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古與遇害案

宋寧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由於高麗遭到不服從蒙古統治的契丹貴族喊舍侵擾，大蒙古國皇帝成吉思汗藉口援助高麗，聯手東夏國王蒲鮮萬奴舉兵攻入高麗境內，剿滅契丹貴族喊舍 ^[2]  。在蒙古、東夏兵威下，高麗“中外震駭” ^[1]  ，不得不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以“兄弟之約”的名義與兩國定下“萬世和好”盟約，從此向兩國進獻歲貢。從這一年起，直到嘉定十六年（1223年），蒙古與東夏每年都會派人前往高麗督催貢物 ^{[2]  [10]  [18]}  。

由於當時蒙古與高麗之間並不直接接壤，蒙古使者欲前往高麗則必須取道東夏國境內或者穿越金國的婆速路。鑑於金國此時與蒙古為敵，蒙古每次派人出使高麗，均取道於與自己友好的東夏國境 ^[2]  。

在蒙古派往高麗的使者中，擔任宣差的著古與較為活躍。著古與，又稱著古歟、爪古與 ^[4]  、札古也 ^[5]  。從嘉定十三年（1220年）九月起，蒙古成吉思汗西征、皇太弟嫋聖大王忒沒哥窩真（斡赤斤）監國之際，著古與便多次取道友邦東夏國前往高麗，依照蒙古皇太弟的鈞旨向高麗索要貢物 ^[3]  。

出於對蒙古的牴觸和輕視，高麗貴族們並不心甘情願向蒙古納貢，經常拖延繳納貢物；在蒙古向高麗索要綢緞時，高麗往往不肯拿出國內上好的細綢子送給蒙古，而只是拿出便宜的粗綢布當貢物獻給蒙古 ^[13]  。蒙古大為光火。嘉定十四年（1221年），在蒙古派遣下，著古與率人取道友邦東夏國趕赴高麗，攜友邦東夏國的官差一起譴責高麗以次充好的行徑。來到高麗王宮的大觀殿後，著古與企圖率手下二十一人一同進殿面見高麗國王王㬚傳旨，高麗貴族們覺得不成體統，百般阻撓，只肯放著古與一個人進殿，直爭執到太陽快偏西時才迫於壓力不得不答應讓著古與率領八人進殿。著古與一行人進殿見到國王后，對國王當面宣讀了蒙古皇太弟的鈞旨，明確向高麗索要“獺皮一萬領、細紬三千疋、細苧二千疋、緜子一萬觔、龍團墨一千丁、筆二百管、紙十萬張、紫草五觔、葒花、藍筍、硃紅各五十觔、雌黃、光漆、桐油各十觔”，並把高麗之前以次充好送給蒙古的粗綢布丟在國王面前，以示不滿，然後又“出元帥札剌及蒲黑帶書各一通，皆徵求獺皮、緜紬、緜子等物”。在一番示威索要過後，著古與一行連高麗為其設下的招待宴會也沒出席，便離開高麗王宮。著古與的強硬態度自然招致了高麗統治者的厭惡 ^[6]  。

嘉定十六年（1223年），蒙古的友邦東夏國不堪蒙古皇太弟忒沒哥窩真“貪暴不仁”，趁蒙古成吉思汗遠征西域後“師老絕域、不知所存”之機背叛蒙古。東夏國王蒲鮮萬奴派人前往高麗，企圖拉攏高麗一起對抗蒙古。蒙古聞訊，也急忙派遣擔任宣差的著古與一行人前去爭取高麗 ^{[11]  [12]}  。

由於蒙古與高麗之間被東夏國、金國兩個女真貴族建立的邦國隔開，以往著古與從蒙古前往高麗都是要途經東夏國的；但這一次，在東夏國背叛蒙古的不利局面下，著古與一行人選擇了從金國遼東行省官員控制下的婆速路一帶過境，出使高麗 ^{[2]  [10]}  。此時的金國朝廷雖然與蒙古處於交戰中，但金國將領國遼東行省官員（平章政事温迪罕葛不靄 ^[20]  等人，高麗稱之為哥不愛 ^[9]  或於加下、於哥下 ^[8]  等）只帶着一支孤軍鎮守婆速路一帶，被蒙古、東夏、高麗三股勢力三面包圍，又與金國朝廷之間遠隔大海、無陸路可通 ^[7]  ，故而對於蒙古人也無力阻攔。

嘉定十七年（1224年）春季，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以及東夏國使者相繼抵達高麗，努力爭取高麗。對此，掌握高麗實權的權臣崔瑀經過與手下“宰樞”討論，既沒有熱切響應東夏國的拉攏，也沒有熱烈地表示要效忠蒙古。而且，這次，在面對蒙古使者著古與索要獺皮、綢緞等貢物時，高麗國依舊沒肯贈與國內上好的細綢子，仍然只是拿了些尋常綢布充數。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非常不滿。著古與一行人離開高麗時，高麗國王王㬚派人把他們送到了高麗的西京平壤一帶。著古與一行人抵達鴨綠江時，毫不客氣地丟掉了高麗以次充好送來做貢品的綢布等物，只拿着高麗進獻的獺皮離去，途經金國遼東行省官員微弱控制的婆速路返回蒙古 ^{[11]  [2]}  。高麗和蒙古在這種微妙局面下，開始疏遠起來。而著古與遇害一案，也就是在這種局面下生出的。

在東夏國背叛蒙古並企圖拉攏高麗與其合謀的形勢下，宋寧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冬季，依照蒙古皇太弟忒沒哥窩真的命令，著古與再次出使高麗。這一次，他們再度從金國遼東行省官員微弱控制的婆速路過境，抵達高麗 ^[2]  。十一月，著古與等十人抵達高麗的鹹新鎮，照例索要獺皮、綢緞等貢物。面對索貢要求，高麗照舊以次充好，只是冷淡地拿了些尋常綢布交給著古與一行人充數 ^[15]  。轉年春季，宋理宗寶慶元年（1225年）正月二十二日，著古與一行人怏怏地從高麗西京平壤啓程回國。渡過鴨綠江時，他們照例只拿着高麗進獻的獺皮離去，把高麗以次充好送來做貢品的綢布等物全都扔在了野地裏，以示不滿 ^[14]  。

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離開高麗後，重新步入金國遼東行省官員控制的婆速路，企圖由此返回蒙古 ^{[2]  [10]}  。然而，步入婆速路後，著古與一行人卻再沒有回到蒙古，對蒙古而言下落不明 ^[17]  。蒙古懷疑是高麗謀害了著古與一行人，但並無證據。由於此時的蒙古正忙於與西夏、金國朝廷交戰，蒙古統治者無暇追查此事，此事便暫且擱置了。但蒙古也從此與高麗斷絕了信使往來 ^[16]  。

寶慶三年（1227年），蒙古向此前使者著古與一行失蹤的婆速路一帶進軍，在數年之間徹底擊滅當地的金國遼東行省官員温迪罕葛不靄所部、佔領婆速路，與高麗直接接壤 ^[19]  。紹定四年（1231年）春季 ^[9]  ，蒙古的元太宗合罕皇帝派官差前往高麗，追查失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的下落，並攜帶蒙古以“長生天”名義所作的“訓言”去“省諭”高麗國王 ^[21]  。不料，蒙古的追查官差竟在兩國邊境上遇襲，在山谷之間遭到高麗打扮的軍民放箭襲擊 ^[22]  。蒙古由此斷定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已經遇害，而且認定是高麗殺害了失蹤的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並決定以此為藉口出兵征討高麗，興師問罪 ^[17]  。

紹定四年（1231年）秋季，蒙古派遣元帥權皇帝撒裏打火裏赤（撒禮塔火兒赤）大舉攻打高麗，發起第一次蒙麗戰爭。蒙古大軍派遣使者阿土（阿兒禿）等人給高麗國王送去文牒，在牒文中指責高麗殺害了失蹤的蒙古使者著古與，譴責高麗軍民射箭驅逐蒙古所派追查著古與失蹤一事的官差，並逼迫高麗國王與權臣停止抗拒蒙古大軍、重新像嘉定十一年（1218年）時那樣向蒙古俯首稱臣 ^{[17]  [4]}  。

當年冬季，在蒙古大軍兵臨高麗國都開京後，高麗國王與權臣崔瑀只得求和，並就此前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遇害一事向元太宗上書申辯。高麗承認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已經遇害，但宣稱此事是東夏國、金國等“鄰寇”所為；同時，高麗聲稱，蒙古派來的追查官差之所以於今春在高麗邊境遇襲，是因為高麗“邊民”誤把蒙古官差當作了喬裝入侵的金國遼東行省官員温迪罕葛不靄部下人馬 ^[9]  。經過高麗的求和與交涉，蒙古這才暫緩追究使者著古與遇害一案，並在於高麗國內各地設置達魯花赤後與高麗休戰 ^[10]  。

紹定五年（1232年）秋季，由於不堪蒙古壓榨，高麗北界各地軍民紛紛殺蒙古設置的達魯花赤，高麗權臣崔瑀則攜高麗國王逃奔江華島，堅壁清野抵抗蒙古。正準備征伐東夏國王蒲鮮萬奴的元太宗聞訊，再度派遣元帥撒裏打火裏赤進攻高麗，發起第二次蒙麗戰爭 ^{[8]  [18]  [23]}  。元太宗勒令高麗國王與權臣投降，要求他們發兵幫助蒙古征伐東夏國，並重新就此前已暫時擱置的蒙古使者著古與遇害案責問高麗。

當年秋冬之際，高麗一面派人暗通東夏國、金國抵抗蒙古 ^[25-26]  ，一面向元太宗上交書狀，再度就著古與遇害一案替自己申辯。高麗聲稱：

一、蒙古使者著古與遇害案完全與高麗無關，而是東夏國王蒲鮮萬奴與婆速路的金國遼東行省官員設下的離間圈套。高麗所瞭解的事情經過如下：按照宋寧宗嘉定十二年（1219年）高麗與蒙古、東夏訂立的“萬世和好”盟約，但凡蒙古、東夏使者到訪高麗，必須經由東夏國境內而來。然而，嘉定十七年（1224年）蒙古使者著古與一行人那次出使，卻沒有經由東夏國境內前來高麗，而是從金國遼東行省官員控制的婆速路前來的。雖然著古與一行人違背了“萬世和好”盟約，高麗卻照舊殷勤接待。可自從著古與一行人於轉年離開高麗啓程返國後，蒙古就與高麗絕交了。高麗起初驚訝不解，久後才獲悉，蒙古與自己絕交是因為著古與一行人已在回國途中遇害。而著古與一行人遇害的緣由，據高麗查訪，其實是因為他們從婆速路返國的途中遭到了當地金國遼東行省官員發兵劫殺。此後，婆速路的金國遼東行省官員還曾與背叛蒙古的東夏國一起化妝成蒙古兵入侵高麗。他們的意圖，是在高麗與蒙古之間挑撥離間 ^[22]  ；

二、蒙古所派追查著古與失蹤一事的官差在高麗邊境遇襲，也完全與高麗無關，同樣是東夏國王蒲鮮萬奴的離間陰謀。高麗所瞭解的事情經過如下：在蒙古官差於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蒙麗戰爭前夕前往高麗邊境追查著古與失蹤一事之際，東夏國曾事先對蒙古官差謊稱：“高麗已背叛你國，千萬不要前去。”蒙古官差不聽，依舊前往高麗邊境追查，東夏國便事先派遣其麾下人士假扮高麗軍民埋伏在高麗邊境放箭襲擊蒙古官差，並指示自己安插在蒙古官差身邊的嚮導火上澆油地挑撥説：“高麗如此行徑，顯然已經背叛蒙古，請別再前去送死了。”蒙古官差便憤然返國。後來，高麗從東夏國叛逃人士王好非口中得知了此事詳情 ^[22]  。

在這份書狀裏，高麗自稱自己直到第一次蒙麗戰爭時才知道自己因為蒙古使者著古與遇害案遭到了蒙古的懷疑，並聲稱自己在第一次蒙麗戰爭時便已查明此案是東夏國、金國的離間陰謀，而且蒙古當時也認可了高麗的這一説法，可現在蒙古居然再度為此案而興師問罪，使得高麗再度陷入“代他人受誣”的境地，這才造成了蒙麗兩國關係的再度破裂。同時，在這份書狀以及隨這份書狀一起上交元太宗朝廷的“陳情表”裏，高麗貴族們還以各種理由拒絕了元太宗要求其協助蒙古征討東夏國、離開江華島歸順蒙古、普查國內民户並統一投降等命令，並就自己針對蒙古所做的其它一些敵對行為做了辯解 ^{[24]  [27]}  。

對於高麗的申辯，元太宗完全不予採信。紹定六年（1233年）夏季，他下達詔書，斥責高麗在訂立“萬世和好”盟約後從未自發靠攏蒙古、在高麗邊境放箭襲擊蒙古官差、謀害蒙古使者著古與後胡亂推託給東夏國、國王與權臣崔瑀拒絕征討東夏國併入朝蒙古、拒絕普查國內民户並統一投降等五大罪狀。詔書中，蒙古就著古與遇害一案嚴厲質問高麗：如若此案果然是東夏國王蒲鮮萬奴在陷害高麗，那麼如今蒙古命令高麗征討東夏國，高麗為何“逗遛不進”呢？在詔書最後，元太宗勒令高麗投降 ^[21]  。但由於此時蒙古正忙於征討東夏國、金國，外加在之後的幾次蒙麗戰爭中蒙古由於高麗的堅壁清野策略而不斷受挫，所以元太宗並沒能讓高麗徹底屈服 ^{[8]  [18]  [23]  [10]}  。

隨着蒙麗戰爭的進行，這個撲朔迷離的疑案在兩家的各執一詞之下漸漸冷卻下來。高麗歸降蒙古後的高麗官方史料，不再信誓旦旦把著古與遇害案歸結為東夏國與金國遼東行省官員的陰謀，而是把著古與遇害一事模糊地表述為“中途為盜所殺” ^[14]  ；蒙古官方史料雖然沒有推翻著古與是被高麗謀害的這一假設，卻也開始含糊地把著古與的遇害説成是“中途為賊所害” ^[28]  。

基於對著古與遇害案真兇的不同説法，當時的蒙古與高麗各界對於此案評判不一。

著古與遇害案在一開始時便引起了蒙古朝廷的極大憤慨，尤其是在蒙古追查此案的官差在高麗邊境上遇襲後，元太宗朝廷認為此案明顯暴露了高麗對於蒙古的“背逆”野心 ^[22]  。元太宗朝廷還將此案視為高麗在訂立“萬世和好”盟約後的五大罪狀之一 ^[21]  。

武人掌權下的高麗朝廷則認為此案導致了蒙古與自己絕交 ^[14]  ，使自己在蒙古面前陷入“代他人受誣”、“無以自明”的境地，“大乖從前和好之本意” ^[24]  ，直接引得蒙古“無故加暴於”高麗 ^[9]  。

基於對著古與遇害案真兇的不同認識，後世學者對於此案也評價不一。

比如，學者李秀蓮認為，著古與遇害一案不排除是“東真國（即東夏國）嫁禍於人的陰謀”。李秀蓮指出，“東真國自己與蒙古決裂‚ 需要與高麗聯合抵抗蒙古”，所以其製造此類案件“破壞高麗與蒙古的關係是必然的” ^[2]  。

而韓國學者崔允精則認為，此案並非是東夏國為了離間高麗與蒙古的關係所為，而是高麗在得知東夏國已經同蒙古絕交後所為，用意是為了擺脱與蒙古訂立的“萬世和好”盟約束縛。“因為，此時東真（即東夏）已經復叛， 離間蒙麗關係所得到的利益不明顯。反而， 對高麗來説， 利用這次絕好的機會能脱離蒙古與東真”，可見，此案是高麗方面“更巧妙地、主動地利用了時勢”而製造的。崔允精同時認為，對蒙古來説， 著古與遇害案是“藉以壓迫高麗的有效手段之一， 又是侵攻高麗的合理藉口”。崔允精指出，對蒙古而言，“誰殺死著古與並不重要。如果高麗積極協助蒙古伐東真的話， 高麗的辯解屬實。但高麗不協助的話， 即使著古與事件與高麗無關， 蒙古也會把責任推給高麗” ^[10]  。

不論如何，所有學者都承認，著古與遇害案這一導火索，最終使得蒙古與高麗在嘉定十二年（1219年）訂立的盟約瓦解，兩家斷絕了關係，並引發了之後的蒙麗戰爭 ^{[8]  [18]  [23]  [10]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