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案

光緒三十二年（1906），蒲城縣成立了高等小學堂（今槐小）。同盟會員常銘卿（常自新）、陳惠亭、李桐軒等擔任教習，他們在學生中傳播革命思想，並發展了年齡較大的學生張鵬（張雲程）、竇樹槐（竇蔭三）、米天霜（米森若）、米登嶽（米浚生）等十餘人為同盟會員。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初秋，該校加入同盟會的師生已有五十多人。

光緒三十三年（1907），蒲城縣成立教育分會，常銘卿擔任會長，楊鶴鳴為副會長，常仙洲為庶務員，雷季陽為書記員，寇孝庭、井崧生等為演説員和評議員。教育分會成立後，同盟會利用教育分會的合法地位，在學生和城鄉羣眾中開展革命活動。並組織講學隊、演出隊，利用星期天和城鄉集會向羣眾進行講學和演出街頭戲，宣傳民主思想，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賣國罪行，痛斥貪官污吏的醜惡行徑。李桐軒還編寫了《黑龍江》《一字獄》等戲本，廣為宣傳。

縣教育分會的活動，引起了蒲城縣知縣李體仁的驚恐和注視，他寫信給陝甘總督升允説：“中國禍患，將來不在外洋，而在蕭牆之內。”光緒三十四年（1908）七月，高等小學堂管理劉友人調升勉縣教諭，李體仁企圖派其心腹蘇民章、冉澍川繼任管理，暗中監視學堂師生活動，被學生識破陰謀，表示拒絕，以致彼此相持。至九月初一日，李體仁來到學堂，學生提出自治二十條，要求准予自治，大意是，暫不續派管理，有事請由監督（李體仁自任監督）親臨辦理，俟至年終另舉妥人。李體仁迫於學生要求，勉強同意，並於學生自治規則上增加“不遇星期，學生不準外出”一條，其用意仍在限制學生活動。

初九日晚，教育分會會員雷電因廚夫魏姓常私自外出，疑有他故，潛偵其所向。至巡警局見他與縣署轎班人員在一起賭博，雷便集合十幾名學生衝散賭場，拿獲賭具和何問章等四名賭犯，移送縣府處理。李體仁競惱羞成怒，一面上稟提學司，謂教育分會常會長越權妄為，要求解散教育分會；一面唆使貢生蘇民章、冉澍川等誣告説：“教習唆使學生自治，以固祿位；學生博歡教習，圖積多分。”李體仁在稟文上批了“稟如屬實，教習、學生均欠文明”，並令將稟批傳示學堂。常銘卿、陳同熙等教習見稟批氣憤辭職，於十二日搬出學堂。學生為挽留教習，於十三日向李體仁具稟辯誣，言多頂撞。李體仁閲之大怒，疑稟文出自常銘卿手，即派差役驅逐學生出學堂，鎖了大門，貼上蒲城縣正堂封條。學生不能上學，於是暫時到北街關帝廟內，成立“自治公學”，推年長的學生雷忠誠、李望古、蘇炳吉任教習，繼續學習，並推選王之翰等三人密赴西安控告李體仁。同時李體仁亦向省提學司誣稟：“學生遷出學堂，系教習指使，請準解散另招。”提學司餘壟不察實情，批將教育分會解散，並將學生解散另招。

九月二十二日（10月16日），李體仁親領差役二百餘人，手持武器，先到教育分會逮捕常銘卿，後與劣紳原烈到關帝廟逮捕學生，學生雖盡力抵禦，終以寡不敵眾，四十餘名學生全被縛綁。同時派人到教育分會和縣城大什字巷井崧生家中搜查同盟會的文件，又派人追捕外出教習和在家的學生。李體仁回署後，立即坐堂，先將年齡較小的何紹仁叫出來毒打拷問，繼叫雷忠誠問：“你是自治會會長，學生代表，派人上省告我，一定是革命黨。”雷答：“我只知辦學堂是力行新政，不知道什麼是革命黨。”李愈怒，喝令打嘴。打一百無招，又打三百，雷被打得手皮盡脱，仍然無招。接着又把其餘學生逐一喚出，嚴刑拷問，要他們招供搬出學堂的指使人及當地革命黨活動情況。學生馮士斌因在關帝廟抵禦中打落了李體仁的帽子，被打尤為殘酷，曾絕氣數次，用水激活，前後被杖一千，幾至殞命。這些學生受刑後，雖嘴腫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氣錚錚，無一人招供。李打完學生，又把常銘卿提出，説他是革命黨，常不承認。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手已見骨，連身子都浮腫起來，但常始終沒出聲。時已半夜，李始退堂，師生被嚴加管押。學生原斯建受刑過重，被釋回家，不久死亡。

“蒲案”的消息很快傳到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東京等地，各地革命黨人和各界進步人士紛紛向陝西當局提出抗議和質問，省內商州、鳳翔、同州等地中學，三原宏道學堂以及西安和各縣的不少學堂相繼罷課，以示聲援。省城的師範、高等、陸軍等學堂的師生代表在省教育總會集會抗議，並以教育總會名義發出三項決議：一、各學堂一致罷課，聲援“蒲案”師生；二、推舉代表向巡撫衙門請願；三、堅決要求懲辦李體仁。次日即到巡撫衙門請願。西安各界人士還隆重為“蒲案”死難學生原斯建舉行了追悼會，到會三百多人。西安高等學堂的祭文寫道：“何日殺賊，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西安師範學堂的祭文寫道：“寧犧牲夫六尺兮，毋壞我輩自由，……祝羣起以沁航兮，誓破釜而沉舟。”在上海的陝西籍學生和知識界人士，把“蒲案”的新聞交於右仁在《輿論報》上發表。留l3的陝籍學生通過《夏聲》雜誌發表“蒲案’’消息，要求申明公理。當時剛從北京師大學堂畢業在京的蒲城籍學生從極（龍門）、李博（約祉）、李協（儀祉）等人，聯絡陝籍京官劉華、晏安瀾等在京進步人士共三十多人，具本參劾李體仁。清朝政府迫於形勢，不得不諭令陝西巡撫恩壽“將所呈各節，秉公確認，認真究辦，據實具奏，毋稍迴護”。翌年一月，經恩壽奏準，將李體仁“即於革職，不準援例捐復”。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