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蕉花

這是我五六歲時的事情了。我現在想起了我的母親，突然記起了這段故事。

我的母親六十六年前是生在貴州省黃平州的。我的外祖父杜琢章公是當時黃平州的州官。到任不久，便遇到苗民起事，致使城池失守，外祖父手刃了四歲的四姨，在公堂上自盡了。外祖母和七歲的三姨跳進州署的池子裏殉了節，所用的男工女婢也大都殉難了。我們的母親那時才滿一歲，劉奶媽把我們的母親揹着已經跳進了池子，但又逃了出來。在途中遇着過兩次匪難，第一次被劫去了金銀首飾，第二次被劫去了身上的衣服。忠義的劉奶媽在農人家裏討了些稻草來遮身，仍然揹着母親逃難。逃到後來遇着赴援的官軍才得了解救。最初流到貴州省城，其次又流到雲南省城，倚人廬下，受了種種的虐待，但是忠義的劉奶媽始終是保護着我們的母親。直到母親滿了四歲，大舅赴黃平收屍，便道往雲南，才把母親和劉奶媽帶回了四川。

母親在幼年時分是遭受過這樣不幸的人。

母親在十五歲的時候到了我們家裏來，我們現存的兄弟姊妹共有八人，聽説還死了一兄三姐。那時候我們的家道寒微，一切炊洗灑掃要和妯娌分擔，母親又多子息，更受了不少的累贅。

白日裏家務奔忙，到晚來揹着弟弟在菜油燈下洗尿布的光景，我在小時還親眼見過，我至今也還記得。

母親因為這樣過於勞苦的原故，身子是異常衰弱的，每年交秋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在舊時稱為“暈病”，但在現在想來，這怕是在產褥中，因為攝養不良的關係所生出的子宮病吧。

暈病發了的時候，母親倒睡在牀上，終日只是呻吟嘔吐，飯不消説是不能吃的，有時候連茶也幾乎不能進口。像這樣要經過兩個禮拜的光景，又才漸漸回覆起來，完全是害了一場大病一樣。芭蕉花的故事是和這暈病關連着的。

在我們四川的鄉下，相傳這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母親發了病時，我們便要四處託人去購買芭蕉花。但這芭蕉花是不容易購買的。因為芭蕉在我們四川很不容易開花，開了花時鄉里人都視為祥瑞，不肯輕易摘賣。好容易買得了一朵芭蕉花了，在我們小的時候，要管兩隻肥雞的價錢呢。

芭蕉花買來了，但是花瓣是沒有用的，可用的只是瓣裏的蕉子。蕉子在已經形成了果實的時候也是沒有用的，中用的只是蕉子幾乎還是雌蕊的階段。一朵花上實在是採不出許多的這樣的蕉子來。

這樣的蕉子是一點也不好吃的，我們吃過香蕉的人，如以為吃那蕉子怕會和吃香蕉一樣，那是大錯而特錯了。有一回母親吃蕉子的時候，在牀邊上挾過一箸給我，簡直是澀得不能入口。芭蕉花的故事便是和我母親的暈病關連着的。

我們四川人大約是外省人居多，在張獻忠剿了四川以後——四川人有句話説：“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雞犬不留”——在清初時期好像有過一個很大的移民運動。外省籍的四川人各有各的會館，便是極小的鄉鎮也都是有的。

我們的祖宗原是福建的人，在汀州府的寧化縣，聽説還有我們的同族住在那裏。我們的祖宗正是在清初時分入了四川的，卜居在峨眉山下一個小小的村裏。我們福建人的會館是天后宮，供的是一位女神叫做“天后聖母”。這天后宮在我們村裏也有一座。

那是我五六歲時候的事了。我們的母親又發了暈病。我同我的二哥，他比我要大四歲，同到天后宮去。那天后宮離我們家裏不過半里路光景，裏面有一座散館，是福建人子弟讀書的地方。我們去的時候散館已經放了假，大概是中秋前後了。我們隔着窗看見散館園內的一簇芭蕉，其中有一株剛好開着一朵大黃花，就像尖瓣的蓮花一樣。我們是歡喜極了。那時候我們家裏正在找芭蕉花，但在四處都找不出。我們商量着便翻過窗去摘取那朵芭蕉花。窗子也不過三四尺高的光景，但我那時還不能翻過，是我二哥擎我過去的。我們兩人好容易把花苞摘了下來，二哥怕人看見，把來藏在衣袂下同路回去。回到家裏了，二哥叫我把花苞拿去獻給母親。我捧着跑到母親的牀前，母親問我是從甚麼地方拿來的，我便直説是在天后宮掏來的。我母親聽了便大大地生氣，她立地叫我們跪在牀前，只是連連嘆氣地説：“啊，娘生下了你們這樣不爭氣的孩子，為孃的倒不如病死的好了！”我們都哭了，但我也下知為甚麼事情要哭。不一會父親曉得了，他又把我們拉去跪在大堂上的祖宗面前打了我們一陣。我挨掌心是這一回才開始的，我至今也還記得。

我們一面捱打，一面傷心。但我不知道為甚麼該討我父親、母親的氣。母親病了要吃芭蕉花。在別處園子裏掏了一朵回來，為甚麼就犯了這樣大的過錯呢？

芭蕉花沒有用，抱去奉還了天后聖母，大約是在聖母的神座前幹掉了吧？

這樣的一段故事，我現在一想到母親，無端地便湧上了心來。我現在離家已十二三年，值此新秋，又是風雨飄搖的深夜，天涯羈客不勝落寞的情懷，思念着母親，我一陣陣鼻酸眼脹。

啊，母親，我慈愛的母親喲！你兒子已經到了中年，在海外已自娶妻生子了。幼年時摘取芭蕉花的故事，為甚麼使我父親、母親那樣的傷心，我現在是早已知道了。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 ^[2-3] 

郭沫若的母親長期過於勞累，犯有“暈病”，身體異常衰弱。每年交春的時候總要暈倒一回。他的母親“暈病”發作時，終日呻吟嘔吐。芭蕉花的故事和這暈病關連。在郭沫若四川的鄉下，相傳芭蕉花是治暈病的良藥。

郭沫若五六歲的時候，他母親“暈病”又發。郭沫若同他的二哥商量摘取天后宮種植的芭蕉花，郭沫若不但沒有得到母親的嘉許，反而捱了掌心。

郭沫若離家十二三年了，這樣一段故事，他一思念到母親，就一陣陣鼻酸眼脹。郭沫若感慨遙寄，在日本寫下美文《芭蕉花》。

在中國文化傳統觀念中， 一種比世俗親情更重要， 更值得追求的東西， 那就是忠孝節義， 這是一種道德信仰， 它根深蒂固，紮在一代又一代國人的心中。

散文的開篇， 作者並不直接提及芭蕉花， 而是在散漫的回憶中， 講述母親家族的身世遭遇，為讀者描繪出一幅真實的忠義受難圖。寫完母親幼年的不幸，作者緊接着寫她哺育兒女，操持家務的辛勞， 以致得了難以治癒的“暈病”。然後引出芭蕉花能治病的習俗，寫出具有藥用功能的芭蕉花的稀有和難以尋覓。但是，作者似乎還不願意切入芭蕉花的故事本身，而是宕開筆墨，又開始敍述父親的家世，在這一段敍述中，涉及到很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即天后宮與郭沫若祖輩關係，天后宮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

天后宮所代表的的宗族信仰在父親家族中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後來發生的事也就不難理解了。但幼時的作者並不知道，當他和哥哥發現天后宮有他們遍尋不得的芭蕉花時，哥倆歡喜極了，兩人費了很大力氣，翻窗進去，摘了那朵能為母親治病的芭蕉花。非常高興地獻到母親的牀前， 以為母親會誇獎他們。誰知事情大大出乎他們的意外，不僅沒有得到表揚，反而害母親大大生氣，自己而且被父親拉到祖堂上，受到平生第一次嚴厲的處罰。

行文至此，作者綿裏藏針，並沒有點出母親生氣的原因， 只是寫出自己因為這件事惹母親生氣的內疚， 並深深地理解和思念母親。

兒時的“我”只是緣於對母親的愛，攀摘了天后宮裏的芭蕉花。

在“我”看來，是非常自然的事。但在母親看來，攀摘了聖地中的芭蕉花，等於拿走了供奉給神靈的祭品，這是對祖先神靈極大的冒犯和褻瀆。所以母親又氣又急。但當時的“我”對父輩的倫理信仰一無所知，所以無所顧忌地幹了這件事。

人到中年，母親當年的心情，作者已能深切地體會。但仍留下深深的困惑和對生活的反省，兒時，心中只有一條最樸素的生活真理，即只要為愛，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 因此童年無忌， 敢於反抗成規，冒犯神靈。結尾時，作者出其不意，來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反問：

“但是，我正因為知道了，竟失掉了我摘取芭蕉花的自信和勇氣。這難道是進步嗎？”

其實，散文所有看似東粼西爪的敍述，最終都指向文章這最後一問，這是散文的文眼所在。它問出了國人心中不可名狀的沉痛：沉痛於忠與孝的衝突，沉痛於社會職責和個體生命激情本能對立，中國社會傳統的宗族人倫規範與生命大愛的衝突。天后宮， 代表着神性意志，或者説是宗族羣體利益的神性體現。而自己的母親，本已重病在身，卻可以寶貴的生命去換取在神靈面前，或者説在宗族祖先面前的清白，一如她們的祖輩，為盡對朝廷的忠，為守對丈夫的節，為講對主人的義，可以毅然赴死，完全置自己的生命於不顧。這種道德是合乎人性的嗎？中年的郭沫若，在看待童年這一事件時，具有一種文化穿透的眼光，它將童年時摘取神靈面前的供物這一舉動，看成具有一種象徵意義的事件，那就是對陳規陋習的大膽挑戰，對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本能的反抗。這種反抗是具有完全的正面價值還是負面價值，作者似乎難以評判，所以用這樣的反問來表達自己的困惑。 ^[4] 

《芭蕉花》表達郭沫若對母親的感懷之情。文章託物言志，借芭蕉花抒發情懷。在懷想母親的同時，含蓄地表達出自己對於理想、信念執著堅定的追求。

作者以散點聚焦的方式組織生活事件，拉家常似的講述自己家族的故事，回憶中對母親綿綿情思也就抽絲一般地細細扯出。如果説郭沫若的詩歌喜歡一覽無餘地宣泄激情，那麼他的散文卻表現出高度的剋制和理性審慎。在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敍述中，我們感覺到它的意猶未盡。他的中年心境，似乎俳徊於童年的“我”反傳統的勇氣和父輩維護傳統的勇氣而無法決斷。正是這兩難的選擇，帶給了郭沫若這樣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長久的心靈的磨難。 ^[4] 

——陳俐

郭沫若（1892—1978年）原名郭開貞，筆名沫若、郭鼎堂等，四川樂山縣沙灣鎮人，中國現代著名文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社會活動家。

1914年春赴日本留學。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後，在日本福岡發起組織救國團體。

1923年，參加北伐、南昌起義。

1938年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理事。這一時期創作了以《屈原》為代表的六部歷史劇，完成《十批判書》、《青銅時代》等史論和大量雜文、隨筆、詩歌等。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全國文聯主席、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