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先知後

行先知後

中國古代哲學關於知行關係問題的一種唯物主義理論。先秦時期墨子、荀子在知行關係上對“行”已有所重視，但都沒有明確提出行先知後、由行致知的命題。明代的王廷相為反對宋明理學唯心主義，提出了“行得一事即知一事”、“必親至越而後知越之故”的見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則在批判理學“知先行後”學説時提出了“行先知後”、“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的系統的唯物主義知行學説。王夫之認為，人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認識,是從力行中得來的,“力行而後知之真”。他把“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的古老命題和孔子“先難後獲”的思想巧妙地結合起來，得出了“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的結論。他還用弈棋、飲食、行路等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經驗事實,説明“蓋天下之事,固因豫立，而亦無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強調行在認識中的作用。清代的顏元更加突出行在認識中的決定作用，他把王守仁説的“不行只是不知”，改成“不知只是不行”，還把《大學》中的“格物”解釋為“手格猛獸之格”、“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強調一切知識都來源於習“行”、實踐，對唯物主義認識學説作出了重要貢獻。近代孫中山提出了著名的知難行易學説，強調行以致知，他用“不知亦能行”證明行之易，斷言“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者也”，認為一切知識都是後起的，是在“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的艱難探索中逐漸得來的。這實際上是對行先知後説作了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