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台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裏．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雲：“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戚，不問可知二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面、魚如京師，又有梨、慄、橘、柚、大筍、茶蘚，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暗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洛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説也，

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沉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灶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嘆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凡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二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餘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

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白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只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1] 

歐陽修（1007－1072），北宋文學家、史學家。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天聖八年（1030年）進士。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歷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宋神宗朝，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諡文忠。政治上曾支持過范仲淹等的革新主張，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對宋初以來靡麗、險怪的文風表示不滿，並積極培養後進，是北宋古文運動的領袖。散文説理暢達，抒情委婉，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詩風與其散文近似，語言流暢自然。其詞婉麗，承襲南唐餘風。曾與宋祁合修《新唐書》，並獨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編為《集古錄》，對宋代金石學頗有影響。有《歐陽文忠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