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評傳

《蘇軾評傳》正文共六章，以產生文化巨人蘇軾的有宋一代（又尤以黨派之爭、政治變革、學術源流及其關係為重）兼以對蘇軾影響頗深的蜀地文化和家學淵源為背景，又不無必要地勾勒其人生軌跡與出處大節，然後重點論述其哲學和史學思想，並以此為支柱輻射蘇軾的政治態度、美學思想等各個方面。最後一章既是總結，又是深化和昇華，對蘇軾一生作了概括。 ^[3] 

“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匡亞明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發起，由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組織編撰，總計200部、6000餘萬字，是南京大學文科重要的標誌性工程，凝聚了當代一批學有所長專家的集體智慧。叢書的學術顧問包括丁光訓、王元化、安子介、趙樸初、馮友蘭、張岱年、楊向奎、任繼愈、蘇步青、程千帆、杜維明等數十位學者。他們與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共同研討，從2500年曆史長河中選取了270多位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領域的傑出人物作為傳主，從整體組合上奠定了中華民族傑出人物思想研究的格局。2006年，該叢書全部編撰完成，由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蘇軾評傳》即該叢書中的一本。 ^[2] 

寫評傳不等同於寫傳記，因為這不但要為傳主立“傳”，還要對其進行評判，這就涉及到評價標準的問題。蘇軾是產生於中國古代的文化巨人，對他的理解和評價也應該立足於中國。因此該書在論及宋代哲學核心問題的時候，針對馮友蘭先生依據西方哲學的某些理念來看待道學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認為“應該根據中國哲學史的實際情形”進行判斷。從中讀者可以窺見作者寫作該書的立足點乃是本土文化。正是這個立場，使得該書在評判蘇軾及思想時更為“地道”和科學。而在作者與傳主的關係問題上，作者基本採取了平等的態度。一方面，既不過分主觀地介入和誇大，即讓傳主和史實説話；另一方面，本着客觀的態度，作者也以當代人的眼光指出了蘇軾思想中複雜的矛盾、焦慮甚至迷茫，畢竟再偉大的人也有他所處的那個時代的侷限性。比如蘇軾的人格魅力一直為知識分子所景仰，其對待逆境“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曠達，向為人們所稱道，但是他的這種曠達並不是一如既往、與生俱來的。書中認為蘇軾早期那種“狂士”的抗世傲世情結，是隨着後來涉世漸深幾經磨難的命運洗禮之後，逐漸轉變為“保持自我真率本性的曠達”。這實際上是把蘇軾當作一個完整的人來研究，復原了他應有的光彩、深邃與偉大，也復原了他必然具有的困惑與痛苦，這才是一個真實的蘇軾。

該書獨到的悟解是建立在豐富的史料和深厚的學養之基礎上的。由於作者對古代文化和傳主所處的特定歷史情境熟悉，故在引用蘇軾自己著述的同時又徵引了大量同時期人物與之交往或對之評價的材料，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甚至醫藥、軍事、科技和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對於一般較少進入學者視野的材料，如碑刻，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由於思想本身具有不確定性和理解差異性，加之對象距今又如此遙遠，故而作者在選材上顯示出一定的“張力”。本着求真務實的態度，作者嚴格地把持着材料的“秩序”。首先，堅持“無一事無來歷”的精神，對書中所涉及的史實，幾乎都舉出文獻出處，至於一些文學或哲學術語，也經常是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娓娓歷數其源流，精細入微地爬疏和講解。其次，即使對已被“公認”的記載，作者也堅持謹慎和存疑的態度。如蘇軾曾在《蘇廷評（序）行狀》中敍述過伯父蘇渙對於蜀地文風、士風的開啓作用。作者通過細心查檢史料，在一份還未被人重視的嘉慶《眉州屬志》（卷二）中提及的南宋雁塔碑的碑文中發現了線索，配合其他材料，找到了更合乎情理的説法，從而證明了蘇軾兄弟對蘇渙“中第之事的標榜，是過於誇張的”。這樣做的根本目的還在於尋找培育蘇軾的眉山文化的本來狀態和真實情況。僅從此例，就可以看出作者對史料的辨別和揚棄能力，以及不唯古、不盲從的科學而嚴謹的態度。 ^[3] 

王水照，男，浙江餘姚人，1934年生。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即進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現在復旦大學中文系任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並擔任中國蘇軾研究學會副會長、中國韻文學會常務理事、上海作家協會理事等職。出版有《唐宋文學論集》《蘇軾論稿》《蘇軾其人和文學》《宋代文學通論》《蘇軾研究》《蘇軾選集》等著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