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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西遷

（抗戰時期的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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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8月日寇進攻上海，杭州危急，為了堅持學業，為國家保留一批知識精英，竺可楨校長毅然率領全體師生踏上西遷流亡辦學的艱苦歷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級遷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課，12月全部遷往浙江的建德，這就是浙江大學的第一次搬遷，第二次遷往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遷往廣西宜山，第四次遷到貴州。
由於浙大西遷的路線與紅軍長征時期前半段路線基本吻合，而落腳點又都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因此人們稱它為“文軍的長征”。 [2] 
中文名
浙大西遷
屬    性
歷史事件
校    長
竺可楨
發生時間
1937年9月

目錄

  1. 1 歷史背景
  2. 2 搬遷經過
  3. ▪ 初遷浙江建德
  4. ▪ 繼遷江西吉安、泰和
  5. ▪ 三遷廣西宜山
  6. ▪ 四遷貴州遵義、湄潭、永興
  1. 3 歷史影響
  2. ▪ “一次蕩氣迴腸的文化長征”
  3. ▪ “這裏是東方的劍橋”
  4. ▪ 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光輝典範
  1. 4 相關人物
  2. 5 社會評價
  3. 6 社會紀念
  4. ▪ 電視紀錄片《文軍西征》
  5. ▪ 西遷辦學紀念碑
  1. ▪ 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帶隊重走西遷路
  2. ▪ “紅軍長征與文軍西征”主題展覽
  3. ▪ 《記憶貴州》專題片《浙大西遷》

浙大西遷歷史背景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在侵佔中國大片領土的同時，實施文化亡華政策，開始把各大院校作為破壞目標，有選擇地進行重點轟炸。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國土上幾乎所有的高校，都開始了向西南的遷移，有着“東方劍橋”之稱的浙江大學自然位列其中。 [7] 
1937年秋竺可楨（中）在天目山禪源寺調查浙大搬遷校舍 1937年秋竺可楨（中）在天目山禪源寺調查浙大搬遷校舍 [3]
1937年9月26日，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和幾名老師一起坐學校的公車趕往郊外，為岌岌可危的浙江大學尋找一個安全的辦學地點。 [4] 

浙大西遷搬遷經過

浙大西遷初遷浙江建德

1937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軍在距杭州僅100多公里的金山衞、全公亭登陸，情形危急，浙大決定遷校建德（今梅城鎮）。 [3] 
為了學校搬遷，竺可楨費盡了心機。搬遷的線路、交通工具的籌借、師生的安全、課程的安排，等等，他都得考慮。蘇步青教授的夫人是日本人，竺可楨擔心蘇夫人會遭受盤問，甚至可能因國人的抗日情緒而構成威脅，於是他便向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朱家驊討來一張手令，規定沿途軍警一律不得盤問檢查。
浙江大學西遷的第一站，是距杭州120公里的浙江省建德縣城。 [8] 
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出發，在江干碼頭乘船，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凡是可以搬運的圖書儀器，幾乎全部搬離杭州，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全校稍事休整，就立即復課。 [3] 

浙大西遷繼遷江西吉安、泰和

師生乘民船前往江西 師生乘民船前往江西 [4]
浙大在建德兩個月，日寇西漸。12月24日，杭州陷落，建德城內防空警報與日俱增。為防不測，浙江大學決定再次遷徙。竺可楨校長這次看中的臨時校址是江西吉安。
從建德到吉安，行程752公里，浙江大學的師生卻走了長長的25天。上萬件圖書儀器等校產在部分師生的押運下由30多艘民船運抵江西境內的玉山；師生及家屬分別出發。師生們有的坐敞篷車，有的乘難民車，更多的則是步行，沿鐵道線到浙江常山。此段往西鐵路照常運行，師生們方得以乘車到達吉安。此時正值寒假，師生們卻無心賦閒，照常借吉安中學的校舍上課，並舉行了學期考試。
泰和臨時校舍 泰和臨時校舍 [4]
然而，吉安也非久留之地，在白鷺洲度過了一個寒假之後，浙江大學便繼續南遷，來到泰和縣城郊上田村。師生們十分注重竺校長提出“大學教育與內地開發相結合”的辦學思想。在泰和，浙大師生為當地百姓做了幾件大好事：泰和江水經常氾濫為患，竺先生就要求土木系師生幫助地方除害，在贛江邊建造了一條長堤，終於把千年水患制服了；在泰和創辦澄江學校，使浙大教工子女和當地百姓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開闢沙村墾殖場，組織流亡農民移墾荒田，等等。 [8] 

浙大西遷三遷廣西宜山

1938年夏，日軍佔領九江，鄱陽湖兩岸戰事加劇。此時，國民政府教育部給竺可楨發來指示：“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竺校長經過實地考察，發現泰和到安順比到廣西宜山要遠三分之一路程。經過校委會討論最後決定，浙大先遷宜山，今後視情況再看。 [8] 
宜山教室 宜山教室 [4]
就在遷校繁忙之際，竺校長家發生不幸。竺校長的次子和夫人相繼因病去世。但遷校大事難以耽擱，竺校長強忍悲痛，每天與遷校委員會一起籌措搬遷事務。
師生歷時40天，步行千里，終於於10月下旬到達柳州西北80公里的宜山。浙江大學在到宜山後的兩個月中有146名師生患病，去世的師生也為數不少。期間還經常遭遇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
儘管如此，浙江大學的教學秩序依然。11月1日，浙江大學在宜山復課，竺可楨校長在開學典禮上作了《王陽明與大學生的典範》的演講。次年2月4日，竺可楨又向浙大師生作了《求是精神與犧牲精神》的演講。此後，“求是”便成為浙江大學的校訓。 [8]  國立浙江大學的前身“求是書院”歷來就有“讀書不浮躁，做事講勤奮”的傳統學風。而竺可楨把　“求是”精神進一步概括為“只問是非、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他認為，“求是”不僅僅是做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更是涉及理想、責任和立身處世的價值觀。
在“求是”校訓的鼓舞下，這所因戰火而被迫流亡的大學，不僅保留了完整的教學體系，更在沿途辦起報紙和劇社宣傳抗日、製作衣被慰問前線將士、開墾農場安置流亡難民、設計並建造防洪大堤、改良作物提高農業產量。 [10] 
在宜山期間，史地、化學、教育、園藝、農經等系的師生根據各自的特性，對宜山的地質、風物、人情、經濟等進行了考察與研究。師生們還參加了村民夜校和婦女識字班的組織，並多次進行義演義賣，將義賣所得捐給國家的抗日工作。學生們還組織了戰地服務團，參加救護、歌詠等抗日救亡活動。 [8] 

浙大西遷四遷貴州遵義、湄潭、永興

1939年11月中旬，日軍在廣西北海登陸，宜山形勢吃緊。此前貴州省技術室主任宋麟生勸竺校長將學校遷往遵義以東的湄潭。竺校長召開緊急校務會議，決定立即遷校至貴州。
1939年6月，竺可楨校長（前排左3）與部分師生在遵義的合影 1939年6月，竺可楨校長（前排左3）與部分師生在遵義的合影 [3]
1940年5月，第一批浙大師生抵達湄潭。至1940年年底統計，浙江大學學生共有1305人，其中在遵義為680人，湄潭183人，永興新生422人。
湄潭校舍之一 湄潭校舍之一 [4]
物理系王淦昌教授1942年發表在美國《物理評論》上的那篇著名論文《關於探測於微子的一個建議》就是在這裏寫成的。同樣在湄潭的唐家祠堂，生物系談家楨教授在1944年發現了瓢蟲色斑變異的嵌鑲顯性現象。爾後又用兩年時間搞清了這種現象的機制和規律。這一成果發表在1946年美國《遺傳學》雜誌上，在國際遺傳學界產生巨大影響，被稱為是對摩爾根遺傳學説的豐富和發展。
在遵義、湄潭7年是浙大科研思想最活躍、成果最豐碩的時期。許多著名學者如盧鶴紱、蘇步青、陳建功、貝時璋、羅宗絡、豐子愷等一生學術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在這裏取得的。他們最主要的代表性論文也是在這裏寫成的，他們的第一代學生就是在那時養出來的。而在那個時候培養的1300多名浙大學生中，更不乏如李政道、谷超豪等這樣的精英學子。
據不完全統計，在當年浙大任教和求學的教師、學生中，日後有50多位專家學者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工程院院士；1989年8月，中央領導同志接見的21位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中，梁守槃、潘家錚、李競雄三位院士曾就學遵義、湄潭；1999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中，王淦昌、程開甲都曾在湄潭教學。 [8] 
藏於地母洞的《四庫全書》 藏於地母洞的《四庫全書》 [4]
浙大西遷之路曲折艱難。在此過程中，浙大還肩負着一個特殊的重要任務。民國教育部將《四庫全書》交託給浙大校長竺可楨，要浙大保護好《四庫全書》，將它轉移到安全地方。《四庫全書》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共有7部，其中3部在清朝末年已被損毀，日本侵華又損失2部。為了《四庫全書》不被戰火摧毀，浙大師生排除萬難，冒死將剩下的一部《四庫全書》共140箱，成功轉移至貴陽黔靈山公園的地母洞存放。 [4] 

浙大西遷歷史影響

浙大西遷“一次蕩氣迴腸的文化長征”

在遷移的兩年多時間裏，浙大師生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輾轉浙、贛、湘、粵、桂、黔六省，跋涉2000餘公里。浙大西遷途徑的路線正好與1935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行經的上半段路線吻合，到達的終點又正是革命歷史名城——遵義。因而，人們把浙大西遷辦學這一前所未有的壯舉稱為“一次蕩氣迴腸的文化長征”。 [4] 

浙大西遷“這裏是東方的劍橋”

1945年10月，應竺可楨之邀，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來湄潭參加中國科學社成立30週年紀念大會。會上，浙大的教授們宣讀了多篇論文，李約瑟被這些與世界同步的科研成果震驚了。後來他説：“我可以毫不吝嗇地説，這裏是東方的劍橋。” [9] 

浙大西遷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光輝典範

從杭州西遷之時，浙江大學是一所只有文理、工、農3個學院16個系，隨校西遷學生460名的地區性大學。1946年返杭時，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文、法、理、工、農、醫、師範7個學院25個系的全國著名大學，並創建了數學、生物、化學、農業經濟4個研究所和史地教育研究室。教授從70餘名增加到201名，學生人數則達到2171名。浙大西遷辦學是在國難當頭的歷史背景下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光輝典範，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知識分子羣體不屈不撓、奮發圖強的優良精神品質。 [3] 

浙大西遷相關人物

胡剛復：浙大西遷“總參謀長”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由於日寇進逼杭州，浙江大學被迫於1937年11月走上西遷辦學的漫漫長途。舉校搬遷是一個十分艱難龐大的工程，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細緻的過程。遷到哪兒？何時動遷？用什麼交通工具？分幾批出發？儀器設備如何運輸？由誰隨同押運？戰火紛亂，隨時可能遇到敵機的轟炸和交通的堵塞乃至癱瘓，沿途如何接應才能保證全校師生安全抵達？
這一切都需要有人周密考慮，統一部署和指揮。浙江大學的西遷，竺可楨校長是當然的總指揮，當時浙江大學沒有副校長，為竺可楨東奔西走，出謀劃策，內外張羅的是文理學院院長鬍剛復。
胡剛復與竺可楨是哈佛同學，竺可楨出任浙大校長後，便力邀胡剛復一同來到浙大。學校西遷，他被委以“特種教育委員會”常委，負責遷校的具體工作。抗戰期間，浙江大學遷校次數是全國大學中最多的。每次舉遷，胡剛復帶領的先遣隊和後勤籌劃小組都要提前兩個月上路，進行實地調查；一旦校址選定，還要趕赴當地，修繕房屋，安排教室、宿舍等，保證大部隊一到，很快就能開展教學和科研。在兵荒馬亂之中，常常是要車沒有車，要船沒有船，突發事件隨時發生，而浙江大學圖書資料、儀器設備，都能安全運抵，遇到險情，也都能轉危為安、完璧歸趙，物理系連一迭稿紙都沒有丟失，這不能不説是奇蹟。這一切，是與胡剛復的縝密安排分不開的。 [11] 

浙大西遷社會評價

浙江大學原黨委書記張曦：浙江大學西遷辦學的歷史，是老一輩浙大人自覺肩負歷史使命、勇於擔當民族大義，自覺肩負育人重任、不斷追求卓越和自覺肩負社會責任，服務人民羣眾的歷史，是海內外浙大人心中的一座豐碑。我們要永遠銘記先輩們用足跡寫下的“文軍長征”的光榮歷史和他們不畏艱險、追求真理的崇高風範，大力弘揚這段歷史所折射出的寶貴精神。 [6] 

浙大西遷社會紀念

浙大西遷電視紀錄片《文軍西征》

2008年9月1日開始，由中央電視台《見證》欄目攝製的以浙江大學西遷歷史為主題的十集大型電視紀錄片《文軍西征》節目在CCTV-10正式播出，播出時間為每天下午2點至2點半。本片以十集的容量，通過歷史文獻、遺蹟，以及親歷者的口述等，再現歷史長河中的人和事，完整地記述浙江大學西遷辦學史，通過浙江大學的西遷崛起，講述中華民族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 [2] 

浙大西遷西遷辦學紀念碑

西遷辦學紀念碑取址於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北山南坡區域，背山面水，其東南側為學生活動中心和小劇場，佔地260餘平方米。紀念碑主要根據西遷辦學點的地形地貌，以青石為主材，通過摺紙和台地的形式造型設計，將西遷辦學路線以藝術的形式表現出來，體現艱難的歷程和憂患的意識。 [6] 

浙大西遷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帶隊重走西遷路

2017年恰逢浙江大學建校120週年、西遷辦學80週年。8月3日至9日，浙江大學校長吳朝暉帶隊重走西遷辦學之路，跨越贛、桂、黔三省，緬懷求是先賢，重温求是校訓，深化校地合作，服務西遷辦學地社會經濟發展。 [5] 

浙大西遷“紅軍長征與文軍西征”主題展覽

2017年5月22日，由浙江大學、遵義市聯合舉辦 “紅軍長征與文軍西征”主題展覽開幕，展廳設在在校友樓二樓。 [1] 

浙大西遷《記憶貴州》專題片《浙大西遷》

2021年8月3日週二晚20點10分，貴州抗戰遺址系列專題片第一集《浙大西遷》在貴州廣播電視台科教健康頻道（貴州6頻道）《記憶貴州》欄目播出。 [4]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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