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園街五號

俄式別墅花園街五號是臨江市數一數二的高級住宅，從它落成之日起，已經過去半個世紀了，其間換了四個朝代、五位主人。第一位主人是建成這幢房子的白俄貴族康德拉季耶夫，僑民協會主席；第二位主人是偽滿洲國的臨江市駐屯軍司令兼警察局長劉大巴掌；第三位主人是解放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市委書記呂況；第四位主人是十年浩劫造反起家的革委會主任；第五位主人則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正式任命的市委第一書記兼代市長韓潮。他們都是能夠左右臨江市命運的人物，尤其令人驚異的是，前四户人家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着大體相同的不幸結局——後一户總是把前一户幹掉，才搬進去住。而當前的主人韓潮正面臨着人生道路的重大轉折和抉擇：他已年逾花甲，身患重病，即將離休，省委已正式通知他推薦接班人。

劉釗和丁曉同時被推到了他的面前，他很熟悉這兩個人。尤其劉釗，是他一手拉上革命道路的，又是他愛人吳緯親自介紹入黨的。劉釗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被開除黨籍時，韓潮曾經給他以精神與經濟上的支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又迅速為劉釗恢復了名譽，並把他要來臨江市，安排到拖拉機廠負責工作。這位年屆半百、孤身一人的劉釗，革命豪情不減當年，很快扭轉了拖拉機廠年年虧損的局面，使之跨入全國同類廠的先進行列。接着，劉釗又毫不畏縮地走上了沿江新村建築工地，去抓一個老大難單位——二建公司，結果又幹得很漂亮。於是社會上的輿論，家庭的贊成票，都投向劉釗。然而，五十年代的臨江市長、現任副省長許傑卻在花園街五號要更換主人的關鍵時刻，在病榻上給韓潮打電話，非常明確地舉薦圓滑、世故的市委常委、第一副市長丁曉，使韓潮陷入了困難。在韓潮看來，他對劉釗旁若無人的工作作風固然有所不滿，但對丁曉的圓滑、世故也是直皺眉頭的。而隨着劉釗在事業上的步步突進，丁曉不懷好意地阻撓、破壞，由暗中設置陷阱到公開作梗，韓潮與丁曉的關係公開破裂。他對丁曉的印象明顯地變壞了，但對劉釗的印象也還未好到首肯的地步。因此，當省委組織部長來主持常委無記名投票摸底時，只有他一個人投了一張“空白票”。

勇於改革、善於開創新局面的劉釗已成為臨江市有口皆碑的人物，丁曉終於狗急跳牆，進行反撲。從公開攤牌威脅，到暗中唆使人搞誣陷，甚至利用韓潮的兒媳呂莎與劉釗的特殊關係而挑撥韓潮與劉釗的感情，欲置劉釗於“死地”。然而時代不同了，歷史前進了，劉釗沒被嚇倒、壓垮，而市委常委們雖説都不是聖賢、完人，甚至有的私心雜念還很重，可是關鍵時刻，大節和全局，黨性和黨心，總還是第一位的，所以投票的結果是十一比九：劉釗壓倒了丁曉。這個事實，擦亮了韓潮的眼睛，使他看到了常委們的心，看到了臨江大多數黨員和羣眾的心願。他愉快地接受了省委書記高峯的批評和指示，明確表態支持劉釗接班，並同意把花園街五號讓出來作少年宮。但丁曉並不甘心退讓，臨江市委交接班的鬥爭並未止息，勝負尚未揭曉。

丁曉利用韓潮主動接見康德拉季邵夫的孫子奧立維一事，去省城誣告陷害韓潮和劉釗，以作最後掙扎。韓潮氣病，劉釗也幾陷窘境。至此，丁曉與劉釗對壘的陣勢已進入決戰階段，勝負正待揭曉。而劉釗卻奉召去省委談話，呂莎也被調往省報工作。這就給運行者以至全市人民留下一個問號：劉釗此行兇吉如何？到底由誰來接韓潮的班？作品在這個撲朔迷離的關頭戛然而止。 ^{[2]  [5]} 

1950年代初，李國文在哈爾濱生活過一段時間。有一次，他路過一幢俄羅斯風格的建築物，他的同事指着那樓房對他説：“我在那幢樓裏住過，當時我父親是偽警察局長，現在這裏是市委宿舍。”從此，那幢主人已經更替的花園樓房，在他心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世紀50年代末，李國文被錯劃成右派，下放到鐵路工地上當工人。有一次他去趕集，遇上了兩個到當地插隊的上海姑娘。她們用上海話嘰嘰喳喳交談着。一個姑娘問另一個：“儂住在上海啥地方？”另一個答：“阿拉住在上海邁而西路××號樓房裏。”另一個驚異地説：“啊呀，多巧，阿拉過去也是住在那幢樓裏，這辰光搬到另一地方去住啦！”李國文聽着，似有觸發，又是一個建築依舊、主人已換的故事。

這兩段經歷儲存在李國文心裏，他朦朦朧朧覺得可以用它們來構思一部作品。

1983年，他立志要寫一部為改革者吶喊的小説的時候，那幢掩映在白樺林裏的俄羅斯式建築物，像夏夜裏的閃電，一下子出現在他的眼前。各種人物都朝那花園樓裏集中，矛盾糾葛開始產生，故事情節逐漸展開，《花園街五號》就這樣構思出來了。 ^[6] 

小説的主人公、改革者劉釗，是“左”的失誤的見證人、鬥爭者和受害者。他是剝削階級的逆子貳臣，是提着親老子劉大巴掌的頭來參加革命的人，然而因為他對“左”的東西敢於直言抗爭，結果卻被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二十多年見不了天日。但是磨難和挫折，一方面鍛鍊了他“力破迂腐陳舊觀點，不被世俗的庸人哲學所囿，而有逸出常規的勇氣和敢於另闖一格的做法”；另一方面也使他無所顧忌，“頂多削職為民”。他主持工作一年，就和工人一起把三年虧損四百多萬的拖拉機廠扭虧為盈。半年裏，他又神話般地結束了沿江新村的鬍子工程，使一千多住户高興得把“滯銷積壓的瓶酒搶售一空”……小説結尾意味深長地交待了那次市委常委無記名投票推薦接班人的結果，看來孤立的劉釗競得了最多的十一票，連和丁曉關係密切的人也居然表態支持劉釗。 ^[7] 

韓潮曾經是建造“花園街五號”別墅的主力；後來又以地下黨的名義，親手擊斃了這幢別墅的第二個主人劉大巴掌；解放後他當了臨江市的公安局長，是這幢別墅的第三個主人呂況的左臂右膀；“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成了這幢別墅的第四個主人的階下囚。他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全部奉獻給臨江市的革命和建沒事業，在這方面，他是問心無愧的；但是，當臨江市面臨着的種種問題，需要他做出重大改革決策時，他卻猶豫不決、優柔寡斷。作為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老共產黨員，韓潮對關於挑選接班人問題的決定是擁護的；但是，作為在臨江市的政治舞台上活躍了幾十年的人物來説，一旦真要他交出權力棒，他的心情的不平靜也是可想而知的。 ^[8] 

呂況當上臨江市委第一書記後，在十七年中由於頻仍的政治運動和“左”的思潮不斷衝擊，使他逐漸變得謹小慎微、求穩怕亂，當年的革命鋭氣消失了，在工作中完全按上級指示辦，既不獨立思考，也不考慮實際情況，以不犯錯誤為準則。他在政治上總是看風行事，大躍進時盲目追求指標，抓階級鬥爭時，在家裏每週吃一頓憶苦飯，不顧女兒對音樂和美術的愛好，強迫她報考政治經濟學專業。 ^[9]  他逐漸變得“冷漠、拘謹、隨時害怕襲擊的提防心情和儘量深藏不露的任何感情”，甚至最後違背自己的良知把劉釗打成“階級異己分子”。 ^[7]  結果還是沒有逃脱厄運，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以“革命”的名義批鬥致死。 ^[9] 

老市長、現副省長許傑也有着光輝的歷史，抗日時他身為營長，“憑良心講，那時候，他可真讓人佩服”，就是“剛進城的時候”也是很風流瀟灑，精明能幹的；可是後來他在綠柳垂楊的深宅大院畫花鳥蟲魚，“樑上燕個個在他那兒做窩”不僅革命意志衰退，而且成了改革的阻力。 ^[7] 

《花園街五號》跳出一般的路線之爭的橫式，觸到對四化建設具有頭等重要意義的問題——選擇接班人，整部作品將臨江市為挑選市委第一書記接班人而展開的一場複雜，而微妙的鬥爭，置於臨江市50年曆史的大背景中，以“花園街五號”這幢餓武別墅為中心，通過這幢別墅歷屆主人的更迭，提出了一個充滿歷史意味面又量具現實意義的問題：誰應該是花園街五號的真正主人？ ^[10] 

作者採用一種深刻的歷史意識和歷史眼光展現了現實生活中改革思想和保守思想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衝突和鬥爭，把對歷史的反思和對現實的認識統一起來，在展示歷史發展過程的艱難曲折的同時，揭示了現實社會改革的必然性。 ^[11] 

同時，作品真實地描寫了經歷曲折而又身負重任的共產黨員們，揭示他們在腐朽與新生相銜接、奮進與守舊相搏鬥的歷史轉折時期複雜的內心世界。作者以犀利的筆觸和鮮明的色彩，描繪了他們思想性格的不同側面，並且不新開掘他們複雜性格的空同，使整部作品成為歷史與現實相映村的生活畫卷，成為悲愴與激越相交織的生活之歌。 ^[10] 

《花園街五號》的全部描寫，都是對“誰是花園街五號的真正主人？”這一歷史沉思的藝術回答。真正主宰着這幢象徵臨江市權力和地位的古老建築命運的，不是冥冥之中的上帝，而是生予斯、長予斯的人民。是無法抗拒的新陳代謝、除舊佈新的歷史潮泣，這使得作品具有深厚的歷史感和緊迫的現實感，而且正面地反映現實生活，與時代同步，作者不僅善於構築複雜的人物關係，而且善於揭示人物豐富的內心世界，把筆墨傾注於對人物、對人物命運和建際、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描寫，從歷史和現實的聯繫當中，往縱深開掘人物的心靈歷程，使活動於作品中的一些主要人物，以及只在歷史的回顧中出現的人物，不再漂浮於事件之上、沒有血肉的軀體，而是活躍於事件進程之中、血肉豐滿的藝術形象。 ^[10] 

劉釗是作者濃墨重彩着力描繪的進取者、開拓者的形象。作品把他放在清洗與濁浪相撞擊的生活江河中，充分顯露他的長處和短處。這個形象似一團火，激勵着讀者的心。遺憾的是，作品描繪他的性格，色調比較單一。作品中寫的最好的人物要數韓潮。對這位20世紀80年代的市委第一書記，作品着力揭示的是他置身於挑選接班人這一尖鋭複雜矛盾的旋渦之中，面對政治生活的複雜局面和改革時代的嶄新課意，心靈深處所進行的審慎的思考與激烈的搏鬥。在韓潮這樣的領導幹部身上，既鮮明地體現着革命傳統的光輝，又明顯地表現出歷史因襲重擔的負荷，這兩種因素的交織使其性格豐富複雜，形象豐滿真實。 ^[10] 

小説描寫其他人物的性格，也都豐富多彩、栩栩如生。例如“站櫃枱的小夥計”出身的“泥鰍魚”丁曉、“臨江一枝花”歐陽慧和她的丈夫、“鈎子廠長”江胖子，甚至是很少幾筆勾畫的、被梅毒折磨投江的聰明匠人六指師傅等等，都寫得真實、生動、感人，這都是從多方面開掘了人物性格的緣故。 ^[7] 

《花園街五號》的藝術構思獨特，結構奇巧。 ^[10]  精巧謹嚴的結構，導致任何部分挪動或刪削，就會使整體鬆動脱節。首先是情節上的各種巧妙處理，結構上各色人事對比、相襯成巧的撮合，加強了小説的戲劇化。例如劉釗請領導檢查沿江新村，韓潮開始還能掰着指頭一一數説缺點，越到後來毛病就越少。這個情節，一方面畫出了韓潮對劉釗既欣賞又挑剔的矛盾心理，另一方面則顯示了劉釗先給領導看最差的地方的“犟骨頭”精神。 ^[7] 

小説以“花園街五號”這座建築來敷衍“時代的興衰，塵世的滄桑，家庭的嬗變”。廣闊的生活畫面，眾多的人物命運，逝去的歷史風煙，都由這座建築粘合起來、聯結起來。現實鬥爭的描繪與歷史場面的敍寫兩條線索交錯進行，以現實描寫為主，採用時空交錯、情節交迭、虛實相同的敍述方法，但更注意情節交迭的連貫性和層次感。多用象徵，使作品的內藴更加豐厚，意境更顯幻化，也給讀者留下更多的思索和回味的天地。 ^[10] 

《花園街五號》的場面緊湊彷彿像電影鏡頭一樣簡潔和吸引讀者。這一方面是由於作者從生活的腳步中找尋藝術的節奏，同時也應歸功於作品語言的洗練和個性化。小説沒有那種大段的風景描寫和長篇的抒情感嘆，而是十分精彩的哲理短句和個性語言。如作品開頭第一、三節的議論，如第二章第七節呂莎生活札記裏丁曉的官場“屁話”等等，這類例子在作品中舉不勝舉。 ^[7] 

小説中採用隱喻和象徵的手法。“花園街五號”在這裏不僅是一座建築，還是一個權勢和地位的象徵物。代表着貫穿全篇的、充滿歷史意味和現實意義的問題“誰該是花園街五號的真正主人”得到了解答。精神分裂症患者韓大寶，實際上也具有對“文化大革命”年代的象徵意味。 ^[11] 

該小説經李玲修改編的同名電影《花園街五號》由姜樹森、趙實聯合執導，1984年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 ^[12] 

李國文，1930年出生於上海，中共黨員。1949年畢業於南京戲劇專科學校理論編劇專業。歷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文工團創作組組長，中國鐵路總工會宣傳部主任幹事，中國鐵路文工團創作員，中國鐵路作家協會副主席，《小説選刊》主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第五屆主席團委員，第六、七屆名譽委員。1957年開始發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短篇小説集《第一杯苦酒》《危樓紀事》《沒意思的故事》等。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月食》和《危樓紀事》（之一）分別獲全國第三、四屆優秀短篇小説獎。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