螞蚱

《螞蚱》描繪了1900-1949年，魯南地區跨越半個世紀的鄉村生活圖景。這是一箇舊制度廢弛瓦解而新制度、新文化尚未成型的特別時期，蝗災、匪情、各種政治勢力的博弈、鄉紳文化的消亡，以及城市工業品的流入等，為螞蚱廟帶來了不可逆轉的衝擊。在大時代的轉折處，作者王兆軍的視角始終定格於鄉村微觀社會。透過大量口述調查和對資料的審慎選編，他將鏡頭瞄準了“螞蚱廟”這個小村，以細緻的體察和“散點透視”的筆觸，為讀者精微地描摹了一個大時代之下，升斗小民的生存狀態。 ^[2] 

王兆軍於2015年創辦了東夷書院，努力興辦鄉村教育，弘揚中華的文學、歷史、思想和哲學，旨在傳承傳統文化，重塑一種生活中的精神支撐。同時，王兆軍以東夷書院為根基，深入鄉村、基層，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田野調查，《螞蚱》正是在他紮實、詳盡的田野調查基礎上，幾經修改、幾易其稿創作完成的。王兆軍認為，完成這部小説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是生活在魯南地區的人們和這裏的歷史、這裏所形成的文化供養了這部作品；是他的父老鄉親，尤其是親歷了歷史的老人們為他提供了大量的故事和細節，所以才有了整部書的內容鋪墊，這部作品是他對家鄉的回饋與反哺。 ^{[2]  [4]} 

三福是螞蚱廟村的“約地”（類似於村調解主任的職務），有一雙超過常人的長手臂，一條口吐蓮花的三寸不爛之舌，但捲尺的出現讓他引以為傲的長臂失去了用武之地，地磅的引入讓他的“抹鬥手”（糧食市場經紀人）生涯走到了盡頭。三福是村裏少見的安然活到晚年的人，他在幾十年的時間裏周旋於各種危險當中，非但有驚無險，而且常常能佔到便宜。 ^[5-6] 

瘸造是徐和尚的兒子，他和如貴是在一個廟檐下長大的一起爬樹掏鳥窩的玩伴，又是廟檐下地位懸殊的施暴者與受害者，他們後來走上了兩敗俱傷的決絕之路。 ^[6] 

如貴是被不負責的養父強行送到廟裏的一名少年，他與徐和尚的兒子瘸造是一起長大的好友，但後來因為地位懸殊而導致關係決裂並互相傷害。 ^[6] 

《螞蚱》抒寫了20世紀上半葉魯南地區的鄉村生活圖景，再次讓讀者感受到長篇小説遵循傳統、堅持批判、系統思考所帶來的震撼。它隱含了章回體的內在結構，使用説書人的口吻，讓這部作品在擁有民間敍事格調的同時，也顯露着知識分子式的思考與批判。在長篇小説寫作受到網絡新文體、視頻新內容猛烈衝擊的大環境下，這本小説讀起來令人感到踏實。王兆軍在書中刻畫了幾十位個性鮮明的人物，以生動的生活細節和跌宕的個人命運展現鄉村歷史的變遷，這是一幅以民間敍事的穿透視角繪就的現實主義畫卷。作者在大量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打破慣例，為作品植入了人性的和感性的成分，從而擁有了美學意義上的陌生感，同時也動態展現了魯南某地的民俗風貌、地理格局和當時的社會生活。 ^[2-3] 

王兆軍還通過這本小説將“螞蚱”做為奉獻給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意象。螞蚱在書中有三層象徵意義：螞蚱的第一層象徵就是人們揮之不去的苦難記憶，小説開篇就為讀者描述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蝗災。對於這種能為人類帶來毀滅性打擊的小小昆蟲，人們既痛恨又敬畏，乃至專門為它們建立起祭拜的廟宇；螞蚱的第二層象徵是人性中的貪婪甚至是殘忍。從螞蚱廟走出的惡魔少年瘸造用近乎瘋狂的手段報復螞蚱廟村那些曾經傷害過他的人，作者用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文字為我們再現了那個驚心動魄的殺戮之夜，也揭示了人可以像螞蚱啃噬秧苗一樣，生髮出令人膽寒的嗜血本能；螞蚱的第三層象徵指的是數量龐大的芸芸眾生，他們被踐踏被侮辱被損害，他們微不足道但卻生生不息。他們一旦捲土重來，定然會製造更大的災難。 ^[5] 

2023年12月，《螞蚱》入選《中國青年報》2023年度閲讀書單。 ^[3] 

《螞蚱》是“以小切口見大世界，自深淵看見光”的寓言性作品。（日照市作家協會主席夏立君評） ^[4] 

《螞蚱》真實地反映了魯南地區的村莊史，也就是當時村莊真實的、原生態的整體面貌、社會現狀等，這樣的作品是極其少見的，讓我們看到了不是想象中的而是真實的民國時期村莊的樣子。（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理事楊新嵐評） ^[4] 

《螞蚱》具有人類學“深描”和法國年鑑學派“微觀歷史”的開闊視野，對於那個時期鄉村生活的信仰模式、生存方式具有哲學的、歷史學的價值。（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學者、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周文臣評） ^[4] 

王兆軍，山東臨沂人，曾任《報告文學》編輯部主任，中國新聞出版社總編輯。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説鄉下人三部曲《白蠟燭》《青桐樹》《紅地毯》，散文集《皺紋裏的聲音》，長篇紀實文學《問故鄉》及隨筆集數部。作品《拂曉前的葬禮》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中篇小説獎；《原野在呼喚》獲中國作家協會第三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長篇小説《把兄弟》獲《亞洲週刊》2013年度十大華語小説優秀獎。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