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霖

七歲時父去世，此後全依靠董氏母親將其撫養成人。畢業於海門中學高中部，1925年夏曾短期進入東南大學修習。1926年入上海復旦大學，先修英國文學，後改為法政專業。獲學士學位。他秘密加入國民黨，併成為活躍分子。大學畢業後，在西安中山大學（前國立西北大學）教書。出任國民黨西安市黨部宣傳部長，踏上從政的道路。 1931年5月，出席國民會議。

於1936年脱離官場赴美留學，先後獲碩士、博士學位。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董霖回國後任教於美國傳教士創辦的之江大學，後秘密離開上海前往重慶，投身抗戰事業。1942年以中國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參事資格，修訂全國行政法規。翌年任立法院立法委員，在重慶發起成立中國國際公法學會，併兼中華法學會秘書長。嗣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顧問。1943年被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國楨延攬，調任外交部參事，從此踏上外交舞台。戰爭後期，中國對歐美外交是重頭戲，董霖在參與歐洲事務方面如魚得水，其見識和能力贏得讚賞。 1943年3月，代理外交部常務次長。1944年3月，任外交部參事。1945年3月，任駐荷蘭大使，1946年11月去職。1947年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長。1949年1月，任外交部常務次長；同年去台灣。1957年春，被聘為紐約聖若望大學研究院及大學部政治系主任兼教授。1962年秋，轉任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及昆士學院國際公法教授。

1944年底，歐洲戰場勝利曙光在望。為應對戰爭勝利後的新局面，國民政府外交部着手調整外交佈局。1945年3月，進入外交界剛兩年的董霖被委任為中國駐荷蘭大使。

1945年4月，董霖抵達荷蘭流亡政府所在地英國倫敦。5月8日，德國宣佈投降，歐洲恢復和平。荷蘭流亡政府忙於從英國遷回國內，董霖面臨的首要任務是籌建新大使館。5月29日，董霖與荷蘭簽訂平等的《中荷新約》，廢除了荷蘭對華不平等條約。10月，董霖將使館從倫敦遷至海牙的新址。

此時，荷屬殖民地東印度羣島（即後來的印度尼西亞）的獨立運動風起雲湧，時時牽動着董霖的神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攻佔了荷屬東印度羣島。日本投降後，當地抵抗領袖蘇加諾領導了聲勢浩大的獨立運動，局勢非常混亂，華僑的安全和財產受到嚴重威脅。荷屬殖民地有華僑200萬人，保護他們的利益是國民政府的責任。董霖除及時與荷蘭政府溝通，瞭解荷蘭動態外，還通過荷屬殖民地華僑留學子女，探詢當地實情，為政府及時掌握東印度羣島狀況，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貢獻。

董霖的駐荷大使生涯並不平靜，抵達荷蘭不久，他就捲入了一場“匯率兑換”風波。1945年9月下旬，在荷華僑前來使館求助。由於戰時環境，華僑無法匯款回國接濟家屬。當時荷蘭盾不是國際通用貨幣，需要兑換成英鎊才能匯寄國內。董霖同情僑民的遭遇，吩咐秘書為之兑換，並代從倫敦匯款。回到倫敦後，他又發現鄉村無法收匯，正巧有兩位路過倫敦的外交官在國內存有法幣，經協商匯價後，解決了難題。不料，後來荷蘭盾對英鎊升值，一些僑民向外交部控訴，認為使館從中牟利，損害僑民利益，這讓董霖始料未及。為避免流言蜚語的中傷，他特請求外交部派員徹查。經此事周折，董霖遂託病於1946年11月離開荷蘭大使任所回國。

1946年6月，蔣介石下令進攻中原解放區，內戰全面爆發。1947年初，回國的董霖擔任外交部顧問兼美洲司司長，直到1948年12月。正是在美洲司司長任上，董霖死心塌地為蔣介石的對美外交服務。　蔣介石發動內戰不久，形勢轉而對蔣介石不利，美援成為國民政府的救命稻草，而乞求美援便成為外交部的中心任務。當時，美國從全球戰略出發，加強了對蔣介石政府的援助。董霖整天忙碌於與美國使館商談經濟與軍事援助等問題，先後由他參與和經手的協定、換文中，軍事類有1947年11月中美互換同意美軍駐軍換文、12月《中美海軍協定》；經濟類有1948年7月《美國對華經濟援助協定》、8月中美設立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換文；文化類及慈善事業類有1947年10月的中美《關於美國救濟援助中國人民之協定》、11月中美《文化協定》等。

上述協定、換文很多是董霖親手交涉辦理的，例如，當美國國會通過《援華法案》，撥款3.38億美元作為經濟援助、1.25億美元作為軍事援助，董霖代表中國政府與美方商談這些援助款的具體實施辦法。由於這是美國赤裸裸支持蔣介石政府內戰的行為，外交部長王世傑擔心泄密，要求董霖親自交涉辦理。董霖自恃在美有年，瞭解美國民族性、黨政習性和外交手段，便自誇交涉“得心應手”，相當順利。

然而實際上，為了換取美援，協定、換文都是依照美國的要求籤訂的。1948年7月，《美國對華經濟援助協定》簽字前，連王世傑也認為協定中美方有權對援華物資“直接監督及管理”的規定，有損國體，因此要求董霖交涉刪除相關條款。但董霖對此大為不滿，追問王世傑，假如美方不同意刪除，中國政府是否拒絕協商而放棄美援。他甚至還認為，這是中國人好要面子的表現，毫無意義。

在此期間，令董霖頗有成就感的事，是他牽頭解決了中美間一件懸案。1946年8月，中美簽署讓售戰時剩餘物資協定，美國將存放於西太平洋總值約25.3億美元的戰時剩餘物資，按10%的價格“出售”給中國，作為補償，中國承諾將一些港口的房地產轉讓與美國駐華機構使用。但由於各機構推諉，中方的承諾始終未能落實。結果，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大怒，向蔣介石和行政院長張羣提出抗議。鑑於事態嚴重，張羣要求董霖牽頭處理此事。董霖受命後，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將有關部門負責人集中在一起，最終商討出解決辦法，並限期執行。問題很快得到妥善解決。董霖為此沾沾自喜，自認為維護了美方的“合法”利益，為中美關係做了好事。

1948年12月20日，董霖轉任外交部次長。此時，蔣家王朝已是強弩之末，傾覆在即。董霖深知大勢已去，便以處理法國使館凌其翰等起義事件、安撫駐外使館人心為由，於1949年10月飛抵歐洲。12月，他電請辭職，脱離了蔣介石陣營 ^[1]  。

此後，董霖轉往美國定居，以教書和著述為生。1957年春，他應聘為紐約聖若望大學研究院及大學部政治系主任兼教授。1962年秋，轉任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及昆士學院國際公法教授。1998年10月18日去世，享年92歲。

著有《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中國政府》、《戰前之中國憲法制度》、《中國與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例案》、《近代中國之政治制度》、《聯合國制度下之國際組織》、《中國與列強》、《中國革命的回憶，一九二六—一九四九》、《顧維鈞與中國戰時外交》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