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於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²、守³國子⁴四門博士⁵韓愈，謹奉書尚書⁶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⁷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⁸焉。士之能垂休光⁹、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¹⁰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¹¹也。

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¹²不肯諂¹³其上，上之人負其位¹⁴不肯顧¹⁵其下。故高材多慼慼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幹¹⁶之，不可謂上無其人¹⁷；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

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特立而獨行¹⁸，道方而事實，卷舒¹⁹不隨乎時²⁰，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²¹不敢後於恆人²²，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²³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²⁴也。世之齪齪者²⁵，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²⁶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

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拜²⁷。 ^[2]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恭敬地把信呈給尚書閣下：

讀書人能夠享有大名聲，顯揚於當代，沒有哪一個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地位顯達的前輩替他引薦的。讀書人能夠把他的美好德行流傳下來，照耀後代的，也沒有哪一個不是靠在天下有名望的後輩給他做繼承人的。沒有人給他引薦，即使有美好的才華也不會顯揚；沒有人作繼承人，即使有很好的功業、德行也不會流傳。這兩種人，未曾不是互相等待的，然而千百年才相逢一次。

難道是居於上位的人中沒有可以攀援的人，居於下位的人中沒有值得舉薦的人嗎？為什麼他們互相等待那樣殷切，而相逢的機會卻那樣少呢？其原因在於居於下位的人倚仗自己的才華不肯巴結地位高的人請求引薦，居於上位的人倚仗自己的地位不肯照顧地位低的人。所以才學很高的人很多都為不得志而憂愁，地位高的人沒有顯耀的聲譽。這兩種人的行為都是錯誤的。沒有去求取，就不能説上面沒有引薦人；沒有向下尋找，就不能説下面沒有可以舉薦的人。我思考這句話已經很久了，沒有敢把這句話説給別人聽。

我從旁聽説閣下具有非凡的才能，不隨波逐流、有獨到的見識，行為方正做事實際，進退有度不隨流俗，文武官員能量才任用。難道您就是我所説的那種人嗎？然而沒有聽説過後輩有得到您的賞識和禮遇的，難道是您尋求而沒能得到嗎？還是您志在建功立業，而辦事一心想報答君主，雖然遇到了可以推薦的人才，也沒有空閒來以禮相待呢？為什麼應該聽到您推薦人才的事卻久久沒有聽到呢？

我雖然沒有才能，但要求自己卻不敢落後於一般人。閣下將要尋求的人才還沒能找到嗎？古人説過：“請從我郭隗開始。”我現在只為早晚的柴米和僱僕人的費用着急，這些不過費閣下一頓早飯的費用就足夠了。如果您説：“我志在建功立業，辦事一心想報答君主，雖然遇到了可以推薦的人才，還沒有空閒來以禮相待。”那就不是我敢去知道的了。世間那些拘謹小心的人，既不足以向他們告訴這些話，而胸懷坦白、才識卓越的人，又不聽取我的話，那麼就真的是我的命運很壞了！

恭敬地呈上我以前作的文章十八篇，如蒙您過目，也足以瞭解我的志向所在。韓愈誠惶誠恐，再拜。 ^[4] 

貞元十七年（801年）秋冬之際，作者被任命署理國子監四門博士，正式在京師做官。博士職乃是閒官，地位不高，很難施展抱負，為此，他給於襄陽寫下這封信請求引薦。 ^[5] 

作者不甘於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乃上書於繮尚書，希望得到賞識而予薦舉。文章先是提出“先達之士”與“後進之十”的關係，應是“相須”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觀點：從正面説，後者靠前者提攜才能施展才幹，前者靠後者後繼才能成就功業。再從反面説，如果不“相須”則前者“美而不彰”，終無出路，後者亦不能留傳盛名。大前提明確之後，再説小前提，即聯繫於尚書與自身：於尚書乃當世先達之士，可惜未聞其薦舉“後進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後進之士”，而且處境窮困，正是於尚書應該薦舉之人。於是結論不言自明：自己乃應該被尚書薦舉之人。

全文從先達與後進兩方面展開，而又時時映照回抱，反覆縈迴，曲折靈轉。處處迴護着自己，處處敲擊着權要，又處處激發着於襄陽要以識才用才為急務。筆如走丸，無一字一意呆滯板實。細細咀嚼，其味無盡。“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不妨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慼慼之窮”，棄置人才，昏庸當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無赫赫之光”，這是庸官只貪富貴的表現；對權貴“宜聞而久不聞”，是斥其失職的婉詞；而無人“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這又是權貴們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結果。文章兩出“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明顯地是指責當路者心裏只想着功名利祿，並無心力“顧其下”，含意豐厚，表達委曲，愈細嚼愈有意味。

全文邏輯嚴密，析理透徹；文詞舒展，陳情委婉；語氣悽愴，不卑不亢；首尾呼應，嚴謹而自然。 ^[2]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前半瑰偉游泳，後半婉孌悽切。

清·何焯《義門讀書記》卷三十二：兩存地步，不失輕重，乞索書之最出拔者。“未嘗幹之”四句，結上生下。“豈愈所謂其人哉”，不説煞，方起得“未聞”二字。“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二句，只此正説。“如日吾志存乎立功”五句，都用反跌，不陋。“世之齪齪者”二句，顧未嘗敢以聞於人。“磊落奇偉之人”三句，此一轉仍未嘗乞哀，

清·金聖嘆《天下才子必讀書》卷十：前半幅只是閒閒説成一段議論，或整或散，或對或不對，任筆自為起盡。至“側聞閣下”後，方是兩段正文。一段先揚後抑，一段先抑後揚。因前幅既有議論，於是輕輕着筆便休也。更妙於放開。“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又收到不肯“後於恆人”。 ^[6-7] 

韓愈（768—824年），字退之，河陽（今河南晉孟縣）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貞元年間進士。任刑部侍郎時，曾因上疏諫迎佛骨觸怒憲宗，被貶為潮州刺史。後官至吏部侍郎，人稱“韓吏部”。卒諡文，又有“韓文公”之稱。

韓愈大力提倡儒學，以繼承儒家道統自任，開宋明理學家之先聲。在文學上，韓愈反對駢文，倡導散文，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文雄奇奔放又曲折變化，其詩常“以文為詩”，追求奇險。于山水旅遊詩，則另創一派，擴大了創作領域，對後世影響深遠。有《韓昌黎集》。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