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病論治

各種疾病發展過程的不同階段可以形成不同的，或由於患者的年齡、體質、飲食習慣等個體差異，以及地理、氣候、環境等因素的影響，而使某種疾病既便在同一階段,也可表現為不同類型,形成不同的證。因此“病”和“證”既有區別,又密切相關,辨病與辨證結合運用，既識病，又辨證，則既可把握疾病的發展規律，注意不同疾病的不同特點，又能考慮到患者的個體差異，並注意到不同疾病在某些階段所表現的共同證候。因此，辨病論治和既不可相互割裂，也不可相互代替，二者相結合是中醫臨牀最常用的診治疾病的方法。

辨病論治伴隨着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而產生。如瘧、疥、蠱、齲等20餘種疾病的名稱在殷墟甲骨文已有記載；西周《山海經》有癭、痔、癰、疽、痹等23種固定病名；長沙《五十二病方》共載醫方 280多個，所治疾患涉及內、外、婦、兒、五官各種疾病 100多種；甘肅武威漢墓出土的木簡《治百病方》，記載了治療內、外、婦、五官各科疾病的醫方30多個。這些記載體現了古代根據具體疾病，採取針對性治療的辨病論治思想。至，所記載的病名已達 300多個,其中有的較詳細地論述了病因病機臨牀表現發展轉歸、傳變及預後,並提出治療原則;對有的病種作了專病專篇討論，如“熱論”、“痿論”、“瘧論”、“痹論”等。《內經》中除採用針灸治療外，還提出13首中藥方劑，如生鐵落飲治癲狂、烏骨丸治血枯等，體現了專病專方的論治思想。《內經》中辨病論治的理論已比較系統，其臨牀運用也較具體，表明辨病論治的原則和方法已得到了確立。其後歷代醫家從不同的角度豐富發展了辨病論治的思想和方法， 如唐代、宋代、記載了大量的病名及相應的治療方藥。東漢的《傷寒雜病論》則將辨病論治與辨證論治融為一體，以闡述外感病與內傷雜病的診斷與治療，創立了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中醫診斷疾病的方法，對後世中醫理論與臨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後，歷代醫家從不同角度發展形成了傷寒、温病等學派，以及內、外、婦、兒、五官、骨傷等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