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流亡政府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西藏曆史翻開了嶄新的一頁。但少數西藏反動上層分子公開反對“十七條協議”,聲稱“西藏是獨立國家”,叫囂要“採取武裝行動,把解放軍趕跑”,不斷策劃實施叛亂活動,謀取“西藏獨立”。

1959年初,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支持縱容下,西藏局部叛亂不斷擴大,約七千多名叛亂分子竄入拉薩,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反動上層分子認為同中央決裂的時機已到,於3月10日公然發動了旨在分裂祖國的全面武裝叛亂。

武裝叛亂失敗後,達賴逃亡國外。逃亡途中,3月26日,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倫索康·旺清格勒在西藏山南的隆子宗(今隆子縣)代表達賴宣佈:3月10日“宣佈西藏獨立了……現在準備把譯倉(西藏地方政府機構)、噶廈(西藏地方政府)也搬到國外去。暫時拉薩無法作為國都,決定隆子宗為國都並稱為玉結隆子。”4月18日,達賴到達印度的提斯浦爾後,發表鼓吹“西藏獨立”的《達賴喇嘛的聲明》。

為了實現“西藏獨立”,在印度達蘭薩拉,達賴集團建立了一整套等同於獨立國家的機構。

1960年9月達賴在這裏召開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宣佈成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自己任“國家首腦”,“西藏流亡議會”也同時成立。

1963年達賴在這裏主持制定並頒佈了“憲法”。由此,一個以“西藏獨立”為政治綱領的分裂主義集團正式出籠。

1991年,達賴集團主導制定的“流亡藏人憲法”仍然將“西藏獨立”奉為宗旨,在這部新修訂的所謂“憲法”中規定“達賴喇嘛任國家首腦”,堅持主張“建立一個自由、社會幸福、政教合一、民主聯盟的本地人國家”。

這與1963年達賴主導制定的“大西藏國憲法”中要“建立一個民主統一的國家”、“達賴喇嘛任國家首腦”的提法,幾乎沒有什麼改變,而明確規定實行“政教合一制度”,使高層喇嘛理所當然地出任“西藏流亡政府”“首席噶倫”,進一步強化了達賴作為政教領袖對“西藏流亡政府”所有重大事務的最後決定權。 ^[2] 

達賴集團不斷強化“流亡政府”機構。達賴集團於1959年4月組建的第一屆“西藏流亡政府”,設“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宗教部”4個機構。

2006年9月組建的第十三屆“流亡政府”,卻設有“內政部”、“外交與新聞部”、“宗教與文化部”、“教育部”、“財政部”、“衞生部”、“安全部”等7個部門。達賴集團進行“西藏獨立”活動的指令,都是以“西藏流亡中央政府”名義發佈的。 ^[2] 

在“西藏獨立”理念的驅使下,“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全國民主黨”、“西藏婦女協會”、“自由學生運動”、“西藏國家民主黨”、“國際援藏網”等達賴集團下屬組織相繼滋生,相互勾連呼應、彼此分工協作,在境內外掀起一波波“西藏獨立”的濁浪。 ^[2] 

達賴集團“流亡政府”是一個既無中央認可，又未經過國內藏胞認同，也不能取得國外藏人一致擁護，更未得到世界任何一國政府承認的非法政治組織。

達賴集團不遺餘力地要把“西藏流亡政府”粉飾成“西藏人民利益的代表”，其險惡用心就是要否定現在的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和其他藏區自治政府，進而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最終實現“西藏獨立”、復辟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的反動政治圖謀。

無論是從人民利益的角度，還是從法理的角度，代表西藏地方和西藏人民的，只能是中國中央政府及其領導下的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達賴及其“流亡政府”沒有任何合法性，沒有任何資格代表西藏地方和西藏人民。 ^[1] 

達賴集團1959年武裝叛亂失敗逃亡後，在印度達蘭薩拉建立“西藏流亡政府”，陸續成立“西藏青年大會”（簡稱“藏青會”）、“西藏婦女協會”（簡稱“藏婦會”）等“藏獨”組織，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一刻也沒有停止過。

達賴公開鼓吹“西藏是獨立國家”

1959年6月，外逃不久的達賴就急於發表聲明説“西藏實際上曾經一向是獨立的”。圖謀“西藏獨立”成為達賴集團公開鼓吹和不斷煽動的“夢想”。每逢“3·10”等“藏獨”重要日子，都不遺餘力地鼓譟，變着花樣地宣揚“西藏獨立”，為境內外的“藏獨”分子鼓勁。

20世紀60年代初期，達賴集團在印度達蘭薩拉召開“西藏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了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頒佈所謂“憲法”，規定“由達賴任國家首腦”，“大臣由達賴任命”，“政府的一切工作均應由達賴同意方被認可”。他們有所謂的“國歌”、“國旗”（雪山獅子旗）。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後，達賴集團實際上始終堅持按照獨立國家程序行動。每逢他們認為比較重要的節日、會議等，都要安排所謂的升“國旗”、奏“國歌”以及向為“藏獨事業而獻身的勇士和英雄”默哀等儀式。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尼泊爾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衞教軍”，在中國邊境進行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活動。其首任總指揮恩珠倉·公佈扎西在其回憶錄中寫道，“組織了一系列向中國哨所的進攻”，“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游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佔領區達100英里”。達賴撰文對公佈扎西大肆讚揚。

達賴集團在叛逃後的40多年裏，不顧事實，編造謊言，如政府反對宗教自由，迫害宗教人士；藏族傳統文化藝術遭到滅絕危險；西藏自然資源受到嚴重破壞等謊言，蓄意挑撥民族關係，煽動西藏羣眾反對中央政府。

1987年9月，達賴公然宣稱“西藏不是中國一部分，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隨後，拉薩連續發生嚴重騷亂事件，騷亂分子在“西藏獨立”的口號下，衝擊政府機關，砸毀汽車，搶劫財物，焚燒商店和公共建築，並打傷值勤公安幹警，嚴重干擾和破壞了人民羣眾的正常生活和生產秩序。

1989年2月13日起，“藏獨”分裂主義分子已在拉薩幾次鬧事，有關方面一直採取剋制態度，避免了正面衝突。與前幾次騷亂事件相比，3月5日的騷亂事件規模更大。3月6日到7日，拉薩街頭的騷亂仍在繼續。少數分裂主義分子的暴行，對拉薩市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在3天的騷亂中，橫遭暴徒打、砸、搶、燒的商店、旅館、飯店達90多家，被砸毀門窗的機關、學校、醫院數十家，傷亡上百人，直接經濟損失數百萬元。騷亂分子肆無忌憚的惡劣行徑對包括藏胞在內的各族人民感情造成了嚴重傷害，對全國安定團結局面造成了惡劣影響。

1991年3月，達賴向報界宣稱，西藏“是當今世界上被佔領的一個最大的國家”。同一年，達賴集團修改後的“憲法”中，仍規定達賴是“國家首腦”。達賴及其所謂“流亡政府”向國外藏胞長期徵收“獨立税”，在一些國家設立“辦事機構”，出版發行宣揚“西藏獨立”的刊物和書籍，從事“西藏獨立”的政治活動。

1995年他在時輪灌頂法會上的講話，通篇宗教部分談及甚少，都是照本宣科唸誦經典片段，未做任何詮釋開示，更多的是“西藏問題”的政治説教，稱“西藏絕不屬於中國”，煽動民族仇恨。

操縱“藏青會”、“藏婦會”等“藏獨”組織，與境內寺廟少數“藏獨”分子相互勾結，製造慘絕人寰的“3·14”事件，進而拉開了所謂“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的罪惡序幕。這次暴力事件使國家財產和人民生命財產蒙受重大損失，其險惡用心就是企圖在敏感時期挑起事端，蓄意把事情搞大甚至造成流血事件，破壞我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其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破壞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妄圖把西藏從祖國分裂出去；就是要破壞我國30年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破壞西藏連續18年來之不易的穩定的社會環境和繁榮昌盛的發展形勢，破壞全國兩會的勝利召開，並公然反對和企圖破壞舉世矚目的、各族人民盼望已久的2008北京奧運會的舉辦。

北京成功獲得2008年奧運會舉辦權之後，達賴集團在達賴的鼓動下，提出“決戰奧運”，企圖借干擾奧運會加快推進“藏獨”活動。2004年12月，達賴集團“2008自由西藏運動”工作部主席羅登朗林表示，“全世界都會密切關注中國，這就給了我們一個給中國施加政治壓力的獨特機會”。2008年2月7日，達賴集團偽議長噶瑪羣佩稱，“要利用中國舉辦2008奧運會的機會，展開各種活動，迫使中國政府在2008年或者未來兩年內解決西藏問題”。

達賴集團在境內外實施了一系列針對北京奧運會的破壞活動。2007年4月，達賴集團“自由西藏學生運動”在珠峯大本營打出抵制奧運會的“藏獨”標語。2007年5月，達賴集團宣佈將於2008年5月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行“西藏奧運會”，併成立了所謂的“西藏奧運會組委會”。同時，達賴集團“國際支持西藏網絡”還成立了一個由境外藏人組成的“運動隊”，要求國際奧委會准許他們“代表西藏參加奧運會”。“藏青會”於2008年4月開展從達蘭薩拉到新德里的“死亡火炬”傳遞活動。 ^[3] 

達賴集團所謂的“流亡政府”分為三大系統：達賴喇嘛秘書處、“噶廈政府”和“西藏人民會議”。過去數十年中雖有部分改變和調整，但其組織機構基本框架並沒有大的改變。

達賴喇嘛秘書處就是舊西藏時的“譯倉”，又稱達賴喇嘛私人秘書處，或稱達賴喇嘛辦公室。舊西藏的“譯倉”隸屬噶廈並受達賴的總堪布領導，如今的“譯倉”則由達賴直接領導和指揮，是達賴集團重要的決策和權力機關，實際權力超過舊西藏“譯倉”。噶廈的重大事項必須通過“譯倉”呈報達賴喇嘛，“噶廈政府”的主要公文、政令要經“譯倉”審核、蓋章方能生效。

達賴秘書處還負責處理達賴的私人事務，如為其起草講話稿，安排日常活動，奉命為其發表聲明、接見記者等。

專家指出，“噶廈”是達賴集團“流亡政府”的行政管理中樞即“內閣”。“噶廈”之名是清朝中央政府欽定的，1959年3月28日，國務院發佈命令解散“噶廈”，標誌着“噶廈”從那時起即為非法組織。

根據“流亡藏人憲法”，“噶廈”應設8名“噶倫”，通過投票選舉產生，“噶倫”任期5年。幾經改組，一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藏族青年當上了原來只有貴族才有資格擔任的“噶倫”。

專家介紹，達賴集團自1959年叛逃至今共組建了13屆“流亡政府”。有7個“噶倫”，首席“噶倫”是桑東。“流亡政府”下設20多個部門和單位，包括內政部、財政部、安全部、外交與新聞部、宗教與文化部、教育部、衞生部等7個部和其他下屬單位，共有從業人員2900多人。

專家介紹，有充分證據表明，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中，“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如何指揮藏人將“革命成果”進一步擴大，還對“安全部”、“宗教與文化部”等部門的工作進行了部署。一名被依法刑事拘留的受達賴集團派遣、煽動組織策劃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的骨幹分子交代：自2006年11月起和“流亡政府”“安全部”某官員建立了聯繫，並在其授意、指使下積極從事民族分裂活動。

“西藏流亡議會”最早形成於1960年，但“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謂“民主化進程”直到2001年才開始，“總理”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由46名“議員”組成一個“議院”，借鑑和參考印度憲法和議會來運作。該“議院”任期5年，每年召開兩次會議，一次會議的時間為兩週左右。

“西藏人民會議”是達賴集團為籠絡川、青、甘、滇各省藏區外逃藏人和迎合西方國家的需要而給自己披上的西方議會式“民主”外衣。

專家指出，“西藏人民會議”其實並非達賴集團的新把戲。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聚集在印度噶倫堡的少數西藏反動上層，妄圖阻止人民解放軍進藏，在美英帝國主義的唆使之下，就曾於1949年11月8日以“西藏國民會議”的名義向聯合國發出過“呼籲書”；西藏和平解放後，少數反動分子為了破壞十七條協議，又曾多次打出過所謂“西藏人民會議”的牌子，進行了一系列的叛國陰謀活動。

因內部矛盾重重，“西藏人民會議”就代表名額的分配多次進行了調整。基本分配辦法是按照3個地區－－多麥（安多）、多堆（康區）、衞藏（前後藏），和5大教派－－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格魯派、苯教－－平均分配，自行選舉產生。由於達賴集團內部爭權奪利，地區矛盾、教派矛盾以及各種派別組織的矛盾愈演愈烈，這些矛盾在“人民代表”和“人大常設會”的選舉時暴露得最為明顯和突出。1988年2月，第十屆“人民會議”在激烈的爭吵中組成，時隔僅一年，即因台灣金錢醜聞案宣佈解散。

“08年這屆的‘西藏人民議會’2006年9月成立，有46名代表，43個通過選舉產生，另外3個由達賴任命。”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介紹。

“西藏拉薩“3·14”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事件發生後，達賴集團於3月中旬成立了7人組成的“西藏團結委員會”，由“西藏人民議會”議長噶瑪羣培擔任主席。該委員會宣稱代表“西藏中央政府”和達賴喇嘛，將直接領導各地流亡藏人及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範圍內統一開展活動，“西藏流亡政府”的破壞民族團結、破壞奧運會、妄圖分裂祖國的醜惡目的暴露無遺。 ^[4] 

達賴集團還在一些國家設立所謂辦事處、代表處、聯絡處，以加強和一些支持“西藏問題”的團體、人士的聯繫，尋求支持，同時繼續保持同旅居這些國家的藏胞的聯繫，加強對他們的控制。這些辦事處最多時達到18個，現有10個辦事處和２個特別辦事處（駐美國華盛頓辦事處、駐歐洲布魯塞爾辦事處），辦事處頭目都是達賴集團的骨幹，其中華盛頓辦事處頭目是甲日·洛珠堅贊（又名甲日·洛迪），駐布魯塞爾辦事處主任扎西旺堆曾擔任過“流亡政府”“噶倫”。

專家分析指出，近些年來，達賴集團的“草根外交”和院外活動頻頻得手，其駐外辦事處的職責及活動範圍有所擴大。“３·１４”事件後短時間內我國十多個駐外使領館遭遇海外流亡藏人抗議甚至衝擊，和這些辦事處密切相關。

達賴集團還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策略在印度、不丹等地建立藏人聚居點，以保持藏人特點；建立了藏人學校，加強“藏獨”教育，學校的學生每天要升“國旗”、唱“國歌”；克隆了“哲蚌寺”等一系列寺廟，共有約1.7萬名僧侶；辦報刊，出書籍，為“西藏獨立”製造輿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為將更多流亡藏人捆在“西藏獨立”的戰車上，達賴集團借鑑或仿照國內外的各種社團組織形式，把青年、婦女等組織起來，並特別加以扶持，以增強分裂活動的力量，“西藏青年大會”“西藏婦女協會”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噶廈”將這兩個組織列入財政預算，定期給予經濟補助。近年來，“藏青會”羽翼逐漸豐滿，其勢力滲透到達賴集團各個領域，上至“噶廈”“噶倫”及其各個部門－－已經控制了達賴集團“噶廈”及其主要部門，下至各藏人聚居區的大權，乃至達賴喇嘛秘書處，絕大多數均為其骨幹所掌握，“噶廈”政府各級官員和辦事人員中有８０％系“藏青會”現任和曾任成員，“藏青會”糾集流亡藏人鬧事，勾結國際上各種反華勢力，煽動“西藏獨立”，實施“西藏人民大起義運動”，成為鼓吹和圖謀“西藏獨立”最頑固、最激烈、最猖獗的組織。“藏青會”也深受達賴器重，每屆代表大會達賴都要親臨並講話，為之打氣。

專家指出，從構架上看，達賴集團建立了一個功能齊全的政治流亡集團。４０多年來，尤其是近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通過歪曲事實，傳播謠言，污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騙得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 ^[4]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畢華研究員指出，雖然達賴集團“流亡政府”仿照西方國家三權分立形式設置了機構，但其“西藏流亡政府”的頂端仍然是達賴喇嘛，其“政教合一”的實質沒有改變。

她説，對人類社會發展歷史稍微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所謂神權、君權、民權代表着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不同階段。在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下，達賴喇嘛是神權統治的代表，“流亡政府”“憲法”將他作為最高政教領袖，表明在“政教合一”框架下的“流亡政府”，表面上實行的是所謂“民主政治”“三權分立”，事實上具有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一個由宗教轉世產生、代表着神權統治的喇嘛，被推崇為民權的代表、民主的鬥士，這還不滑稽嗎？”她説。

專家指出，在達賴集團中，不論是“西藏人民代表會議”及其議長，還是“噶廈”及其“噶倫”，都必須聽命於、從屬於達賴，達賴既是“神王”又是“君王”，擁有對“噶廈”和“人民會議”的一切決議和官員任命的最後決定權。達賴還有權決定停止、延期或提前召開“西藏人民代表會議”。“‘流亡藏人憲法’賦予達賴喇嘛控制和主宰政教的一切最高權力，正是‘西藏自古形成的政教合一的傳統’制度的特徵。”

達賴自己是宗教人士，又是行政上的“國家元首”。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達賴大哥當才·土登諾布和弟弟阿里·丹增曲傑也都是活佛，在達賴集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歷屆“西藏流亡政府”中，也都有多名僧人擔任重要職務，08年這一屆“流亡政府”首席“噶倫”桑東就是活佛，分管宗教和文化部的“噶倫”桑東·洛桑丹增也是僧人。

“這不是‘政教合一’，是什麼？”專家指出。

四川藏學研究所專家指出，達賴集團的“流亡政府”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外衣與中世紀“政教合一”體制內核的矛盾混合體。

達賴集團創立的《獨立》雜誌1995年秋季號在封面上刊載了一幅漫畫《西藏民主的現狀》，畫了一個亭子，亭蓋標有“民主”字樣，由“立法”“執法”和“司法”三根柱子支撐。“立法”之柱撐頂不接地，“司法”之柱立地不接頂，僅有“執法”一根柱子立地撐頂。

專家們指出，在“政教合一”的體制下，達賴集團還任人唯親，體現出濃厚的宗教和封建色彩。

十四世達賴喇嘛兄弟姐妹共7人。與十四世達賴喇嘛一同逃亡國外的家屬有他的母親德吉次仁（1981年病故）、大哥當才·土登諾布、二哥嘉樂頓珠、三哥洛桑三旦、姐姐次仁卓瑪和姐夫平措扎西（又名黃國楨）、妹妹吉尊白瑪、弟弟丹增曲傑和弟媳仁青康珠。

專家指出，達賴集團和“流亡政府”的政治、武裝、經濟、教育等重要部門和一些派別組織的大權，均為達賴兄弟姐妹所把持，他們在達賴集團乃至“流亡政府”中所建立的家庭專制，超過了歷世達賴喇嘛。

從達蘭薩拉“噶廈”成立至今，達賴家族中先後有5人擔任過“噶倫”、首席“噶倫”。“噶廈”席位無論是3人、6人還是7人，達賴家族都相應占據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或七分之三的比例。

堅持“西藏完全獨立”的達賴大哥當才·土登諾布，又稱當才活佛。其父1947年被親帝分離分子毒死。1950年與美國駐印使領館勾結，策動達賴出逃並充當聯絡人。1951年加入美國國籍，成為美、台的雙重間諜。1956年，達賴赴印度參加釋迦牟尼2500年誕辰紀念，當才活佛奉美國中央情報局之命到達印度策動達賴留居印度。他聲稱，“西藏只有完全獨立才能生存”，“其他方式只能走向死亡”。

集軍事、外交和財權於一身的達賴二哥嘉樂頓珠。1951年應當才活佛邀請，嘉樂頓珠加入美國國籍並接受美國政府及中央情報局任務，此前已與台、美、印取得聯繫，從事分裂活動。他是“印藏特種邊境部隊” 第一任副總監。1959年，嘉樂頓珠任“流亡政府”“外交噶倫”和達賴駐美國紐約辦事處首任負責人。美國支付“四水六崗衞教軍”的經費全部交給嘉樂頓珠中轉。

掌管衞生大權的達賴三哥洛桑三旦，是西藏上層分裂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先後任達賴駐紐約辦事處秘書長，加入美國籍，後回印度任達賴集團“衞生部”和“藏醫院”負責人。其妻達拉·南傑拉姆多年任“噶廈”衞生部助理秘書長多年，1988年11月被提升為“噶廈”衞生部秘書長。

獨攬教育大權的達賴妹妹吉尊白瑪。1964年其姐次仁卓瑪死後任“西藏兒童之家”總管達25年之久，西方國家許多組織和個人救助“西藏難民”的經費和物資都以該組織名義接收，是達賴集團人人垂涎的肥缺。她是1970年“西藏青年大會”創建人之一和第一副會長，1985年任“西藏婦女協會”顧問。1990年至1993年7月任“噶廈”的文化、衞生“噶倫”，因聲譽不佳被迫辭職。1986年改嫁後其夫突獲破格提升，一時成為“吉尊白瑪醜聞”。

控制達賴集團三駕馬車之一“譯倉”的達賴弟弟阿里·丹增曲傑活佛夫婦。阿里活佛1980年從“印度特種邊境部隊”退役後任“流亡政府”治安部副秘書長，1981年起任達賴喇嘛私人秘書處特別助理、副秘書長、秘書長。其妻仁青康珠在達賴授意下籌組“西藏婦女協會”，自1985年任該會常委、會長達9年之久，1993年任“噶廈”“噶倫”，分管教育、內政。

把持安全要職的達賴姐夫黃國楨。1968年至1986年，擔任“噶廈”治安“噶倫”，即“安全部長”。

國外藏人，尤其是西藏的貴族和康巴、安多各地的土司、頭人，對達賴家庭竊據要職、把持“流亡政府”強烈不滿。尤其對達賴實行獨裁，搞家庭專制，對持不同政見者採取槍殺、毒害等手段憤恨不已。

《西藏評論》1993年4月以“且看今朝一張新面孔之民主”為題發表社論，抨擊其為“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裙帶關係”行為。各方輿論攻擊加之達賴的兄弟相煎，繼黃國楨不任“噶倫”之後，嘉樂頓珠、吉尊白瑪也相繼辭去了“噶倫”職務。

專家介紹，達賴的哥哥、妹妹、弟弟、弟媳、姐夫、姐姐中，有多人擔任過“流亡政府”的“噶倫”，或者仍擔任非政府組織的頭目。例如，其姐夫的第二任妻子格桑央金擔任本屆流亡政府的新聞“噶倫”，其妹妹的第二任丈夫丹巴次仁是駐新德里辦事處主任，其弟媳仁青康珠為“藏婦會”會長，其妹妹次仁卓瑪是西藏兒童村的頭頭等等。

專家認為，雖然達賴迎合西方搞了些民主化形式，但實行的仍是封建家族統治。達賴集團和“流亡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沿用了這種模式。

專家介紹，完全靠美、印等國反華勢力支撐起來的達賴集團內部矛盾重重，互相傾軋。

從1990年台灣金錢醜聞導致的“噶倫”總辭職和“人民會議”解散，到1994年“噶廈”與“四水六崗”勢力的矛盾激化，地區矛盾、教派矛盾、青老年派的矛盾以及達賴集團同其他貴族集團的矛盾愈加深化和激烈。

地區矛盾激烈。追隨達賴逃亡的衞藏、康巴、安多等按地區勢力組建藏人聚居區，埋下地區矛盾的種子。他們在外逃藏人安置、外國救濟物資分發、“噶廈”和“人民會議”席位安排及“人民代表”名額分配問題上多次爭執，互不相讓，導致一次又一次地區矛盾爆發，成為達賴集團無法治癒的頑症。一位“噶廈”下級官員評論説：“這種矛盾和鬥爭，甚至發展到搞毒害、暗殺以剷除異己的地步。”

教派矛盾尖鋭。逃亡的各教派活佛把教派之間的矛盾帶到了國外，達蘭薩拉“噶廈”成立初期由黃教一派執掌，其他教派被排斥在外。各派僧侶和信徒各隨其主，教權分散，矛盾尖鋭，同一教派內部也時常發生矛盾，成為達賴集團企圖控制全部外逃藏人和進行分裂活動的一大障礙。

青年派與老年派存在矛盾。青年派不滿達賴獨攬大權，也不像老一代那樣崇拜和尊敬達賴。

西藏貴族與達賴家族之爭。由於達賴的兄弟姐妹大發“難民財”和仗勢跋扈，引起許多派別組織、地區頭人尤其是西藏貴族的不滿甚至仇視。他們聯手施壓，迫使來自達賴家族中的“噶倫”數次下台。

達賴禁奉護法神激起眾怒。1978年達賴下令禁止供奉黃教主要護法神傑欽修丹。1994年，達賴稱該護法神“親漢”、“對西藏的根本大業不利”，併發出取締該護法神的指令，實際目的在於打擊和控制國外藏傳教其他教派勢力和壓服格魯派內部的反對勢力。“流亡政府”“宗教部”則派出打手砸毀神像，毆打信徒，強行禁信護法神。對不聽命者，僧人逐出寺廟，官員開除公職，學生停止補助，羣眾清出社團。達賴迫害信奉者的行為在流亡藏人中引起強烈不滿。

專家指出，從“西藏流亡政府”的機構設置、人員構成和實際行動不難看出，達賴就是西藏“政教合一”的農奴制度的總代表，是長期從事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活動的政治流亡者，而達賴集團正是“政治綱領”為分裂祖國、實現“西藏獨立”的分裂主義集團。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