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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慧
（中共隱蔽戰線戰士、潘漢年妻子）
鎖定
董慧(1918年～1979年2月24日)，原名董奉然，祖籍廣東，出生於香港。父親董仲偉是道亨銀行創辦人，愛國銀行家，對中國革命事業作出貢獻。董慧於香港中學畢業後考進北京大學，參加過“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1938年到延安入讀馬列主義學院，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畢業派到中央社會部工作，當時潘漢年任副部長。1939年中共中央派潘漢年到香港工作，其稍後也調到香港。組織上考慮到其父親是銀行家，其可取得合法身份周旋於香港上流社會，把電台秘密設置其家中。1943年調回解放區工作。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後，與潘漢年同調到東北，隨後奉命輾轉北京、南京、香港、南洋、上海等地，仍負責機關電台的情報工作。
上海解放前夕，奉命從香港穿越國民黨部隊對海上通道的封鎖，冒險返回上海。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其任中共中央華東局統戰部秘書科長。
1955年在丈夫被捕後也被隔離。1963年，丈夫被判15年有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雖沒判刑，但成為反革命家屬，有人逼其與丈夫離婚，被其拒絕。
目錄
- 1 人物生平
董慧人物生平
董慧，原名董奉然，祖籍廣東，1918年出生於香港一個愛國的實業家家庭，父親董仲維是香港總商會會長、道亨銀行董事長。她是含着“金鑰匙”出生的千金小姐。如果不是成長在20世紀30年代這個特殊時期，董慧應該過着養尊處優、榮華富貴的生活，順風順水地度過令人羨慕的青春歲月。
但是，董慧恰恰成長在民族危難的特殊年代，她選擇了捨棄優渥生活，追求進步，投身革命的道路。這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跡。
董家在香港是望門大族，生活條件富庶優越，自不待言。難能可貴的是，這個家族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注重中華傳統文化對子女的教育薰陶和傳承發揚，尤其注重愛國向上，這種情懷直接表現在對子女的教育方面。
董仲維認為，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教育制度有明顯的殖民教育痕跡，不利於子女學習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於是，董慧從小就被送去廣州求學，中學階段進入了受中共地下黨組織影響的廣州培道中學。求學期間，董慧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開始追求進步，嚮往革命。
1937年初夏，董慧在父母的支持下，從香港北上北平報考大學。此時，恰逢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七七事變”爆發後，董慧隨流亡學生一起到了西安，並考上了西北聯合大學。該校由北平大學、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國立北洋工學院等大學合併而成。
在西安，董慧在抗日愛國熱情的激勵下，主動找到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要求報考延安的革命學校。經考核錄取後，毅然轉赴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並於1938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又轉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在延安，她系統接受了革命理論的教育薰陶，更堅定了獻身革命的理想信念。
1939年夏天，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社會部，統一領導國統區的隱蔽戰線工作，擴大黨的隱蔽戰線力量，更好地開展對敵鬥爭。為此，中央社會部舉辦了隱蔽戰線幹部訓練班，專門培訓派往國統區的幹部。董慧因特殊的家庭背景，也被入選其中。從此，董慧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
這時，她遇到了影響她一生的人：潘漢年。
1938年10月，潘漢年應邀到延安幹部訓練班作報告，講授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歷史。在黃土高坡上簡陋的教室裏，董慧第一次見到了潘漢年。當時，潘漢年才三十出頭，但儼然是一位久經沙場的老戰士，因豐富的閲歷而顯得格外成熟穩重。短短几天講課，董慧瞭解了黨的隱蔽戰線鬥爭歷史，那麼曲折艱難、驚心動魄，對潘漢年的敬慕崇拜之情油然而生。董慧還了解到潘漢年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在上海的革命生涯：
學生時代的潘漢年，深受五四進步思潮影響，17歲便離開家鄉，到上海投身進步文化運動。1924年，潘漢年進入中華書局工作，這是中共地下黨活動的重要場所。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經介紹，潘漢年加入了由郭沫若、成仿吾領導的進步文化團體“創造社”出版部工作。如他自己所説，當時每天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非常辛苦，但想“為我們的後起者謀一點幸福”。在此期間，潘漢年和他人一起創辦了《A11》《幻洲》《戰線》等進步雜誌，揭露社會黑暗，鼓勵廣大讀者“跟着時代前進”，活躍在上海的文化戰線。1929年6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年僅23歲的潘漢年被任命為第一任書記，在周恩來、李立三和李富春等領導下，直接參與上海各進步文化團體的組建工作。 1930年3月，中國第一個左翼文化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潘漢年為此殫精竭慮，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左聯”成立後，他擔任第一任黨團書記。更重要的是，他和文化戰線的黨員一起做了大量卓有成效工作，努力消除和魯迅的思想隔閡，建立革命友誼，得到魯迅的鼎力相助，高擎起左翼文化大旗，對實現左翼進步文化力量的大團結，推動進步文化運動從上海向全國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1931年夏天，因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黨中央和許多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黨危在旦夕。這時，潘漢年臨危受命，被周恩來召喚到黨的隱蔽戰線，參與中央特科組織的恢復重建工作。此後，他在黨中央的領導下，以大無畏的精神，與國民黨特務機構鬥智鬥勇，為保衞黨中央的安全，出生入死，屢建功勳。陳雲曾高度評價説，當時，潘漢年在中央特科不是一般的幹部，是實際負責人。1933年5月，潘漢年在極其惡劣艱難的政治環境下，以驚人的毅力和膽魄，細緻周全地安排護送許多黨中央領導同志，從上海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
此後的幾年時間裏，潘漢年在黨的隱蔽戰線上南北轉戰，特別是在上海、香港等地，與國民黨反動政權、汪偽集團，乃至日本在華特務機構機智勇敢鬥爭，屢建奇功。
潘漢年傳奇經歷，深深地印刻在董慧的腦海中，揮之不去。
1939年，黨的隱蔽戰線工作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黨中央根據當時形勢發展需要，決定進一步加強在國民黨統治區，特別是在上海和香港地區的隱蔽戰線領導工作。鑑於潘漢年在這方面的卓越領導才能，決定派他返回上海，統籌領導南方地區的隱蔽戰線工作。考慮到潘漢年肩負的重要使命，黨組織決定給他配備一名機要工作者，董慧成了最佳人選。董慧有配合潘漢年的天時地利：她顯赫的家庭背景，可以提供特別的安全保障，她父親開辦的銀行，是最佳的職業掩護；她信仰堅定、工作細緻，是忠誠可靠的地下黨員。
這一機緣巧合，使董慧與潘漢年自然走近，在共同的革命事業中萌發真摯情感。 對董慧而言，潘漢年是思想上的引領者，工作上的領導者，生活中的良師益友，情感上的依賴者。而在潘漢年看來，董慧是政治上的追隨者，工作上的得力助手，生活中的紅顏知己。董慧的清新脱俗、美麗優雅也深深吸引着潘漢年。
在上海、香港地區工作期間，董慧工作的道亨銀行，成為地下黨的聯絡點。黨組織的重要情報，經董慧上情下達、下情上報；潘漢年與其他黨內同志、社會各界人士的交往，大都由董慧周全安排；黨組織所需要的經費，由董慧經辦處理，連董慧的家，也成為潘漢年開展工作的重要場所。共同的理想，把董慧和潘漢年的心緊緊地連在一起，他倆的感情也因此逐漸增温。斗轉星移，日積月累。董慧與潘漢年，歷經八年風雨歲月，從相知到相戀，情感與日俱增。後來，潘漢年解除了由父母包辦、名存實亡的婚姻，在1947年與董慧喜結連理，成為一對情投意合的紅色情侶。
志同道合、互敬互愛，常人難以企及，董慧與潘漢年卻堪稱圓滿。他們的情感，萌發建立在白色恐怖時期，又在人生的壯年和暮年延續昇華。潘漢年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政治智慧和傑出貢獻，受到黨中央的賞識。1949年，黨中央曾內定，請他出任中國第一任駐英國大使，後因接管上海的重任更為迫切，讓他改任上海市常務副市長，為建設新上海再立新功。董慧也隨潘漢年到上海，在市委統戰部任職。
1955年春夏，潘漢年陷入一場政治風暴，從此蒙冤長達27年。患難見真情。在漫長的困境中，董慧無怨無悔，跟隨潘漢年輾轉北京秦城監獄，團河勞改農場，直至湖南洣江茶場。潘漢年病故後，董慧謝絕親友們讓她回港生活的邀請，堅持留在大陸，直到去世。熾情摯愛，感人至深。潘漢年對董慧一往情深，曾賦詩多首，其中“患難相遇共相倚，恩愛情深亦太痴”兩句最為真切，濃縮了這對紅色情侶的情感密碼，給他們自己，也給後人留下美好的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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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期間，潘漢年加判無期徒刑轉到秦城監獄關押，其再度隨夫生活，一次上廁所時摔一膠，骨折沒條件醫治成破腳。1975年潘漢年出獄，其回過上海一次。不久潘漢年被投到湖南沫江農場勞動改造，其隨後而至。1977年元旦前後，潘漢年病情急劇惡化，4月不治去世。其仍留在沫江農場，1979年2月24日因高血壓腦出血在農場去世。1982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潘漢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通知》，對潘漢年的一生作出高度評價。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其夫婦的骨灰移送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安放，廖承志等人到北京火車站迎接骨灰並在貴賓室內為其夫婦舉行骨灰盒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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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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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這對紅色戀人的故事，滿足了我們對愛情的所有想象！ ．新民晚報官方微信公眾號．2018-02-14[引用日期2023-07-29]
- 2. 中山市人民政府地方誌辦公室編：《中山市人物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80-28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