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亞·克里斯蒂娃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年6月24日），法國思想家、精神分析學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心理分析學家、女性主義者。1969年，克利斯蒂娃出版其第一本書《Semeiotikè（符號學）》之後，在當今的國際批評分析、文化理論和女性主義領域開始產生影響。她著述廣泛，包括書籍、隨筆和建築意義出版物的序言（譯註一），其中包括有關互文性、符號學和屈辱性的見解，覆蓋語言學、文學理論及批評、精神分析、傳記及自傳、政治和文學分析、藝術及藝術史。她的著作在後結構主義思想中也有重要地位。

茱莉亞·克里斯蒂娃於1960年到達法國，克里斯蒂娃感受到結構主義影響的逐漸消退，受到米歇爾·福柯和雅克·德里達思想的挑戰。1965年加入“TelQuel小組”，她開始關注語言政治學，成為小組的活躍成員。克里斯蒂娃接受了精神分析訓練，於1979年完成。她早期致力於語言學、符號學和後結構主義研究，並在“原樣”學派（Tel quel）的影響下，遭遇了弗洛伊德和拉康。1969年和1970年出版的《符號學—解析符號學》、《語言—未知物：語言學的嘗試》、《小説文本》使她在法國學術界脱穎而出。1974年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論文《詩歌語言的革命》一書的出版標誌着她的符號學研究的高潮，同時亦標誌着克里斯蒂娃的研究重點即將從符號學轉向女性問題。1974年，春天克里斯蒂娃隨“原樣”學派來到中國，這次中國之行使克里斯蒂娃開始重視對個人內在經驗問題，隨後她的懷孕和分娩更加促使她關注母性問題和身體與社會性的關係問題，1975年出版了《中國女性》一書標誌着她開始走向女性主義批評和精神分析領域，開始着重於女性主義、心理分析和解構主義。自此伊始，她從文學、藝術、歷史等方面探討了女性、慾望、愛情以及邊緣、顛覆等問題，分析了西方文明社會中人類表現出的憂鬱、焦慮和恐懼症狀以及醫治心靈疾病的途徑，並在隨後的十餘年寫作了大量關於潛意識、性愛和女性主義為主體的作品。《聖母悼歌》（1977）、《真實與現實》（1979）、《女性的時間》是這一階段思想發展的代表作。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克里斯蒂娃的幾乎所有著述都被譯為英文，其中大部分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當中，最為重要的與有影響的英譯版著作是由托里·莫娃（Toril Moi）的，《性/文本政治：女性主義文學理論》（Sexual/Textual Politics：Feminist Literary Theory，1986），約翰·裏奇（John Lechte）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90），A.E.本雅明（A.E.Benjamin）和約翰·弗萊徹（John Fletcher）合編的《卑賤、憂鬱和愛情：朱麗亞·克里斯蒂娃的著作》（Abjection，Melancholia and Love：The Works of Julia Kristeca，1990），大衞·多恩菲爾德（David. R. Crownfield）主編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身體/文本—宗教、女性和精神分析》（Body/Text in Julia Kristeva-Religion，Women，and Psychoanalysis，1992），凱莉·奧裏弗所著的《閲讀克里斯蒂娃》（Reading Kristeva： Unraveling the Double–Bind，1993）和她主編的《克里斯蒂娃著作中的倫理、政治與差異》（Ethics，Politics，and Difference in Julia Kristeva’s Writing，1993），還有諾勒·麥克菲（Noelle MacAfee）的《朱麗亞·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2004）等著作。這充分顯示了克里斯蒂娃在西方學術界的重要地位。

托里·莫娃（Toril Moi，1986a）指出，克里斯蒂娃早期研究的知識背景包括了馬克思主義、形式主義和黑格爾哲學。她對俄國形式主義的瞭解來自於在東歐時期的學習：克里斯蒂娃與同胞茨維坦·託洛多夫（Tzvetan Torodov）一起將俄國形式主義理論家巴赫金的理論介紹到歐洲。這一時期的學習還令她擁有了堅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托里·莫娃認為，這種馬克思主義與形式主義的雙重知識背景，使克里斯蒂娃不僅能夠很快地接受結構主義，而且能夠以自己獨特的計劃運用和改造結構主義。諾勒·麥克菲（Noelle MacAfee，2004）認為，克里斯蒂娃的哲學是歐洲近現代主體性哲學傳統的一部分，她承繼了黑格爾、尼采以來及法國一系列哲學家的腳步，利用後結構主義工具，對關於主體性是“怎樣被生產出來的”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解釋。麥克菲指出：克里斯蒂娃發展了另一個形而上學的傳統，即“過程哲學”，它根本區別於從柏拉圖到笛卡爾的絕對同一與凝固化的實體論形而上學。

2004年，由於她的“最新研究的語言交叉點，文化與文學”，克里斯蒂娃被授予“霍爾堡國際獎”；2006年，她在政治上的觀點獲得“漢納·阿倫特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