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兒童文學史

西方（歐美）兒童文學史是一部兒童文學“獨立國”形成和發展的歷史。18世紀發現兒童，19世紀完成了由民間文學向兒童文學的大轉變，到20世紀兒童文學已經發展為“擁有主權和法規的一個獨立大國”（高爾基）。而我國的兒童文學起步比西方晚近兩個世紀，於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萌生，後因戰爭、動亂與失誤，使我們失去了許多與世界溝通和交流的機會。以1954年成立的國際少年兒童圖書協會（簡稱“IBBY”）為例，我國1986年加入時已落後於印度、泰國、馬亞西亞、孟加拉和一些非洲國家許多年，更不待説遲於隔水相望的日本了。此後雖説名義上加入了，但實際上在其中既起不了一個大國的作用，因而也沒有一個大國的地位。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條也是肯定的，即我們對西方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狀瞭解得太少，更乏紮實全面的研究。這缺憾，不僅使我們缺乏世界的眼光，也因此迷失了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之路。在這樣的背景下，韋葦先生的新著《西方兒童文學史》（湖北少兒出版社）出版，就有它多方面的意義。

首先，《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為研究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以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為例。正如中國藝術童話的奠基者葉聖陶所説的“我寫童話，當然是受了西方的影響”（《我與兒童文學》）一樣，中國現代意義上的兒童文學也是誕生於譯介西方兒童文學的熱潮中。中國是先有一批通曉外語而又熱心於創建中國兒童文學的作家，如魯迅、鄭振鐸、周作人、茅盾等，然後中國人才開始認識安徒生、王爾德、凡爾納與普希金，中國兒童的書架上才有適合他們看的童話和小説，然後才有標誌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葉聖陶童話。因而，不研究西方兒童文學史，就無法解釋西方兒童文學為什麼對20世紀初的中國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也幾乎不能指望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會有準確、精到的解釋與描繪。

其次，《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為研究中國兒童文學提供了必要的參照系。有沒有這個參照，完全不一樣。沒有這個參照，我們對中國兒童文學的研究就會陷於主觀狹隘，致使宏觀氣魄不足，不能把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發展放到世界兒童文學的巨大歷史座標系中去考察，無法看清世界兒童文學的大趨勢，及我們兒童文學觀念中的問題。具體到編寫中國兒童文學史，則往往因缺乏參照而對作家、作品普遍評價過高。有這個參照，我們就會知道，魯迅譯薦的俄羅斯盲作家愛羅先珂和奧地利作家至爾·妙倫的童話，在他們的本國並非有影響有地位，也就不會動輒將他們與格林兄弟、安徒生、王爾德等童話大家相提並論；並且還能進一步解釋他們的童話為什麼在中國有較大的影響，甚至像巴金這樣的一代文豪也説：“我是愛羅先珂童話的愛讀者”；“我四篇童話中至少三篇是在他的影響下寫出來的”（《談〈長生塔〉》，見《收穫》1979年第1期）。

第三，《西方兒童文學史》的出版，在供給國人歐美兒童文學的歷史與現狀的同時，還可以讓我們從中引悟出一些兒童文學的真諦。譬如，從民間文學到兒童文學是一條金光大道；兒童文學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理性文學；兒童文學可以有“藝術兒童文學”與“大眾兒童文學”之分；“反顧童年”、“為自己寫作”是兒童文學的永恆主題；絕對沒有教訓意味的作品是不存在的；兒童文學作品應該寫得8至80歲的人都喜歡讀，把玩耍中的兒童和壁爐邊取暖的老人一同吸引過來。凡此種種，都給發展中的中國兒童文學以啓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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