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凍文學

由於斯大林時期國家政治生活的僵化、專制化，斯大林時代的文壇大都是歌頌文學，宣揚“無衝突論”，造成了文學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學作品迴避矛盾、粉飾生活、歌功頌德，對於一些稍微觸及現實的作品，動輒加以粗暴的攻擊、批判。斯大林逝世後，蘇聯第二次作代會召開，徹底糾正“左”的偏向，作家們開始大膽的表現生活矛盾的衝突和社會的黑暗面，“解凍文學”由此出現。

“解凍文學”以愛倫堡的《解凍》為發端，開創了一個文學潮流。

首先，要求重視人，呼喚人性的復歸，要求重新確認“人”的地位，要求文學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弊端。解凍文學之前的蘇聯文學作品往往寫事重於寫人，“生產小説”、“商業小説”、“農業題材”、“工業題材”等都是指寫事，而不是寫人，解凍文學力圖走出這種文學誤區。

其次，要求重新發掘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打碎即往的虛偽的、矯飾的既“瞞”又“騙”的政治口號式的創作毒流。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蘇聯的《新世界》導雜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它們觸及到了當時十分敏鋭的社會問題。其中，波麥蘭採夫的《論文學的真誠》最有代表性。該文揭露了文學中“粉飾現實”的種種積習和手法，呼籲作家拿出“真誠”和“良心”，寫“生活的真實”。這一問題的提出，立刻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引起了輿論的強烈反響。蘇聯在這個時期發表了一連串反官僚主義題材的小説，如亞·雅申的《槓桿》、丹·格拉寧的《個人意見》等。這一時期還發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鎮壓而死的作家的作品。

蘇共20大後，思想解放界的“解凍”思潮一瀉千里，波匈事件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邊串事件接二連三發生，加上國內出現“莫斯科大學事件”，使蘇共領導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從1957年開始，便開始收緊“解凍”的閘門，特別是對文藝界的“不健康傾向”的批判，隨後採取一系列緊急措施，“解凍”思潮便基本停止發展。在1959—1960年期間，“解凍”的閘門雖沒有關死，正常的平反雖還照常進行，但思想解放的步伐卻大大放慢了下來。

以《解凍》發表為標誌，被西方稱為“解凍文學”時期的作品從此源源不斷地出現，如：柯涅楚克的劇本《翅膀》、佐林的劇本《客人》、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杜金採夫的《不是單靠麪包》，特瓦爾托夫斯基的長詩《華西里·焦爾金遊地府》，尼古拉耶娃的《前進中的戰鬥》，索爾仁尼琴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葉甫圖申科的詩歌《斯大林的繼承者們》等等。不過，蘇聯文學界一直不承認“解凍文學”這個説法。西方評論界的説法也不盡相同。就我們的理解，“解凍”思潮主要指斯大林逝世後十年中，特別是五十年代中期那些揭露蘇聯社會陰暗面，反斯大林化，要求創作自由，向西方靠攏的趨向。這裏所説的反斯大林化，不單是指反對斯大林的錯誤，而是把斯大林的名字與蘇聯的社會主義相提並論。

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後，愛倫堡又發表了《解凍》第二部，一九五九年出版了一本《詩歌集》。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五八年間，愛倫堡幾乎連年不斷地寫作和發表了一系列文藝論文，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必要的解釋》、《司湯達的教訓》、《<瑪林娜·茨維塔耶娃詩集>序》、《拉維亞<羅馬故事>序》等。他在這些論文中對文藝和社會某些現象提出了不同看法，這在蘇聯文學界又一次引起了爭論並受到批評。愛倫堡或者進行反批評，或者置之不理，但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觀點。一九五九年，《文學與生活》報以《藝術的規律》為題，發表了愛倫堡與該報記者的談話。這篇文章的思想與他過去的《談作家的工作》一文中的論點大體一致，因而又引起了一場爭論。愛倫堡還是不服，再次寫文章反駁並再次為《解凍》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