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

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能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爾，豎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

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翱實為執事惜焉。豈惟翱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為執事惜之矣。

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 “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閡，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士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讒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常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次也，德與色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知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

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翱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再拜。 ^[1] 

李翱（772—836），唐代思想家，文學家。字習之，隴西成紀（今甘肅秦安東）人，一説為趙郡（今河北趙縣）人。李翱自幼“勤和儒學，博雅好古”，是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4）進士，曾歷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考功員外郎、禮部郎中、中書舍人、桂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等職。著有《復性書》和《李文公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