症狀三種形式，説明古代醫學對疾病認識早於證候。《傷寒論》首創辨病論治，各論篇名均冠以“辨××病脈證並治”。《金匱要略》以病名篇，以病統證，據病施方，已初步確立了辨病治療的體系。

李積敏就是根據中醫已有的歷史成果及理論，結合自己長期的診療實踐及研究，逐步形成了“診病辨證論治”的學術思想體系。

“診病辨證論治”是中醫臨牀診療體系模式發展的趨向

李積敏的“診病辨證論治”學術思想是根據前人的成果及理論，結合自己的臨牀實踐及研究而逐步發展形成的，有其深厚的臨牀基礎。疾病是醫學中的基本概念，由於各種疾病的病因、病狀、病機、病程各有不同，因而冠以特定的病名，以代表該病本質及特徵。每個具體的病名是醫學上對該具體疾病全過程的特點（病因、病狀、主要臨牀表現）與規律（演變趨勢、轉歸、預後等）所作的病理概括與抽象，是對該疾病的本質認識。當今自然科學及科技高度發達，西方醫學迅猛發展，伴隨着檢驗手段、微生物學及生物技術等不斷髮展，疾病的診斷治療已進入了科學化、規範化、客觀化的階段。而中醫要發展要進步，就必須溶入主流醫學的海洋之中。對於具體疾病的診療研究，國際有統一的名稱和代碼，其診斷標準和療效標準也日趨統一，臨牀診療體系是以診病為其模式。無論是中醫還是西醫，臨牀醫學針對的目標是完全一樣的，解決一切危及人類健康的疾病。中醫要溶入世界醫學，要得到國際間的認可，就要遵循統一的規則，就要建立現代臨牀診療體系，即辨病治療的體系。辨證論治作為中醫的一項診療特色，在長期的臨牀發展過程中，佔有很重要的位置，並積累了大量臨牀資料和豐富的經驗，其中不乏精華所在。中醫發展又要繼承、挖掘和發揚這些已有的成果和精華。因此建立在辨病的基礎上進行辨證論治，即建立“診病辨證論治”的診療體系，是中醫學臨牀診療活動的完整模式。它既遵循了國際現代醫學統一的規則，又繼承保持了中醫傳統的診療特色。任何輕視辨病或輕視辨證、側重辨病或側重辨證的傾向，都是割裂了完整的中醫診療體系，它將制約中醫診療的能力，制約中醫的發展，導致中醫臨牀醫學的退化。

因此，李積敏認為建立“診病辨證論治”體系，是中醫臨牀診療體系模式發展的必然趨向，是中醫認識疾病、診斷疾病、治療疾病的一次飛躍，必將推進中醫臨牀醫學發展的進程，促進中醫國際化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