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國文

1947年入南京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攻讀理論編劇專業，1949年投奔革命到北京，進華北革命大學學習。

1950年至1953年間先後任天津鐵路文工團和入朝中國人民志願軍某部文工團創作組長。

1954年到中國鐵路總工會宣傳部任文藝編輯。

1957年7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反對官僚主義的短篇小説《改選》，引起一定反響。但不久就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鐵路工地參加勞動，此後長期擱筆。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後重新提筆寫作，發表了《車到分水嶺》《空谷幽蘭》等有影響的短篇小説。

1978年調到中國鐵路文工團任創作員。發表在1980年3月號《人民文學》上的《月食》，獲當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981年出版的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於1982年獲首屆茅盾文學獎。

198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出版短篇小説集《第一杯苦酒》。198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危樓紀事》獲1984 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986年調到中國作家協會，擔任《小説選刊》主編，至1989年底該刊停刊。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專業作家。著作還有隨筆散文集：《罵人的藝術》《淡之美》《大雅村言》《樓外談紅》《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等，並著有評點《三國演義》《莎士比亞傳》等書。作品多次獲國家級大獎。

2022年11月24日1時30分，李國文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2] 

李國文對書籍的“嗜愛如命”、“情有獨鍾”是圈內人所共知的。據説當年他在參加抗美援朝時，就從國內帶出了一本剛出版的《契訶夫短篇小説集》，戰爭期間，無論戰鬥多麼緊張、激烈、殘酷，只要是稍有空閒，他就會偷偷翻出書來飽看幾頁，在朝鮮戰場，是讀書伴着他越發堅強、成熟起來。

“反右”鬥爭時，他的人生跌入了最低谷，被無情打成右派後下放，他把有情的《紅樓夢》讀得爛熟。後來，由《紅樓夢》發揮出來的“紅學”、“紅文”、“紅議論”果然就成了他文章的強項之一。與此同時，不論當時的勞動強度多大、環境多險惡、境遇多尷尬，但每遇到破報紙、舊書，他都會千方百計地撿回來，等到夜深人靜，躲進帳篷成一統，點燈熬油，徹夜苦讀，在極有限的條件裏，海綿吸水般地拼命汲取文化營養。是讀書使他逐漸認識了人生、並支撐着他勇敢地活了下去。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李國文因病回京，妻子所在單位的圖書館剛好進了一套《二十四史》，善解人意的妻子懂得李國文的心思，就想方設法從圖書館一本本地往外借，李國文如獲至寶，每天讓自己鑽在書裏如醉如痴，這套《二十四史》整整伴着他度過了三年快樂的時光。後來，他還通讀了《資治通鑑》等文史專著，把國學痛痛快快地惡補了一下，是讀書讓他智慧起來、超然起來。

李國文是一株文壇常青樹。最近十幾年來,他簡直是寫“瘋”了，一如大河開閘,止都止不住。七十多歲的人，曾有好幾年，同時在《當代》《花城》《人民文學》等雜誌上開專欄，而且每篇還都是超過萬字的優質長文；還不時發表些零散文章。其近年的隨筆集《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李國文説唐》都上了圖書排行榜，再版之後仍然賣得很火。

李國文本來是小説作家,十幾歲就開始發表小説併成名,1982年中國茅盾文學獎第一次評獎,他就以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榮膺大獎。可是近十幾年來他“封筆”小説,改寫大文化隨筆,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一位位地探究古代大文人的心路歷程,重新“打造”了一個散文隨筆大家的形象。

李國文參加過反蔣學生運動，讀過南京戲專，當過抗美援朝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士，被打成過右派，天南地北“改造”過。新時期重當作家，成為“文學獲獎專業户”。有了這麼多風一重浪一重的經歷，他所收穫的首先是一種面對世界的坦然。坦然分兩種：一種是坦然面對別人，一種是坦然面對自己，後者難度更大，因為生活中的有些難題，繞得開別人，卻繞不開自己。李國文是真不往心裏去，臨到開會時，人家叫上主席台就上，不叫上就氣定神閒地坐在下面；別人來説幾句悄悄話或是牢騷話或是風涼話，都一律左耳進右耳出，心裏連一點兒雪泥鴻爪都不留。他的心早就裝滿了，沒地方了，擱不下這些“沒用的東西”。在這世界上，能叫李國文認為有用的只有一樣：創作。李國文做文章也是坦然的，他以平常心寫作，我手寫我心，心到筆到，嬉笑怒罵，從心所欲不逾矩。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寫散文隨筆以後，他的肩上好比又插上了一對翅膀，更加自如地在文學天空中翱翔起來。比如他在《紅樓非夢》中的“段子”：“幸好大觀園不成立詩人協會，雖然這是絕對的清水衙門，但若真的成立，又覺得是肥差了，少不了你爭我奪，削尖了腦袋之類的笑話，就會產生。”(《寶釵這個人》)又如：“這和文壇上大作家卻拿不出大作品，名作家不知他寫過什麼東西一樣，有異曲同工之妙。然而也怪，正是這些人,偏偏最難侍候。”(《賈政的“生的門答”》)這些話把壞人罵了，氣得人家好多日子心裏不舒服；他自己可倒好，兩眼一眯，敲着鍵盤“哈哈哈”，一副“老禪入定”的彌勒佛之態。“無欲則剛”，確實如此。

李國文家收拾得纖塵不染，地毯是白色的，窗簾也是白色的，還有白桌布、白牆壁等等，滿室潔白！李國文家家裏流動着一種看不見卻能感覺出來的文明氣息，這種文明不單是中國土生土長的，也強烈地掞入了西洋風——李國文一向是比較洋派的，他喝咖啡得喝現煮的，喜歡吃奶酪、起司一類洋玩藝兒，穿着也總是很考究，李國文出身書香門第，又加上海派洋涇浜文化的薰陶，這種出身的中國作家並不多。然而李國文從來也沒有吹噓過自己的家庭出身，非但如此,，還具有反思精神。比如他曾説：“我知道，我根子還是小市民，容易滿足，容易退讓，容易忘卻，容易輕信。研究我自己和別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態，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題……大城市裏的小市民，既是一種湧動的力量，也是一種可怕的墮性……有的人，會對比他強的人嫉妒得心癢難禁，也會對比他不如的人，奚落恥笑而獲得慰藉。這等人，永不滿足又永遠滿足，有吞吃一頭大象的慾望，但無捉拿一隻耗子的決心。有的人，拜金主義和對權勢的懾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經特別發達，但對庸俗、卑劣、墮落和無恥，又往往顯得麻木和習以為常。有的人，變得刁蠻，便恃強耍賴，是當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無大能耐，無大出息，但求三飽一倒，然後關門罵皇帝，或東家長西家短，使庸俗的社會更加庸俗而已。無論小市民中的誰，一個個活得既開心，也不開心，似乎痛苦，又並不十分痛苦。”其實，在李國文身上，很難看到這種種小市民習氣，可見其反思的精神。

李國文認為，一般來説，凡閲讀，目的有二：一，求知，二，消閒。　求知也好，消閒也好，是可以並行不悖的。求知，未嘗不具消閒的功能，消閒，未必不收到求知的效果。雖然，魯迅在文章裏引用過，“人生識字憂患始。”對識文斷字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讀書，在某種意義上説，打開知識之門的同時，也就打破了自身的平衡。知道不足，遂有追求，感到欠缺，努力彌補，懂得宇宙之宏大，識得個人的渺小，明白芥豆之微細，知曉自身之價值。這一切，都由閲讀而來，所以，活一天，學一天，學無止境，雖是老生常談，但確實是真理。李國文説：“只要打開一本書，總會給你帶來學問，只是多少和大小的區別罷了。有的書，是大學問，有的書，是一般的學問，有的書，未必有什麼學問，甚至連教益也談不上，若能使我獲得閲讀的片刻愉悦，那也是片刻間所能獲得的最佳享受了。我記得在以往艱難的歲月裏，許多人把背對着我的時候，只有書籍不嫌棄我，與我同在。高爾基説：“書籍為人類的良師益友”，我的體會是最深切的了。”

李國文總結他的讀書經驗，説道：“那些有學問對我有用處的書，我用吃橄欖的辦法閲讀，反覆咀嚼，再三品味；那些有學問，然而對我用處不大的書，我用吃甘蔗的辦法閲讀，啜其甜汁，吐其渣滓；那些沒有什麼學問也沒有什麼用處的書，也許在某些正經人和革命者看來，不屬大雅的書，視若敝屣的書，我就用吃石榴的辦法來閲讀了。固然，石榴這東西，能食的部分極其少，不能食的部分尤其多，但此物之苦之澀之酸外，偶然一得之甘旨，忽然意外的清香，也是一種難能可貴的口味。”

從2002年起，人民文學出版社先後推出李國文的《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2007年中國文聯出版社又出版李國文的《文人遭遇皇帝》。這些書均以歷史上有影響的人物的命運入筆，比如《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的司馬遷、楊修、李白、宋徽宗、金聖嘆等，《中國文人的活法》中的李斯、嚴嵩、曹操、杜牧、蘇東坡、李清照、朱熹、陸游、馮夢龍，所寫的雖多為文人，卻也是國人的一面鏡子。所以李國文的作品出版後不斷地銷售告罄，又不斷地繼續加印。

年過七旬的李國文，用散文家韓小蕙的話説，是“卓然一隨筆大師”，是學識好、見識好、心態好、用功好、夫人好的“五好先生”。從他的隨筆集《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獲得2002年度“散文家獎”及其不俗的市場表現來看，他的作品無疑得到了專家和讀者的雙重肯定。為什麼他如此衷情於文人，一而再地將筆觸深入文人的內心世界？這位曾經以小説見長，出版過《冬天裏的春天》《花園街五號》《危樓記事》等作品並多次獲獎的小説家，無意間打開了另一扇門，卻引領讀者發現了更為廣闊、更富魅力的世界。

大約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熟悉李國文的讀者發現，在完成《垃圾的故事》之後，他突然轉向了隨筆散文。《文學自由談》《隨筆》《當代》和《人民文學》均開過他的專欄，一發不可收拾。為什麼不寫小説了？李國文坦率地回答説：“我覺得小説應該是更年輕作家的事情，寫小説寫不過人家就不要寫了。我始終認為，寫小説是文學的、形象的東西，不是靠思索的，年輕人想像力豐富，寫得比老年人好一些，比如青年人寫詩居多，一般情況，很多作家不像巴爾扎克、雨果那樣越老越輝煌。”

於是李國文轉向文史研究方面，他有一個總的主題，就是寫文人的命運，再具體一些，是寫古代文人的命運，偶有涉及當代，一筆帶過。“從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當今，文人遭遇的大環境也沒有太大差別。中國文人非常了不起。中國是唯一把歷史能夠貫穿起來的國家，在擔當傳承文化的責任方面，很多文人表現非常勇敢。但是也有缺陷，這和中國的體制有特殊關係，古代學而優則仕，把文人害苦了，攀附權力成為文人基本的情結。文人應該離官場遠一點，過去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

而他的另一個系列，在《李國文説唐》（中華書局出版）之後，李國文還將《道宋》《談清》《論明》，目前，他正在編第2本。近年來，有關説史的圖書越來越多地被讀者關注，易中天、劉心武等學者在央視的百家講壇不但使得收視率上升，出版的圖書也吸引了相當多的讀者。李國文認為，經過文革以後，中國人文化迴歸是當前重要的文化現象，過去太虛無主義，社會本身有恢復健康的能力，這是好現象。而且這不僅僅是“明星化”的問題，大家覺得應該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也是愛國主義教育，認清民族本質的事情。

作為一位曾在《小説選刊》擔任多年總編的編輯家，李國文對中國作家的詞彙貧乏感到深深的擔憂。多年來，他一直覺得很多作家漢語修養太低，詞彙太少，因此，他在寫作時心裏一直有着堅定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快死去的語言恢復過來。民族的語言豐富，才有生命力。所以，他的作品更追求文化品味，希望在語言上文采一些風雅一些。

李國文是小説家，而且無可爭議地稱得上“著名”二字。其長篇代表作《冬天裏的春天》《花園街五號》等是任何一部當代文學教科書都不可忽略的。中短篇也很多，也很好，也很能得獎。凡中國當代文學所設的各類獎項，如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優秀短篇小説獎、華人傳媒文學獎等，一路得來，如拾草芥。李國文雖是半路出家寫雜文隨筆，不數年就在“歷史大散文”這個行當裏獨樹一幟，儼然成一大家了。他的歷史隨筆頻頻見諸各類報刊，數量之多，題材之廣，令人驚歎，以專題結集出版的就有《樓外談紅》《大雅村言》《中國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國文人的活法》《李國文説唐》《文人遭遇皇帝》，以及《李國文新評〈三國演義〉》等。這些作品都是以歷史為題材，形成了鮮明的個人風格：神遊千古，放眼時代，慷慨笑罵，筆耕學問，廣泛得到好評。有評論家認為“他是當代將學識、性情和見解統一得最好的散文家之一，頗有法國作家蒙田之風”。

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獲首屆茅盾文學獎，《大雅村言》獲第二屆魯迅文學獎。《月食》《危樓紀事之一》分別獲全國第三、四屆優秀短篇小説獎。

2019年9月23日，李國文長篇小説《冬天裏的春天》入選“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説典藏”。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