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羅特·升允

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多羅特氏，字吉甫，號素庵，蒙古鑲黃旗人。清末官員，宗社黨主要成員之一。光緒八年（1882年）舉人。二十六年（1900）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陝西布政使，實授陝西巡撫。歷任總理外國事務衙門章京，工部主事、駐庫倫參贊大臣，駐俄國參贊，陝西糧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陝西布政使、巡撫，江西巡撫，察哈爾都統，閩浙總督，陝甘總督。

宣統元年，升允曾因反對立憲而被革職，武昌起義爆發後，他又重新被啓用，任陝西巡撫。他反對清帝退位，曾率軍取陝，以“勤王”為名，妄圖攻下西安，迎奉溥儀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升允曾率舊部，經數十戰，攻克十餘城，正當全陝垂定之際，清帝遜政之詔被頒下，他仍堅持大批殺害戰俘和革命者，後因部隊拒戰而退。

1913年在策動蒙古“勤王”失敗後，升允東去日本謀求國外力量支持復辟，並於日本參加了宗社黨。升允歸國後，居住在青島沂水路3號（今《青島日報》職工宿舍，舊宅尚存。）他並不甘心做寓公，而是為復辟清廷四處活動，尤重走日本路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起，日本軍隊向德國駐青島的軍隊發起進攻，日本佔領青島後，升允等均受到日軍的保護。這時，升允又轉向投靠日本。其間，升允和溥偉、善耆做為宗社黨骨幹，往來青島、旅順等地，不斷進行復闢活動。

1913年，溥偉在青島策劃復辟時，曾派人去聯絡張勳，升允也不甘落後，緊忙給張勳去信説：“弟知公忠義過人，此得恭邸（指溥偉）書，又盛稱之。然則公其當代之偉人，……”以盡吹捧拉攏之能事。後來，張勳進行的癸丑復辟因事泄而流產。

1916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島浪速幫助招募和訓練了一支秘密軍隊，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島趕往旅順“閲兵”。他們企圖以這支軍隊為冒險的資本，與蒙古公爵八寶札布的軍隊相呼應。升允曾去信，煽動八寶札布打起“勤王”旗號，有日本浪人蔘加，在滿蒙一帶進行騷擾活動，一度進犯張家口。善耆與升允本來就一直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豢養，是不惜賣身投靠日寇的。後來，善耆的女兒金璧輝做了賣國的日本間諜，就是臭名遠揚的川島芳子。

袁世凱死後，張勳便以徐州作為復辟活動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張勳面談後，便以張勳代表的身份，去日本東京，與日本首相寺內會商。《張勳與佃信夫》一文，講過升允到日本東京時的情形：“寺內因病在家休養，特更衣接待。升允向寺內介紹了中國的國內形勢後，寺內説：‘聽説先生寄寓青島，歸國之後，屆時儘可與日本駐軍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氣。’敍及寺內的談話十分懇切，富於感情。

升允聽罷，在感激之餘，不禁啜泣起來，老淚橫流，不能自禁，連連稱謝，竟至語不成聲。寺內也被這一為清朝矢忠的孤老遺臣的容態所感動，亦不覺滴下淚來。”當時，在日本和清季遺老間傳誦過升允寫的一首五絕：“老臣猶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説明升允在日本是別有懷抱的。為復辟清室，他與日本勾勾搭搭的內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個堅決走日本路線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張勳回報時，帶來了日人支持復辟的信息和豐厚的經費，從而堅定了張勳等人的復辟決心。張勳在1917年復辟清室時，曾授升允為大學士。在《奉新張忠武公哀輓錄》裏，收有升允挽張勳贊雲：“嗚呼！忠武遭時之屯，託梁公之委蛇，懷漢陽之貞純；主盟徐方，誓師國門，伸大義於天下，奚可以成敗論。”

1931年7月23日病逝於天津租界，年七十二歲。 ^[2] 

升允，姓多羅特氏，故後人以羅為姓，雪堂書札常以本家同宗隱喻。察哈爾（插漢）蒙古族人。隸屬蒙古鑲黃旗。生清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卒辛未七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一年九月五日）。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將；祖色普真，前鋒參領；其父訥仁，進士及第，庶吉士，內閣學士，刑部右侍郎，工部侍郎。

升允為了復辟清廷東奔北走，顛沛流離，尤其是在主政西北十餘年來以來，更是煞費心血，但終於一事無成，不免心情鬱悒，漸染疾症，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1921年夏，升允受他的朋友、著名的考古學家、金石學家羅振玉力邀，全家從青島搬至天津羅振玉當時在法租界德鄰里的一幢別墅里居住。當時，馬福祥調任綏遠都統後，每年派人赴津，向升允專致“敬儀”，每次約為銀元數百元。

1931年9月20日，升允病亡天津，時年73歲，停靈在北京東直門外的延壽寺。升允做寓公時，奔走間作詩以明心志：“老臣尚在此，幼主竟何如。倘遇上林雁，或逢蘇武書。”看來，他是鐵了心想復辟清王朝的。升允臨終時，日本軍方曾派人三番五次到府上打探信息，最後確認其已死亡才作罷。

升允死後，廢帝宣統溥儀贈諡曰文忠。升允女婿、國畫大師溥儒為其作《神道碑》，將升允復辟不果，喻為“武侯盡瘁，天道可知；申胥空還，臣力盡矣”。這是站在清廷立場上褒揚忠臣的文字。一些有名的滿清遺老前去弔唁，諸如鐵良、文海等人，還有升允昔日舊部，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福祥執弟子之禮攜子馬鴻逵、馬鴻炳送了花圈和輓聯，馬福祥的夫人、馬鴻逵的庶母馬書誠（雲亭夫人）前往升允靈前弔唁，並送去800大洋，不少日本政客也前去悼念。

升允《自述》雲：我本插漢一老胡，雲龍際會來燕都。身受國恩歷七代，休慼與共無相渝。自讀儒書服儒服，漸忘邊外牛羊牧。美食鮮衣日不足，非復北來古風俗。單于猶是有君臣，中華乃為化外人。王者跡熄匹夫責，吾欲藉此明彝倫。嗚呼禮樂征伐自天子，春秋之作豈得已。

升允在陝甘主政時，曾寫下《望河樓》對聯：上聯：隴雲秦樹窮千里；下聯：嶽色河聲共一樓。隴山在甘肅。因以隴為甘肅省的簡稱。秦：古國名。嬴姓。秦襄公始立國，至秦孝公日益富強，為戰國七雄之一。春秋時，覆蓋有今陝西之地，所以習稱陝西為秦。聯語清新淡雅，繪聲繪色，扣一“望”字，目窮千里，畫意詩情，盡攬於一樓之中。此對聯曾被收入《民國名聯三百首》中。

縱觀升允一生，除了對清王朝愚忠外，升允為官比較清廉，也曾做過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

2001年西北大學研究人員發現了西北大學的前身（陝西大學堂）在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4月，由陝西巡撫升允給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關於開辦陝西大學堂的奏本，其中有光緒皇帝的親筆硃批，再次以實物形式印證了西北大學的前身確實是陝西大學堂，這説明建立西北大學的首倡者就是升允。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升允在蘭州創辦甘肅省速成師範學堂（後改初級師範），令各地選送品學兼優的生員入堂肄業，一年畢業後分配到各地高等小學堂當教習。每名生員月給伙食銀8兩，每年需銀96兩，由該地方官批解藩庫，再由該學堂領給。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正月，升允在蘭山書院創設甘肅省優級師範學堂，為全省各地中學堂培養教習。他令各府縣選送貢生、生員、監生120名，人堂肄業，每月每人發津貼銀3兩。教職員工20多名，月薪多者數百兩，少者數兩。兩者相加，每需經費數千兩，由藩庫支出。三月，升允在甘肅舉院、小西湖創設甘肅農業試驗場，分內外兩場，佔地70多畝，引進麥、豆、蔬菜優良品種，予以培育、推廣。閏四月，升允任命蘭州道彭英甲為甘肅農工商礦總局總辦，主持興辦地方實業。總局下設農工股（分管農業試驗場和工藝製造廠）、商礦股（分管商品陳列所和礦質化驗廠），領取藩庫銀2萬兩為常平經費，得以在全省各地推行實業。五月，在升允的支持下，彭英甲在甘肅舉院開辦勸工局廠，利用甘肅資源，引進西洋設備技術，製造綢緞、銅、鐵器等輕工產品。較有規模的有綢緞廠、織布廠、栽絨廠、玻璃廠等四大廠，還有製革廠、銅器鐵器等小廠。共有員工148人，其中的藝徒由各廳、州、縣選送。經費主要來自官款，其中除廠內產品售款及各地解到藝徒津貼外，歲需銀7984兩，採購原材料歲需1．9萬多兩，由農工股按月撥領。

此外，升允還有剛直的一面。庚子西狩之役，他在陝西迎駕，見太監沿途騷擾，就大力抑止，錚錚有聲。後又彈劾權貴，凜然不懼。慈禧太后七十壽誕時，慶親王命各省獻金祝壽。升允不僅不獻金，反而上疏要求停止獻金。故史稱升允“實為滿員之得未曾有者”。

升允女婿、國畫大師溥儒為其作《神道碑》，將升允復辟不果，喻為“武侯盡瘁，天道可知；申胥空還，臣力盡矣”。這是站在清廷立場上褒揚忠臣的文字。

鐵良給升允的輓聯寫得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辛亥之亂，第一忠臣”。

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通譯官吉田忠太郎的挽幛是：保清室守邊疆忠心不二，志未深遵君命抱恨終天“。升允晚年的落魄，也使得曾經輝煌的家族陷入底谷。

長子札克丹（漢名羅壽松，號友梅），曾留學德國，辛亥革命前由升允推薦到湖廣總督瑞徵帳下為機要幕僚。不久，被任命四品頂戴湖北省牙釐局總辦。武昌起義爆發後，札克丹正在衙門躲避，被革命黨人抓獲，上額被砍了一刀，僥倖未死。混亂中，他化裝逃出武昌，繞道上海回到北平。為此，他把一切仇恨都加在孫中山先生身上，以賣文鬻字了卻一生。

次子扎拉芬（漢名羅壽恆，號延齡），在北洋武備學堂畢業後，又東渡日本學習。曾任清延禁衞軍第三標標統。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在直隸省（今河北省）灤州一帶舉行秋操演習時，駐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士兵，響應辛亥革命號召，將參加演習的禁衞軍三標駐地包圍，扎拉芬用戰刀砍死三名革命黨人，率部衝出重圍，逃回北平。後來在鬱悶中死亡，臨終之際還咬牙切齒，詛咒辛亥革命。

三子扎壽恆（漢名羅壽風，號友竹），1900年在端王載漪率領的虎神營當差，1907年，又到御前善撲營當差，因此，受到辛亥革命浪潮的直接衝擊。他保存有兩支單打一的老式手槍。扎壽恆曾經回憶説，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他在通州防禦八國聯軍時，見有兩個義和團人逃跑，便大聲喝道：“你們説刀槍不入嗎？為啥還要逃跑呢？”説畢，便槍殺了這兩個人。辛亥革命後，由於父兄的去職，家庭潦倒，扎壽恆也將咒罵革命黨，咒罵孫中山掛在了嘴邊。扎壽恆一生最大的快事，就是夜深人靜時，他眉飛色舞地向子女講述槍殺兩名義和團人的故事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