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鴻

1936年6月26日中午，10歲的舒昌榮緊緊抓着7歲弟弟舒昌耀的手。此時，兄弟倆被夾雜在上海碼頭擁擠而喧囂的人羣裏，與所有人一樣，向一艘名為“康德浮台號”的郵輪揮手告別。舒昌榮朝郵輪張望了好一陣子，卻始終沒有發現父親舒鴻的身影。等舒昌榮“掙扎”着靠近郵輪時，郵輪“喘”了一口氣，走了。

“康德浮台號”的目的地是德國柏林，1936年7月，第11屆奧運會在這裏舉行。這是中國第一次派出一支龐大的代表團參賽，中國媒體對此格外關注，有的報紙還派出隨團記者。可是，代表團的成績始終不盡如人意，報紙上每天出現的新聞基本都是諸如“××在田徑預賽被淘汰”、“籃球隊被淘汰”、“足球隊未能小組出線”等消息。

1936年8月15日下午，正當舒昌榮陪母親逛街時，突然，上海街頭一陣躁動，到處都是小報童響亮的聲音，“號外！號外！舒鴻為國爭光！”

父親為國爭光了？舒昌榮覺得難以置信。他連忙買來一張報紙。報紙上的大標題格外顯眼，“美加籃球決賽，我國舒鴻擔任裁判。”舒昌榮有些摸不着頭腦了，父親一直是代表團的籃球隊助理教練，怎麼又成了奧運會籃球決賽的裁判呢？

在舊中國，早期的體育比賽並無“裁判”一職。據説在當時，參賽的每個人都可以執行裁判職務——誰看見犯規，只要喊一聲即可。再後來，因參賽者勝負觀念加強，便請來“第三者”擔任裁判工作。不過，“第三者”並不一定懂什麼規則，只要臨時告訴他幾點注意事項，他就能執法了。大約在上世紀20年代，很多正規比賽開始聘用外國人擔任裁判工作，所以，當時的裁判術語均使用英文。

舒鴻，字厚信，祖籍浙江寧波，1895年生於上海。父親舒高第曾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34年，是中國早期著名的科技翻譯家 。舒鴻中學畢業後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四哥舒厚德（舒適之父）是第一批留日學生，受此影響，1919年，舒鴻赴美國勤工儉學，在美國春田學院攻讀體育專業。1923年至1925年，他又在克拉克大學攻讀衞生學碩士學位。

1925年，舒鴻回到中國上海。為培養中國裁判，他參與創建了中國第一個裁判員組織——“中華運動裁判會”。1927年至1928年，他擔任會長。 ^[1] 

1928年，恰逢一場籃球比賽將在上海舉行。按慣例，比賽的裁判將由外國人擔任。賽前，舒鴻向比賽組織者提出建議，“中國人蔘加的比賽，一定讓中國人執法。”可外國裁判堅決不讓位。

正當雙方處於僵持狀態時，有人提議，申請執法比賽的中外裁判統一參加考試，試題由當時最為權威的“美國裁判會”提供，並由“美國裁判會”閲卷打分。當時，一共有9人蔘加了考試，其中有4名中國人。考試結果出來後，4名中國裁判中，得分最低者為88分。另5名外國裁判中，得分最高者為60分，且僅有一人。於是，4名中國裁判均被“美國裁判會”接收為正式會員。他們也成為中國第一批被國際組織認可的國際級裁判。直至今天，4名裁判的名字，舒昌榮老先生還能脱口而出：“舒鴻、樂秀榮、吳邦偉、蔣湘青。”

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籃球項目第一次成為奧運會上的正式比賽項目。最後，美國隊和加拿大隊闖入決賽。由誰來執法奧運會歷史上第一場籃球決賽呢？儘管有很多國家的裁判報名，但國際籃聯猶豫不決。

大家公認美國的裁判水平最高，但為了避嫌，肯定不能使用美國裁判。至於來自歐洲的裁判，很多人也搖頭了——理由是當時籃球項目傳入歐洲的時間不長，歐洲裁判恐怕難負重任。選來選去，籃聯官員注意到舒鴻的名字。這個人是中國隊的助理教練，在奧運會預賽時，也執法過幾場比賽，表現得還不錯，就用他吧！

聽説由中國裁判執法決賽，美國隊和加拿大隊的隊員頓時炸開了鍋。有的隊員斷定：“從中國籃球隊在奧運會上的表現就可以知道，舒鴻肯定吹不好。”有的隊員甚至諷刺説：“怎麼能讓‘東亞病夫’來當我們的裁判！”總之，隊員們不歡迎中國裁判。

兩隊教練卻格外信任舒鴻，當時，美國隊的助理教練杜平曾是舒鴻留學美國春田學院時的大學同學，他向隊員們解釋：“我瞭解舒鴻，還是他當裁判合適。”加拿大隊的教練在前幾天看過一場舒鴻執法的比賽，他認為：“舒鴻吹得相當公道。”

正當教練和隊員各執一詞時，籃球項目創始人奈·史密斯博士應邀來到柏林。國際籃聯官員索性把“難題”交給了史密斯博士。

一看到舒鴻的名字，史密斯博士立即説：“舒鴻是我的學生，我向你們保證，他是最合適的決賽裁判。”既然籃球鼻祖選定舒鴻，反對聲自然也就沒有了。可是，舒鴻怎麼就成了他的學生呢？

舒昌榮老先生解釋説，1919年至1923年期間，舒鴻曾就讀於美國春田學院，當時正在春田學院擔任體育老師的奈·史密斯博士組建了一支校籃球隊。史密斯博士發現，與美國學生相比，雖然舒鴻個子矮小，但訓練刻苦，打球很動腦子，是可造之材。

師從史密斯博士期間，舒鴻不但籃球技術突飛猛進，各種各樣的籃球規則也爛熟心中，成為史密斯博士的得意門生。

“欽點”舒鴻後，奈·史密斯博士又特地找到中國代表團總教練馬約翰，請他做最後決定。馬約翰不假思索地説：“這是給我們中國人展示的機會，我們當然支持您的決定。”

在史密斯博士面前，馬約翰顯得信心十足。可在決賽前夜，他有些忐忑不安了。這畢竟是決賽，容不得半點閃失。於是，他問舒鴻：“你敢不敢去吹比賽？”舒鴻回答：“我非常有信心！”

1936年8月14日上午，奧運會歷史上第一場籃球決賽，由奧運會歷史上的第一位中國裁判宣佈開始。當時，比賽在露天球場舉行，觀眾為3000人左右。為支持舒鴻，中國代表團所有成員赴現場觀戰。不巧的是，比賽進行時天降大雨，紅土球場泥濘不堪，為舒鴻的執法增加了難度。最終，美國隊以19比8戰勝加拿大隊獲得冠軍。比賽結束後，史密斯博士走下看台，親切地與舒鴻擁抱。

據舒昌榮老先生回憶，當時，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天津的《大公報》等對這場比賽做了詳細報道，雖極力渲染舒鴻“為國爭光”，但對舒鴻整場比賽的表現，均語焉不詳。僅隨團記者馮有真的介紹略為詳細，“裁判一職，由我國教練舒鴻擔任，舒氏抵德後，經大會籃球委員會聘為裁判員，屢次執法，鐵面無私，目光犀利，賞罰分明，極得好評。故決賽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極為榮譽。”

1934年，舒鴻赴國立浙江大學擔任體育主任。兩年後，即1936年4月，著名科學家竺可楨擔任國立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上任沒幾天，舒鴻就找上門。當時，五一勞動節即將來臨，酷愛體育運動的舒鴻向竺可楨建議，在五一勞動節期間，舉辦一次全校運動會，竺可楨欣然應允。經過交談，舒鴻得知，原來，竺可楨也是個體育迷，酷愛游泳、網球。舒鴻索性提議，由竺可楨擔任運動會總裁判並在大會上致辭。沒想到，竺可楨爽快答應了。

當年10月，舒鴻從德國載譽而歸，竺可楨為舒鴻安排了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從此，舒鴻在浙江大學舉辦的各種體育活動都得到了竺可楨的支持。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確保師生安全和正常教學，國立浙江大學被迫西遷。據原浙江大學農學院園藝系39級學生吳儉農女士回憶，浙大從浙江建德分散撤離十幾天後，他們在浙江衢州見到了竺可楨校長全家。隨後，他們跟着竺校長沿鐵路步行西進。走到江山附近時，大家發現一列廢棄的火車。於是，竺校長招呼同學們暫時住進火車車廂休息。

第二天早上，竺可楨找來舒鴻，請他帶一部分女學生由江山步行至玉山。到達玉山時，已是暮色蒼茫。最後，舒鴻找到一家棺材店，要求投宿。老闆把學生們領到樓上的空房間打地鋪，舒鴻則坐在門口休息。睡到半夜，吳儉農覺得腳癢得難受，便拿着臉盆下樓打水洗腳。剛走到門口，發現舒鴻還守在門口。吳儉農説明原委後，舒鴻一再叮囑：“燙好了腳，立即上樓。”

走到一樓時，吳儉農發現，房間裏燈光暗淡，十幾個人扛着與棺材同樣大小的東西匆忙往外走。吳儉農立即返身上樓，將樓下的異常情況告訴了舒鴻。舒鴻連忙跑下樓，不到一分鐘，他便跑上樓狂吹口哨，並催促女同學們捲起鋪蓋，立即出發。

當時正是三九寒夜，北風怒吼，大家沉默着走出玉山城門。忽然，空中傳來一陣轟鳴聲，幾架轟炸機從頭頂掠過。舒鴻立即喊道：“大家趕快分散卧倒！”話音剛落，玉山城已是火光沖天。沒一會兒，城裏的人流蜂擁而出，有的同學上前問道：“什麼地方被炸了？”居民們回答：“棺材店都被炸光了。”

聽到這個，同學們紛紛圍着舒鴻高喊：“您真是我們的救命恩人。”舒鴻則向大家解釋，當時，他下樓後，發現棺材店裏抬出去的都是炸彈。既然將炸彈運出，説明藏炸彈的地點已被日本人掌握，極有可能被轟炸，所以，他不得不強迫大家趕快離開。

西遷時，舒鴻向竺可楨提議，若學生體育未能達標，將不能畢業。竺可楨答應全力支持舒鴻的意見。浙江大學行至貴州遵義時，一名土木系的大四學生即將畢業，但因其體育科目未及格，舒鴻提出，按學校規定，此學生須再補修一年。該生百般求情，無奈舒鴻“鐵石心腸”。最後，竺可楨想出一折中辦法，該生再補修三個月。這名學生每天須到舒鴻家簽到，然後再由舒鴻的助教領去上體育課，三個月後才算了結畢業一事。

西遷不是“逃難”，在國立浙江大學遷往西部途中，師生一邊行軍，一邊正常教學。一次，隊伍行至江西泰和贛江南岸的白鷺洲，竺可楨和舒鴻相約一起暢遊一番後，兩人均發現，此地可作為學生游泳課的訓練場所。於是，兩人不約而同潛入水中，選中一水流平穩處後，他們用竹竿和繩索圈成臨時游泳池，供學生使用。

游泳是浙江大學學生在夏季的必修課。舒鴻規定，游完50米方可及格。當時，很多學生害怕下水，舒鴻又不能將他們轟入水中，怎麼辦？

最後，舒鴻抱着一張課桌遊入水中，將其置於一水淺處後，將花名冊放在課桌上。上岸後，舒鴻“得意洋洋”地宣佈：以後上游泳課，大家在花名冊上籤到，否則以曠課處理。如此一來，學生們“爭先恐後”跳入水中。

在西遷期間，每到一處，竺可楨校長都要做兩件事情。一件是瞭解當地人民有什麼困難亟待解決，另一件就是與舒鴻教授尋找可以游泳的水域。在浙大西遷的終點遵義、湄潭等地，當地人民民風淳樸，較為保守，看到浙大同學一個個在老師的帶領下穿着游泳衣、游泳褲跳入水裏，起初非常驚訝，後來習慣了，也就沒事了。

抗戰勝利後，國立浙江大學搬回杭州。1947年，全國掀起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民主運動。當時，浙江大學的學生會主席於子三是一位地下黨員，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後，在獄中被暗殺。隨後，監獄通知竺可楨校長“於子三在獄中自殺，請速來領認”。

在舒鴻的陪同下，竺可楨來到獄中。當時，獄警要求竺可楨在同意於子三自殺身亡的聲明下簽字，竺可楨沒有理睬獄警的要求，而是憤慨地寫道：“我看見於子三死了。”

1948年1月4日，浙江大學全體師生為於子三舉行追悼會。當時，為了阻撓召開追悼會，大批國民黨特務和打手衝入校園，揮舞着手中的棍棒，殘暴地毒打學生。此時，壓抑已久的舒鴻挺身而出，他站在追悼會的主席台上向學生們怒吼道：“你們為什麼不還手！”隨着這句喊聲，數千學生如怒潮般撲向暴徒。這下，剛才還凶神惡煞的暴徒們慌了手腳，倉皇逃出校園。

1948年，舊中國第七屆全運會在上海江灣體育場舉行。一天，因為一場籃球比賽結束得很晚，等舒鴻帶着隊員、教練和裁判走出體育場時，交通車已停開。那時，江灣體育場還在上海市郊，大家剛剛結束比賽，疲憊不堪，若步行回市區，實屬不易。

正值焦頭爛額之際，舒鴻聽到體育場二層傳來酒杯的碰撞聲和勸酒聲。舒鴻循聲走到樓上，發現當時教育部負責體育工作的督學郝更生正在大擺宴席，招待上海各界官僚。

舒鴻走到郝更生面前，問道：“一大羣人正餓着肚子，無法回市區。你能想想辦法嗎？”郝更生略帶敷衍地回答：“餓着肚子啊？舒教授，那我們一起吃吧。”説完，便招呼舒鴻坐下。舒鴻回答：“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要麼把樓下的人喊上來一起吃吧？”郝更生連連擺手：“不行，不行。”此時，火冒三丈的舒鴻一把揪住郝更生的領帶，“那你説怎麼解決？”無奈，郝更生只得連忙派人找車。舒鴻看到滿桌杯盤狼藉，又想到樓下又餓又累的隊員、教練，他一把掀翻酒桌，令郝更生狼狽不已。

1948年倫敦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裏沒有了舒鴻。據舒昌榮老先生分析，那是因為“郝更生對舒鴻懷恨在心，極力報復的結果”。

新中國成立後，舒鴻拒絕了台灣師範大學的邀請，繼續留在浙江從事體育教學工作。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他擔任浙江師範學院體育專修科主任。後來，他先後擔任浙江體育學院副院長、浙江省體委副主任、浙江師範學院副院長等職務。1964年7月，舒鴻因肺癌逝世。

柏林奧運會上，籃球成為正式比賽項目，舒鴻也因執法決賽為國爭光，但他未能出現在1948年倫敦奧運會中國體育代表團隊伍中。

舒鴻是奧運決賽中的第一位中國裁判，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師長。浙江大學為舒鴻做了雕像。

在體育界，舒鴻令人敬佩。在賽場外，舒鴻還是維護正義、追求光明的鬥士。

身為基督徒的舒鴻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體育教育家；第一批國際裁判員之一；中國執法奧運籃球決賽第一人，有“奧運籃球第一哨”之美譽。 ^[2] 

2022年6月30日，被以“特別緻敬”方式舉薦入選中國籃球名人堂。 ^[3] 

2022年12月，入選2022年中國籃球名人堂“特別緻敬人物”。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