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文

舒文，男，浙江青田縣高湖鎮良川村人，1916年11月28日生。

1931年6月23日，杭師恢復獨立後首批招生153人，舒文及其終身伴侶駱慕曹（即蘇星），分別是其中的普師班和幼師班的學生。 ^[1] 

開學後4天，“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震驚。人民羣眾奮起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9月21日，杭師師生成立“抗日救國會”，後來學生又單獨成立“杭日救國會”，組織宣傳隊，分頭上街宣傳抗日，檢查日貨並募捐慰問抗日將士和難民。當時的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張道藩，不僅不支持學生的正義行動，反而對學生採用高壓政策。他竄到杭師，向學生訓話，誣衊學生的愛國行動為“越軌行為”，揚言要進行懲處。 ^[1] 

舒文和同學們都十分氣憤，立即參加了杭州市各校學生的罷課遊行。當聲勢浩大的學生隊伍直奔省教育廳時，張早已聞風而逃。教育廳大門緊閉，憤怒的學生越牆而人，遍尋張道藩不見。又來到裏西湖張道藩住宅，豈料還是找不到張道藩。怒火中燒的舒文和同學們一起來到國民黨省黨部，把它團團圍住，並由學生代表進門，提出堅決抗日的要求，其它學生把抗日標語和傳單貼滿街頭巷尾。雄壯的愛國呼聲響徹杭城上空。 ^[1] 

自此，舒文開始參與政治活動，當時杭師有姚恩銓等進步學生組織了“白煤學社”（象徵白煤燃燒起來發出熊熊的紅光），定期出版牆報，宣傳革命思想，批判國民黨反動政府。白煤學社還秘密組織“讀書會”，介紹許多進步書籍給同學。如馬克思、恩格斯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著作，高爾基的《母親》、魯迅的《吶喊》《彷徨》等。這些都對舒文產生很大影響。白煤學社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反動當局把學生的愛國行為視作洪水猛獸，千方百計予以鎮壓。終於在一天清晨，派軍警偷偷包圍學校，攜帶手槍搜捕姚思銓等人。當時，姚與舒文都睡在樓上。由於學生髮覺得早，就由舒文帶頭，一羣學生從樓上一湧而下，姚思銓跟在舒文後面，避開軍警耳目，爬過牆頭，從隔壁橫河小學的廁所逃出。後來，姚思銓、陳鳳超、勵芳娥等同學仍先後不幸被捕，陳鳳超以後犧牲於上饒集中營。 ^[1] 

在現實和進步同學的啓發下，舒文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尋求抗日救國的道路，並試圖從社會革命的角度來觀察教育問題。在課堂裏，他常常在課桌上攤一本教科書作為掩護，而埋頭讀馬克主義著作和《東方雜誌》等進步刊物。 ^[1] 

1932年，杭師舉行學生論文展覽，舒文完全脱離教科書的範圍寫了一篇論述大眾教育的文章，居然受到教育學教師錢希乃的讚賞而被展覽。接着，他和駱慕曹先後參加了地下黨領導的“杭州社會科學者聯盟”和“教育工作者聯盟”，受到更多的革命教育。 ^[1] 

1933年秋，舒文因積極參加革命活動被學校開除。 ^[1] 

但是舒文決心完成師範教育，他在杭縣臨平當了短時間的小學代課教師後，又經進步教師的介紹，轉人浙江省立民眾教育實驗學校，並於1935年6月畢業。由於該校於1938年下半年併入杭師，所以他仍是杭師的畢業生。 ^[1] 

師範畢業後，舒文來到上海。他的第一個工作仍是小學教師，在上海大木橋路平民新都小學當教務主任，後當校長。還擔任高年級的語文教師，在學生中進行抗日與革命的宣傳教育。同時，從事進步文化工作，經常在進步雜誌《讀書生活》等刊物上發表文藝評論，寫高爾基著作《我的童年》等書評。 ^[1] 

1937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皖江區委宣傳部、華東野戰軍縱隊宣傳部副部長，《渤海日記》總編輯。

建國後，舒文同志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處長，中共上海市委學校工作部、教育衞生工作部副部長，上海市科委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教衞辦副主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上海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1955年至1958年，舒文在中共上海市委負責高校和科學部門工作，主要是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根據黨組織的統一佈置，曾吸收一大批夠黨員條件的著名教授、專家入黨，加強了黨在科學、教育工作中的領導。 ^[1] 

1958年至1966年，舒文負責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的工作，為發展上海的新科學技術而努力。在此期間，他一直關注高等學校的新學科建設和研究，並直接協助創辦了院（科學院）校（高校）結合、理工結合的上海科技大學，在這所學校設置最新發展的學科，並在全國建立專收勞動模範和技術革新能手的第一個工人班，培養出一大批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工業和科技戰線的領導骨幹。在舒文主持上海市科協工作期間，還推動科協所屬各學會辦了許多業餘科技大學，進行後來被稱為“繼續教育”的工作。 ^[1] 

1978年10月，舒文在恢復工作任市政府教育衞生辦公室副主任後不久，就開始關注當時在盧灣區第一中心小學實施的一項少年理科班實驗。經歷十年動亂後，我國人才奇缺，中央提出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好人才”的要求，舒文對這項前瞻性實驗予以肯定與支持，並於1981年夏天，將該項實驗交給上海師範學院（現上海師範大學）教科室來研究實施。 ^[1] 

1982年當選為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83年在《人民日報》著文，提出高等學校除教學、科研兩項職能以外，應增加為社會服務（技術服務）為第三職能，並支持在高教局成立高校技術中心。

1986年9月，成立了上海市實驗學校。舒文親自為實驗學校挑選了在徐彙區田林新村的校址，並聯繫了浙江青田同鄉旅日愛國華僑林三漁先生，為實驗學校捐資興建了教學實驗樓“三漁樓”。 ^[1] 

舒文自1983年以後，擔任過教育部門的顧問、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1988年離職休養後，又受聘參加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諮詢工作。還擔任着上海市實驗學校的名譽校長。他始終關注上海和全國的教育事業，不斷進行一些專題調查研究。黨的“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路線和他的工作經歷，使他可以從更廣闊的背景和宏觀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寫了不少論文，提過不少意見，也從實踐中進行過一些改革與試驗。 ^[1] 

1996年9月，上海市實驗學校擴大辦學規模，東進浦東。那時舒文雖年事已高，但依然牽掛實驗學校的發展，多次來校視察，為實驗學校的發展多方呼籲，並擔任了實驗學校理事會名譽理事長，多次出席理事會，對辦學予以指導。 ^[1] 

2004年12月12日，上海市實驗學校新校舉行開工典禮，當時已經88歲高齡的舒老，出席了開工典禮，並親自為開工剪綵，隨後，又步履蹣跚的巡視了新校工地，這讓全體實驗人無比感動。 ^[1] 

舒文同志是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上海市科技教育戰線老領導，2008年12月30日21時52分 ^[2]  ，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3歲。

舒文認為，第一，教育必須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舒文於1981年曾比較系統地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上海教育，認為高等教育的質量和數量都不能適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原因主要在於一是在當時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下，只考慮到大中學校、大機關、工廠、科研單位的需要，而忽略了對眾多的中小企業、廣大的農村（包括鄉鎮企業）、分散的第三產業，以及縣區以下基層政權人才的需求，人才到不了基層的農村。二是國家包辦學校教育，財力有限，不能多辦學校等。舒文認為，儘管上海適齡青年的高校入學率大大高於全國平均數，但高校畢業生仍遠遠滿足不了新興產業、第三產業和鄉鎮企業的發展需要。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加快發展教育的關鍵，是在計劃調節下引進市場機制，給學校以主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辦學權。 ^[1] 

第二，學校要辦活動，使學生的德、智、體、美、勞諸方面全面而自由地發展。現在整齊劃一的教育制度束縛了人的個性和特長的發展，使優秀人才難以脱穎而出。應讓學生在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中更多地注重個性、特長的發揮，使人才得到最優化的發展，應當創造一切可能的條件給青少年以更多的上學機會，不要多加限制。給學生以選擇學校的權利。改革機械的學年制，實行比較靈活的學分制和選修制：改革統一的只重書本知識的會考和高考入學制度，使有實踐經驗的人得以入校學習。在統一的教育和教育目標之下，應允許各校辦出不同的特色。舒文和同志們一起在上海創辦了一所實驗學校，取得了成效。實驗班的學生，通過10年時間的教學，完成了12年的小學至高中的教育。而且在德、智、體幾方面，在個性和特長方面得到健康全面的發展。 ^[1] 

第三，學校要向社會開放，在與社會相結合中培養學生。舒文多年來提倡要大批招收有實踐經驗的人入學，並在入學考試辦法、學籍制度和學生待遇等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革，學校教師還應與其他實際工作部門的專家實行互相兼職，交換工作。此外，學校除垂直的教育系統領導關係以外，還應有社會各方人士參加校董會或校委會組織，幫助並監督學校的工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