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規訓的激情

餘岱宗大學畢業以後，本來可以選擇出國，他的英語不錯，而且有其他相應的條件；也可以選擇當個小説家，做個浪漫文人，一面編制故事，一面自己也捲入一些曲折的故事。他在大學生時代就寫過小説，被當時享有很高權威的全國性刊物《小説選刊》轉載過，他後來寫的小説，其中有一箇中篇，還入選《福建省建國五十年優秀中篇集》（那個選本，一共才選了不到十個中篇）。《福建文學》副主編施曉宇先生在一次會上説，餘岱宗是我們省小説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之一。然而命運既是自己設計的，又是由不得自己的。陰差陽錯，他教了幾年中學語文以後，就考上了我的碩士。

他似乎想在文學研究這個領域裏試試身手。在我最初的印象中，他的臉龐就是一個矛盾：白皙的皮膚，應該是江浙一帶移民的後裔的表徵，而略微深凹的眼睛裏有點比鷹隼柔和一點的靈氣，又像有幾十分之一的阿拉伯人種的血統。臉蛋是英俊的，但常有書生氣的呆笑。憑我的直覺，這種才子，在學院裏也許是塊好料，或者説得文雅一點是塊璞玉，當然，玉不琢，不成器，好在他很用功，埋頭自我打磨。

然而，他老是想改變活法。碩士畢業以後，他沒有選擇在學院啃書本。也許是為了再試試他有沒有未被發現的、潛在的能量，他去了一家電視台，幹了一年。結果是除了有點發胖外，沒有多少成就感。他的氣質和修養和那樣成天撒開腳丫子四處奔波的生活方式，不大能夠相容，終於決計回到大學校園裏來，重新開始，從助教當起。

這時離他大學畢業已經七八年了。

他的小説還是照樣寫，而且有了一點影響，省裏開什麼筆會，請他去作個講座之類的，還挺叫座，弄得一些小男生、小女生眼睛一愣愣的，不時餘老師長、餘老師短地引用來爭辯。

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似乎並沒有放在小説上，他在讀碩士的時候，鑽研了不少當代西方文論的經典，當助教的時候，開會發言，往往有些讓人不得不多想想的高見，這並沒有引起我特別的驚異，事情本來就該如此。但是，有一回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童慶炳教授來我們這裏，聽了他非常簡短的發言，居然特別青睞，點名要他去唸他的博士。然而他沒有去。為什麼不去，他笑而不答。對這個奧秘，至今在師兄弟中還有一些哥德巴赫式的猜想，其中一個説法是，他當時正是新婚蜜月後不久。

後來，他順利地通過考試到我名下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

當代文學。

這個方向，對於他來説，具有雙重的優勢。第一，他有文學創作的深切體驗，對於又學形象的奧妙，他是內行，許多外行（包括拿了博士學位的、只懂得一大堆西方理論的一些人士），要花上十年甚至一輩子的時間不一定能明白的道理，他早已體會良深了。第二，他對於西方當代文學理論，有相當的涉獵。有一段時期，他幾乎言必稱德里達、福柯、阿爾都塞、哈貝馬斯等等。一些對於藝術本身相當隔膜的研究生，常常生吞活剝地運用西方大師的話語來掩飾他們在文學感受力方面的空虛。新名詞大轟炸，從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就是文論界的一大頑症。如果不知道他具有長期的創作經驗的話，我也許擔心他會變成一個令人眼花絛亂的教條主義者。

讀者眼前的這本書，是他的博士論文，可以代表他在學識和智慧方面的水準。

他所研究的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紅色小説，尤其是長篇小説。

當他選擇這個題目，意味着向兩種傾向發起挑戰。一方面是對持傳統觀念的學者，他們把紅色小説神聖化、經典化，以一種宗教的虔誠對之加以膜拜；另一方面，則是一些激進的批評家，站在今天的立場對之加以挑剔和藐視（2世紀九十年代初甚為流行的“重寫文學史”中的某些文章，可能就有這樣的傾向）。

比較深遂的理論修養使他站到歷史的制高點上，他把當年的文學經典當作一種歷史的文本，加以寧靜致遠的審視。他看到的不是傳家的精神珍寶，也不是一堆心靈的垃圾，而是在一個歷史階段中的深刻的矛盾、轉化和走向反面的過程。他把革命意識形態的規範（灌輸）分為感性和理性兩個方面，宏觀的、理性的灌輸是比較單純的，而感性的規範要複雜得多。他提出：“革命快感”、“革命激情和革命痛感”，及其“衞生化”。“純粹化”，必然和文學形象感性發生衝突，這就導致了紅色戀情的彈性空間萎縮、革命超人的困境等等。

這一切必然導致矛盾的不斷激化，一方面是革命的感性世界的規範越來越嚴酷，空間越來越狹窄，（如他指出的“中間人物的‘敵對化”’）一方面為了追求文學感性最大有效性，又不得不反覆強調反對公式化、概念化。這就決定了進程是曲折的，反覆的，痛苦的，艱難的。有時還是充滿了血與火的、壯烈的犧牲。但，總的説來，則是轟轟烈烈地朝向英雄的純粹化，也就是人性。感性的抽象化、樣板化的路上前進。

革命感性的規範與建構終於以感性為理性所淹沒、消解而告終結。

西方文論的修養給予他在歷史和邏輯上高瞻遠矚的宏觀魄力，他對於小説藝術的長期創作體驗，又使他能在微觀上，不時作出原創性的概括。北京大學洪子試教授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稱讚他文章中不時有“才氣的閃光”，大致就是指的這些東西。

當他在宏觀和微觀兩方面都能夠自由發揮的時候文章就顯得有氣勢。

這種氣勢還得力於，他把紅色文本放在比較開闊的歷史語境之中。他不像一些研究生那樣將紅色文本加以孤立地考察，而是把它們放在同樣文化體制下的蘇聯文學加以比較。這就更加有利於他揭示中國紅色文本的特色，洞察其革命理性的泛濫和革命感性的虛弱，中國特殊國惰在他筆下就顯得格外鮮明瞭。

對於他這樣的年紀的學者來説，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的。

當然，他畢竟是六十年代中期出生的一輩，對於當年的文化氛圍、文學氣候，直接的感知比較少，大都依靠文獻的閲讀，由於時間的限制，他的閲讀量還不能達到充分還原當年歷史氛圍的程度，有些章節難免顯得薄弱一點，在論及革命小資的戀情的時候，論述口氣的明確掩蓋不住感性文獻基礎的薄弱。

好在他對於這個課題相當執着，在完成博士論文以後，又有了新的積累。在這本專著中，我們看到的，已經是經過補充的改寫的了。但是，不管怎樣，這一課題不論從宏觀還是從微觀上，留下的空間還是相當廣闊的。

序/孫紹振

總論 革命的敍事：主題與敍述

第一章 革命的審美趣味與新的文學觀念的建制

一、“從頭學起”：新的政治話語的普及

二、“跨到新的時代來”：新情趣與新美感

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解釋權的確立

四、批評即“轉譯”：對具體作品的規訓

第二章 革命歷史的文學敍述與反精英意識的英雄觀

一、革命歷史的文學敍述

二、敍述層面上的反精英意識的英雄觀

三、誰是最後的英雄？

第三章 傳奇英雄的建構與世俗化傾向

一、歡樂英雄：神性與傳奇性

二、世俗幸福：“剋制”與“控制”

第四章 英雄的崇高軀體與英雄的被虐敍述

“神”的身體與“獸”的身體

～、崇高的軀體

三、崇高的消解

第五章 革命的新人與理性化英雄的敍述模式

一、紅色“創業史”的“小主題”與“大主題”

二、革命新人：正面的“磨難”

第六章 革命的“痛感”與超人英雄的難局

一、革命的“痛感”

二、超人英雄的難局

第七章 全景控制與積極分子文化

一、被虐者的“施虐心態”

二、革命時代的全景控制

三、積極分子的愛慾

四、積極分子的“轉型”

第八章 “中間人物”的敵對化與詼諧的衰弱

一“中間人物”的歷史境遇

一“中間人物”的敵對化

第九章 革命小資與“病態”的治癒

一、小資的“政治身份”與“情感身份”

二、浪漫的革命小資

三、被整合的小資

四、“妖魔化”的小資

五“英雄化”的小資

六、小資形象的瓦解與“復活”

結束語 在革命的星空下

主要參考文獻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