萃升書院

萃升書院始建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由時任奉天府丞奕瓕創建， 院址設在奉天城天佑門內的府丞公署東面，最初只建廳堂三間，規模較小。乾隆初年，工部侍郎李永紹在德勝門（今大南門）學宮右面建立義學，不久改為瀋陽書院。

乾隆七年（1742年），奉天府尹霍備率領下屬勸募官紳捐獻，集資開基拓土，擴建瀋陽書院，增建學堂五間，宿舍及食堂二十一間。從此，瀋陽書院規模初備，名聲外揚。

瀋陽，清時稱盛京，大清王朝的陪都，清代的龍興重地，是僅次於北京的政治、文化中心。為了彰顯盛京城的地位，朝廷進行了各方面的建設，興建學堂書院便是其一。

萃升書院學子眾多，開支巨大。經費來源主要有三：一是官府撥付，二是鄉紳的捐贈，再有就是學田的租銀。學田是官府劃撥給學校的官地，學校把他租給當地的百姓耕種，年終收取租銀，租銀作為學校的日常開支。萃升書院的學田很多，不僅在本地有，在外地的錦州也有，學田最多時達兩千餘畝。

萃升書院的規章很完備，獎罰分明。學院每年要舉行數次考試，成績優秀者給予伙食及其他費用上的獎勵。教授（老師）每學期要講課二十次，由山長（院長）評定好壞，按評定等級給予不同的獎勵。

由於書院的管理嚴格，獎罰分明，所以成績斐然，名聲大振，各府縣學子紛紛報考，盛況空前。

萃升書院名聲大，教授（老師）的薪水自然不菲。在遼寧檔案館，就有一份關於奉天府儒學教授王泰享領取萃升書院津貼的報告及官府的批條。檔案表明，王泰享的一半津貼就達二百五十兩，年薪高達白銀五百兩。可見當時萃升書院教授的薪俸之高。

1928年，張學良主政東北後，十分重視東北的教育事業，尤其重視國學的傳承與發展。在聽取了一些學者的建議後，決定出資二萬大洋，重建瀋陽萃升書院。這件事在遼寧省檔案館的館藏檔案中有明確的記載。此時的瀋陽萃升書院，已是蒿草滿地，破爛不甚。張學良先請設計人員對舊院落重新規劃，後召集工匠對老房屋重新修葺。經過改建，一個全新的萃升書院呈現在世人面前。隨後他又派人到各地購買經書子集等圖書，在文昌閣設立圖書館。

硬件完備，又進行軟件建設。首先，他建立了一套精幹的管理機構：設院長一人，院監一人，學監一人，庶務一人，文牘(兼圖書管理員)一人，事務員一人。為了管理好萃升書院，張學良親自出任院長一職。聘請著名學者於省吾擔任院監，全權負責書院的日常管理。並且還決定每年出資四萬元，作為書院的日常開資。

張學良非常重視師資隊伍的建設，除讓於省吾親任院監外，還從北京請來當時著名的國學大師王樹楠，古文泰斗吳闓生，史地專家吳廷燮，以及後來的國學大師高步瀛等。一時間，瀋陽萃升書院名師薈萃，羨煞他人。

萃升書院以造就國學人才為宗旨，開設經學(易經、尚書、左傳等)、文學(古文)、史學(明史、漢書等)、詞章(唐詩、宋詞)四科。

學生來源，主要是通過考試，由奉天省教育廳直接負責，層層選撥，擇優錄取。此外也有保薦和自薦的學生，如遼寧省檔案館就存有一封自薦信，是一個吉林學生劉心博寫給奉天省長的翟文選的，信中説他志向國學，十年不綴，非常想到瀋陽萃升書院就讀。後經研究，如願獲准就讀。

萃升書院除正式錄取的學生外，還設有旁聽座席，也稱院外生，即經院監批准，參加旁聽的學生。書院規定，不論正式生還是旁聽生，一律免收學費，學生只交書費和伙食費。

學生學習期間實行嚴格的考試製度，每月會考一次。為了鼓勵學生學習，設立獎學金，院內生與院外生均有，各為二百塊現大洋。獎學金分為四等，每等數目不同。

書院還設有院刊，名為《萃升叢刊》，刊登教授們的著述及時評性文章。《萃升叢刊》很受讀者的歡迎，是當時發行量很大的期刊。

萃升書院復辦後，呈現了一派興盛景象，求學者紛沓而至，課堂擁擠，人滿為患。課遐之際，向名師求教之人是絡繹不絕，學員間相互探究爭論之聲不絕於耳。只可惜好景不長，九一八事變後，書院被迫關閉，學員流亡關內，萃升書院徹底廢矣。

萃升書院的歷任山長（即院長，亦稱主講）由紳董公薦產生，非德高望重之士莫屬，並且多為學界泰斗。如道光年間的進士劉文麟，他原為廣東即任知縣，曾倍受林則徐器重，後因觸忤上司而被彈劾，轉歸故里，在盛京文壇久負盛名；同治年間進士曾培祺，曾任國史館編修，主講萃升書院多年，他也是詩文名家。

萃升書院歷任山長有：

張震，字雨辰，承德人，道光乙未舉人；

繆德禧，字立亭，承德人，嘉慶庚辰進士，原任吏部郎中；

劉文麟，字仙樵，遼陽人，道光戊戌進士；

劉夢瑚，字孔謂，金州人，道光己酉進士；

周僖，字怡園，海城人，咸豐己未恩科舉人；

曾培祺，字興九，遼陽人，同治辛未進士，國史館纂修；

陸鴻遵，字翊周，廣寧人，咸豐辛亥舉人；

尹果，字小皋，承德人，同治戊辰進士，內閣中書；

李維世，字棟臣，錦縣人，光緒甲午恩科進士。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內閣學士尚賢主持書院，開設時勢策論課程，追求學以致用。兩年後書院改為校士館，由舉人劉春烺任主講。不久，俄軍佔據院舍，闢為軍營與馬棚，萃升書院從此人去屋空，荒蕪頹廢。

嘉慶四年(1799年)，官至大理寺少卿的王爾烈因到了耄耋之年，卸任回到遼東，掌教盛京萃升書院。王爾烈的到來，使萃升書院名聲大振，名儒學子趨之若鶩。名儒們都以能同王爾烈切磋為榮，學子們都以能聽到王爾烈的授課為幸。為什麼呢，就是因為當時王爾烈的名望太大了。

王爾烈(1727-1801)，字君武，號瑤峯，遼陽人，有“關東才子”之稱。他十六七歲時，詩文、書法便是名聲遐爾；二十六歲，他離開了苦讀寒屋---千山龍泉寺，參加遼陽州的童試，考中撥貢，即秀才；四十四歲，參加京師禮部主持的恩科會試，考中貢士，經殿試中二甲一名進士，隨即被委任翰林院編修，聘為“侍讀”。1773年，四庫全書館成立，四十六歲的王爾烈任四庫全書處纂修官及三通館纂修官，從事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以後，他還任過京師會考官、陝西道監察御使、順天(北京)府丞等職。1796年，嘉慶即位，委任他為內閣侍讀學士，並賜予千叟宴、御賜詩、《集古三星圖》、如意鳩枝等。七十二歲時，王爾烈以大理寺少卿離職回鄉，掌教瀋陽萃升書院，二年後病逝，葬於遼陽縣風水溝村南山坡。

王爾烈使萃升書院名聲大振，還有另一原由，那就是他的美麗傳説。有關王爾烈的傳説，遍佈東北大地，直到現在，老百姓也是耳熟能詳，其中“老主同場少主師”、“文壓三江王爾烈”流傳甚廣。

“老主同場少主師”，説的是他四十四歲那年進京參加京師會考的故事。其實，王爾烈三十九歲那年，曾隨好友常紀參加過一回京試，結果名落孫山。回鄉後，他又苦讀五年，到朝廷舉行恩科會試之時，他已胸有成竹，決心一定要拿個頭名狀元，結果呢，只得了個二甲一名進士。其實，王爾烈沒能中狀元，並不是他的才學問題，而僅僅是因為乾隆的心血來潮。乾隆為了驗證一下自己的才學，便喬裝考生，私下考場，與王爾烈等學子們同場競技，可成績卻不甚理想。主考官得知實情後，為了照顧乾隆的顏面，便把王爾烈的成績與乾隆的成績對調，結果不言自明，王爾烈便與狀元無緣了。後來，乾隆翻閲考卷，發現王爾烈才思敏捷，文彩甚佳，很是推崇，便拜為“侍讀”，留宮教授皇子顒琰讀書，顒琰就是後來的嘉慶帝，這便是“老主同場少主師”的傳説。

“文壓三江王爾烈”講的是他與江南才子比試才學的故事。相傳王爾烈赴京趕考那年，與大江南北的才子們匯聚京師，相互切磋才學。有一江南學子，曾耳聞王爾烈才學淵博，一見面便自詡地誇耀江南可謂“千山千水千才子”，其實這是一上對，讓王爾烈對下對。王爾烈不假思索，隨口對出北方是“一天一地一聖人”。經過幾番較量，江南才子們紛紛落馬，從此王爾烈便有了文壓三江的美譽。

“文壓三江王爾烈”還有另一個版本。據説王爾烈家學淵源，眾多兄弟亦與他一樣博學多才。相傳他到江南主持考試時，曾自負地説“天下文章數三江，三江文章數吾鄉，吾鄉文章數吾弟，吾為吾弟改文章”。這幾句話便是文壓三江的直白寫照，同時也表現了王爾烈另外一方面的“才華”，那便是吹牛的文彩。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時任奉天府尹歐陽瑾取萃聚英才 ，升揚文化之意，題寫萃升書院四字楷書匾額，懸掛於書院的儀門之上。同時做跋於後，記述書院的發展歷程、取得的業績以及對後人的期許。從此，瀋陽書院正式命名為萃升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