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天樞

1903年農曆十月初三生於江蘇豐縣，自幼敏悟好學，顯露出良好天資。18歲外出求學，後在無錫國學專修館求學四年，為日後的治學為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 

蔣天樞青年時代就讀於無錫國學專修館，師從唐文治先生；1927年考入清華研究院國學門，師從陳寅恪、梁啓超學習文史。1929年北京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研究生畢業，曾任東北大學教授。1943年起，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1985年後轉任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早年在清華時期，蔣天樞專攻清代學術史，畢業時所寫論文《全謝山先生年譜》，以紮實的考據而得梁啓超的讚譽。抗戰時期，蔣天樞轉而致力於先秦兩漢文學與《三國志》的研究；50年代起專攻《楚辭》，晚年出版了《楚辭論文集》、《楚辭校釋》二書。

蔣天樞最為人稱道的是，他在晚年放棄了自己在研究方面的發展，轉而全力蒐集、整理和編輯恩師陳寅恪的著作。國學大師陳寅恪是中國文化的託命之人，蔣天樞則是陳寅恪的託命之人。他們之間的關係，既表現為中國學林高風，也表現為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身處逆境時的風骨。

接觸過蔣天樞的復旦大學教師説，“程門立雪”這類傳統，在蔣先生心中原是稀鬆平常之事，一個學生總得有他應該躬行的本分。

有人評説，蔣天樞對老師的尊重，出於一種對文化的負載感，而這種負載感正是傳自其師門。陳寅恪在《論韓愈》文中就曾説過：“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編撰陳寅恪“事輯”，蔣天樞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寫出陳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託命之人”。

陳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將編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權授與蔣天樞，這被後輩學人視為他一生學問事業的“性命之託”。受託之人蔣天樞，作為陳寅恪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1949年後，兩人只見過兩次面。這十餘年間，陳寅恪目睹和經歷了太多昔日親密無間的師友親朋一夜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但他信賴晚年只有兩面之緣的蔣天樞。

蔣天樞值得這種信賴。1958年，他在其《履歷表》“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道：“陳寅恪，69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當年，批判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政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蔣天樞在這種只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係”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着。

他也確實沒有辜負這份重託。晚年，他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在1981年出版了300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這大概是“陳寅恪”這個名字在大陸重新浮現之始。

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麼可以拿錢呢”。到了上世紀90年代，陳寅恪突然“走紅”，很多人出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卻從來沒有説過一句話，從來沒有借陳寅恪以自重。

在陳寅恪託付畢生著作的那幾日見面中，一天，蔣天樞如約上門，恰好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陳寅恪也不在意，徑直開始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牀邊聽着，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那年，他已年過花甲。

接觸過蔣天樞的復旦教師説，“程門立雪”這類傳統，在蔣先生心中原是稀鬆平常之事，一個學生總得有他應該躬行的本分。

有人評説，蔣天樞對老師的尊重，出於一種對文化的負載感，而這種負載感正是傳自其師門。陳寅恪在《論韓愈》文中就曾説過：“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

編撰陳寅恪“事輯”，蔣天樞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寫出陳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託命之人”。

蔣天樞出身清華國學研究院，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並且對自己入學前就已自沉的王國維也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語氣中充滿敬意，也會引起他的側目。在他看來，説“王國維先生”已經大不敬了，何況直呼其名；至於他自己，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靜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東潤是個性情中人，一次開會，説到得意處隨意評了幾句“陳寅恪什麼什麼”，其實未見得有什麼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諸人反應過來，蔣天樞從人羣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攤攤手，連聲“嘖嘖”。十足的難堪。

如今復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恆是蔣天樞的弟子，除了做學問，他顯然還受了先生關於“尊師”的教誨。一次，他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上完事後照例送老師回家。途中下了場大雨，車到教師宿舍大門，遍地積水，而蔣先生腳上穿的卻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議要背蔣先生，全然不考慮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蔣先生自然堅拒了。於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灑脱地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恆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雙白襪跟在老師身後。

蔣天樞在1979年為《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所寫的“題識”中説：“餘欲纂‘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已數年，悠忽蹉跎，今乃得從事輯錄，距先生之逝世已將10週年，餘亦老矣。”1997年，此書增訂再版，章培恆在“後記”中引用了這段文字，隨後心有慼慼然：“現在，距離蔣先生的逝世也已將近10週年，而我也已經老了。”

陳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將編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權授與蔣天樞，這被後輩學人視為他一生學問事業的“性命之託”。受託之人蔣天樞，作為陳寅恪早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學生，1949年後，兩人只見過兩次面。這十餘年間，陳寅恪目睹和經歷了太多昔日親密無間的師友親朋一夜之間反目為仇的事情，但他信賴晚年只有兩面之緣的蔣天樞。

蔣天樞值得這種信賴。1958年，他在其《履歷表》“主要社會關係”一欄中寫道：“陳寅恪，69歲，師生關係，無黨派。生平最敬重之師長，常通信問業。此外，無重大社會關係，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當年，批判資產階級史學權威的政治運動正如火如荼，蔣天樞在這種只會帶來麻煩而不會有任何好處的“社會關係”中，絲毫不掩飾對陳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見其為人之篤忠執着。

他也確實沒有辜負這份重託。晚年，他放棄了自己學術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訂編輯陳寅恪遺稿，終於在1981年出版了300餘萬言的《陳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陳寅恪生前所編定的著作原貌，作為附錄還出版了他編撰的《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這大概是“陳寅恪”這個名字在大陸重新浮現之始。

當時出版社給他3000元整理費，他一分錢也沒有收，全部退還。因為“學生給老師整理遺稿，怎麼可以拿錢呢”。到了上世紀90年代，陳寅恪突然“走紅”，很多人出來自稱是陳先生的弟子，蔣天樞卻從來沒有説過一句話，從來沒有借陳寅恪以自重。

在陳寅恪託付畢生著作的那幾日見面中，一天，蔣天樞如約上門，恰好陳夫人不在，沒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陳寅恪也不在意，徑直開始談話，結果蔣天樞就一直畢恭畢敬地站在老師牀邊聽着，幾個鐘頭始終沒有坐下。那年，他已年過花甲。

接觸過蔣天樞的復旦教師説，“程門立雪”這類傳統，在蔣先生心中原是稀鬆平常之事，一個學生總得有他應該躬行的本分。

有人評説，蔣天樞對老師的尊重，出於一種對文化的負載感，而這種負載感正是傳自其師門。陳寅恪在《論韓愈》文中就曾説過：“華夏學術最重傳授淵源。”

編撰陳寅恪“事輯”，蔣天樞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寫出陳先生是“中國歷史文化所託命之人”。

蔣天樞出身清華國學研究院，與陳寅恪有師生之誼，並且對自己入學前就已自沉的王國維也嚴執弟子禮。同行或學生“王國維長王國維短”，即便語氣中充滿敬意，也會引起他的側目。在他看來，説“王國維先生”已經大不敬了，何況直呼其名；至於他自己，當然恪守舊例，開口閉口“靜安先生”。

同系的名教授朱東潤是個性情中人，一次開會，説到得意處隨意評了幾句“陳寅恪什麼什麼”，其實未見得有什麼不敬之意。還沒等在座諸人反應過來，蔣天樞從人羣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幾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攤攤手，連聲“嘖嘖”。十足的難堪。

如今復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恆是蔣天樞的弟子，除了做學問，他顯然還受了先生關於“尊師”的教誨。一次，他隨蔣先生外出辦事，晚上完事後照例送老師回家。途中下了場大雨，車到教師宿舍大門，遍地積水，而蔣先生腳上穿的卻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議要背蔣先生，全然不考慮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蔣先生自然堅拒了。於是，老師蔣天樞跨出車門，灑脱地直奔寓所，學生章培恆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雙白襪跟在老師身後。

蔣天樞在1979年為《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所寫的“題識”中説：“餘欲纂‘寅恪先生編年事輯’已數年，悠忽蹉跎，今乃得從事輯錄，距先生之逝世已將10週年，餘亦老矣。”1997年，此書增訂再版，章培恆在“後記”中引用了這段文字，隨後心有慼慼然：“現在，距離蔣先生的逝世也已將近10週年，而我也已經老了。” ^[4] 

《全謝山先生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民國21年；

《楚辭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

《楚辭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陳寅恪先生編年事輯》，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