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垣鼓書

襄垣鼓書成型於明末清初，清代中葉發展成熟，是在20世紀30年代後期由當地流行的“鼓兒詞”和“柳調”結合後形成的，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

清朝道光皇帝年間，襄垣鼓書初步定型。相傳盲藝人史金星（三皇東會藝人），將當地的民歌小調、道士的化緣調吸收進鼓兒詞説唱當中，為鼓兒詞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後路永泉（史金星的徒弟），在師父史金星改進的基礎上，又將本地方的戲曲因素，如上黨梆子、上黨落子、秧歌等唱腔融合進去，這樣豐富了鼓書的表演方式，鼓書也更加優美動聽。後來，盲藝人苗喜來又創造了“悲板”和“搶板”。這就是鼓書最初的形成狀況。 ^[5] 

抗日戰爭時期是襄垣鼓書繁榮發展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作品產量大，藝人隊伍擴大。1938年1月襄垣縣抗日愛國盲人宣傳隊成立，宣傳隊伍不斷擴大，由原來的5人發展到75人，具有迷信色彩的三皇會解體。宣傳隊分成十個小組，深入到前線宣傳以説新書進行抗日宣傳，所説的新書部分來源於移植專業團體和專業曲藝工作者的作品外，主要靠自編自演，盲人作品的特點是文字粗糙，通俗易懂，短小精幹，説詞上口、戰鬥性強、鄉土氣息、羣眾喜愛。他們在這個特殊時期，緊跟黨的號召，深入八路軍的戰窩，進行演出，提升了軍人的戰鬥力。同時他們在各個村莊悄悄進行演出，有的時候冒着生命危險進行演出，這樣增加了羣眾的革命熱情，在大後方積極支持了前方的戰鬥。這個時期的演唱主要是自編自唱，大都是有書目沒有本子。 ^[5] 

新中國成立之後，盲人宣傳隊積極配合政府中心工作，思想上發生轉變，書目變為全新的內容，得到縣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58年，大躍進的一年。建立人民公社、全民大練鋼鐵、農村公共食堂一系列大事。虛報價報現象嚴重，盲宣隊作為黨的喉舌，只能儘快編成鼓書，廣泛向羣眾宣傳。這一時期的作品，與新中國成立前相比，共同的特點事，時代特色鮮明。比如：《鬥地主》《土地法大綱》《一個志願軍的未婚妻》《農業合作化》等時代特色的作品。 ^[5] 

襄垣鼓書是一種以襄垣地區的方音語彙説唱相間的表演，以唱為主的民間鼓書形式。襄垣鼓書通常為多人合作表演，其中作為演出掌板的鼓師手腳並用，一人可操作平板鼓、卦板、木魚、腳梆、小鑼、小鑔、鏜鑼、腳打大鑼等全套擊樂。其餘説唱者根據自身條件及內容情節，分行當進行説唱。或輪遞説唱，或一領眾和，或二人對唱，或眾口齊唱；單人表演則表演者只操月琴自彈自演；兩人表演則分持月琴和八角鼓自行伴奏説唱。襄垣鼓書的舞台動作方式通常以坐唱形式為主，也有站唱和走唱的情形。和其他同類鼓書相比，其表演方式尤其是演唱方式更為豐富，幾乎囊括了聲樂體系中的各種唱法，不僅有獨唱、對唱和輪唱，還有領唱、伴唱、齊唱以及搶唱和幫腔等等，非常豐富。 ^[6] 

襄垣鼓書所使用的樂器主要有鼓、板、鑼、鈸、二把、二簧、胡呼、月琴、三絃、八角鼓、二胡、笛子、笙等樂器。 ^[2] 

鼓兒詞的伴奏樂器分打擊樂器和拉絃樂器兩類。其中所有的打擊樂器均由一人操縱，而拉絃樂器則有不同的人伴奏。在鼓兒詞的拉絃樂器中，有三種為其主奏樂器，分別是二簧、二把和胡胡，通常把它們稱為襄垣鼓書弦類樂器中的三大件，其中二簧為領場樂器，承擔整個樂隊的主旋律。除此三件以外，二胡、板胡和三絃等拉絃樂器則需要根據人員多少情況或説唱內容來決定其是否應用，通常樂隊人員多或在借用上黨梆子、上黨落子或河南豫劇中的唱腔表演時才使用。若樂隊表演人員有限，則優先使用三大件主奏樂。 ^[7] 

柳調的伴奏樂器分打擊樂器和彈撥樂器兩類，打擊樂器有八角鼓或簡板（原來沒有，近代新加入）；彈撥樂器有月琴。柳調的打擊樂器原本只有八角鼓，後因各種曲藝的交流融合，襄垣鼓書的伴奏樂器中加入了簡板，所以柳調在之後的表演中一般多使用簡板作為打擊樂器，或者是直接不用打擊樂的單人自兼彈撥樂器進行表演。 ^[7] 

襄垣鼓書中的板式可分成三大類，結構板式、基礎板式和特殊板式。結構板式主要有叫板、起板、送板和切板四種，它們是整個唱段的框架，在鼓兒詞和柳調中都有使用；基礎板式主要有大板和流水板兩種，大板為鼓兒詞的基礎板式，流水板為柳調的基礎板式，它們都為陳述性板式；特殊板式主要有哭板、搶板和垛板，它們意在表現一些特殊的情緒或特定的情節，都有其特殊的功用。 ^[7] 

襄垣鼓書中常用的曲牌有五個，分別為【滿堂紅】【小拾番】【打連成】【放風箏】【繡荷包】。這五個曲牌分別是由不同的器樂曲或民歌小調改編髮展而來，形式上也有不同，它們有純器樂演奏的曲調，也有帶詞演唱的曲調，這兩種形式都有其各自的用法。分為“暖場曲”和人物“劇中曲”兩種類型，暖場曲一般用在開頭或串場的部分，通常為純器樂演奏的曲調。 ^[8] 

襄垣鼓書來自民間，説唱內容多是民間故事，如傳統作品《皮鞭記》《洗衣記》《烈女傳》《包公案》等等。近現代也創作了大量的優秀作品，如革命作品《送子參軍》《二萬五千里長徵》等70多部，現代作品如《南街英雄傳》《呂梁英雄傳》《白毛女》等200多部作品。 ^[9] 

襄垣鼓書主要流行於晉東南的山西省襄垣縣及武鄉、沁縣、屯留、長子、潞城、黎城、壺關等地。 ^[3] 

襄垣鼓書的表演者為盲藝人，其傳承方式一直延用口傳心授的模式，説唱藝人通常沒有音樂理論基底，對理論知識的認知和了解極少，唱腔、曲調等的學習只靠死記硬背，他們多數開始從事這個行業都是迫於生計，社會地位不高，文化程度和專業知識低下，幾乎沒有人能夠去整理出一套詳細的資料以供學習。一些優秀的知名老藝人因年事已高，陸續退休，甚至去世，青年人裏懂退情者甚少。襄垣鼓書後繼乏人，急需保護。 ^[7] 

2018年12月14日山西省長治市襄垣縣文化局以“傳承文脈留住鄉愁”為目標，推進非遺保護工作。襄垣縣在成立了非遺中心的基礎上，對鄉村兩級文化管理員進行了非遺知識、非遺法律法規培訓，共舉辦非遺培訓5次，參訓人員達2000餘人次。採取錄音、錄像的搶救性保護措施，對非遺傳承人的口述史進行整理，編撰了《歌者向天——襄垣鼓書瞽師們的口述》，並初步建立了非遺項目名錄保護體系。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建設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管理平台，從採集、編錄、存儲實現了非遺資料數字化管理。對瀕危的“非遺”項目及年老體弱的傳承人進行全面的拍攝、記錄，並及時形成檔案、建立數據庫。組織開展非遺進校園、進社區、進農村、進廣場活動，擴大了非遺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社會影響力。 ^[10] 

2023年10月31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保護單位名單》公佈，襄垣鼓書項目原保護單位存在單位性質、機構等方面重大變化，不具備保護單位基本條件等情況，重新認定保護單位襄垣縣文化館。 ^[15] 

王俊川，男，1938年7月26日出生，襄垣縣西關村人，山西省曲藝家協會會員。八歲時因病失明，十三歲參加縣曲藝隊拜河南人崔進學為師，學唱河南墜子、後拜董才元説襄垣鼓書，十七歲出師，掌握了全套的演奏技術，精通二簧、二把、月琴、三絃等樂器演奏，後來又學會吹噴吶，嗓子好，聲音宏亮，字正腔圓，既能説書又能唱戲，是襄垣鼓書的全把式，很受羣眾歡迎，一直擔任組長、隊委等領導職務。能自編節目，改革唱腔，設計音樂，在各個中心工作中曾自編作品，代表書目是《徐公案》、《青烈傳》、《五女興唐傳》。2009年6月，王俊川入選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 ^{[5]  [11-12]} 

2008年6月7日，山西省襄垣縣申報的“襄垣鼓書”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4] 

襄垣鼓書是現存北方鼓書類曲藝中歷史較為悠久的曲種之一。不僅保存了許多宋元“鼓子詞”的藝術基因，而且吸收化用了明清以來諸多當地民間相類藝術的諸多元素，説唱方式獨特，唱腔曲調豐富，傳統書目眾多。具有十分豐富的歷史、文化、藝術和學術價值。長期以來，舉凡節日娛樂、婚喪嫁娶、祈福禳災、興建遷徙等生活禮儀和民俗活動，都有襄垣鼓書的演出作為重要的儀式和內容。幾百年來，襄垣鼓書在上黨地區廣泛流行，已經成為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文娛形式。 ^{[6]  [9]} 

2017年9月4日，山西首屆長治藝術節上，四名盲人老藝人表演襄垣鼓書，本次表演為更好地傳承和發展襄垣鼓書起到了積極作用。 ^[13] 

2018年6月7日至14日，在天津市舉辦的全國非遺曲藝週中，中國127個大項的曲藝類國家級非遺項目全部參演，長治市襄垣縣的襄垣鼓書曲藝表演站上全國舞台。 ^[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