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瑞霖

胡家庭富有，幼年受家塾教育，攻讀八股文，惟未應試。光緒中葉，出國留學蔚為一時風氣，瑞霖東渡日本，入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系肆業。 光緒末年，他自日本學成歸國，以家世業商，富於貲財，在武漢創辦實業獎進會，自任總辦，及受同業推請任南洋出品協會坐辦。未久，清廷農商部於南京舉辦全國勸業獎進會，初聘瑞霖為全國勸業獎進會坐辦，瑞霖辭謝，乃改聘為湖北館總辦。宣統初年，被選為湖北省諮議局議員。 瑞霖留學日本時，與革命志士相交往，亦具有革命思想，故回國後雖在武漢創辦實業，賞亦參加革命活動。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革命成功，瑞霖任軍政府實業司司長。

民國二年（1913年），出任湖南省內務司長兼財務司長。

民國三年（1914）六月，任湘江道道尹。

民國七年（1918年），調任為福建省省長，因與督軍李厚基意見不協，無法施展其政策，遂辭職而去，未幾為大總統徐世昌聘為總統府顧問，他乃僑寓北京。

民國八年（1919年）九月，北京佛教名流張仲仁、莊藴寬、夏壽康等發起“己未講經會”，請太虛法師於北京象坊橋觀音寺講《維摩詰經》。名流居士馬冀平、陶冶公、王虛亭、周秉清等均列席聽講，瑞霖亦隨喜參加。一部《維摩詰經》聽完，瑞霖大有感悟，即虔誠皈依於太虛法師座下，崇奉三寶，絕意仕途：並禮佛誦經，潛心內典，斷葷食素。 瑞霖原本家貲富有，自幼講究生活享受，在各地服官期間，上任必以廚師自隨。自聽太虛法師説法後，始知往日所食之盤中珍饈，皆為眾生之肉，皆與自己同一靈知覺性，其好生惡死，亦與我人相同。他自此不但實行素食，並且持“過午不食”戒，且持之極為徹底。瑞霖皈依三寶後，即追隨太虛法師，參與弘法活動。舉凡法師的弘法事業，他無不竭誠擁護。

民國十年（1921年）九月，瑞霖與北京佛教名流居士發起講經會，迎太虛法師晉京，於弘慈廣濟寺開講《法華經》。

民國十一年（1922年）三月，太虛法師在湖北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瑞霖為發起創辦人之一，且予以經費上的大力支持。此外，他在武漢還組織了漢口佛教正信會，並擔任武漢佛化青年會會長；後來在北平時期，還擔任過北平女子佛學院院長。

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自日本學密歸來的釋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藏文學院，為入西藏學密作準備。瑞霖以久居故都，受雍和宮喇嘛的影響，對密宗有濃厚的興趣，因之對大勇的藏文學院也給予經費上的支持。後來，學院改為留藏學法團，團員二十餘人赴藏的旅費及生活所需，大部分均由胡瑞霖居士捐助。如後來擔任重慶漢藏教理院院長的法尊法師，赴藏途中，滯留昌都期間，有信致胡瑞霖居士曰：子笏居士惠鑑：魚雁相隔，兩載有奇矣……此二年之經過，今略而言之。客歲初春，送勇公靈骨返打箭爐，……今春三月九日，尊與朗法師等買馬起程，二十三日抵昌都，因春草未發，馬乏中途，其中之苦，急筆難形矣。昌都寺中有一格西（按即安東格西），學德兼優，映奪全藏，原籍青海，民國初時由青海來甘孜，依札迦大師遍學顯密。次承師命赴果羅地界，建興正法，凡六、七載，養成弘法將才多人。次受昌都寺之請，亦於寺中重振遺教。……尊初來昌都之願，實欲將此格西迎回中國，漸學漸譯，漸次弘傳，以免多年羈留藏地之苦，中華亦有早日弘法之望，敝院之果亦可速熟，勇公之志亦得早滿。諸居士施助之苦衷，亦必不致空無果利矣。更加虛公老師（按指太虛大師）欲辦世界佛學院，其中藏文佛教一科，亦難洽人以維持耳。此志前已函致虛老法師，深蒙讚許。尊至昌都時，即將此意詳白格西座前，格西亦深贊勵。…… 後來，法尊進入西藏修學，學成回到四川，主持漢藏教理院，譯出宗喀巴大師名著多種，對溝通漢藏文化貢獻殊偉，而幕後功臣實是胡瑞霖居士。

民國十五年（1926年）十月，日本在東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中國佛教界組成二十六人的中華代表團，團員為倓虛、持松、弘傘、曼殊揭諦等法師，及韓清淨、徐森玉、張宗載等等居士，共推太虛法師、道階和尚，及王一亭、胡瑞霖二居士四人同為團長。瑞霖隨團在日本將近一月。結識了許多日本佛教界的朋友。由日本開會歸來，以後數年間，他在華北推動佛教弘法工作。

民國十九年（1930年），他聯合華北各地佛教社團及信眾，組織華北佛教居士林，居士林召開成立大會，受推為居士林首任理事長，擴大接納社會人士皈依佛教。

民國十七（1928年）、十八（1929年）年，太虛大師遊化歐美，回國之後，瑞霖發起迎請大師北上講學。大師於十九年（1930年）五月中旬抵北平，駐錫柏林寺。五月二十日，北平佛教界人士朱慶瀾、齊耀珊及胡瑞霖居士等，在華北佛教居士林開歡迎大會，大師即會演講《學佛的下手方法》，之後又應眾人之請，在居士林開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時，大師在推動世界佛學苑的籌備工作，是年九月，在柏林寺成立世界佛學苑柏林教理院，由台源、常惺二師任院長，瑞霖主管財政，法舫任書記兼教理院監學。同時，太虛大師在柏林寺設了世界佛學苑籌備處，命瑞霖兼任籌備處主任。至此，瑞霖不僅是華北佛教的推動者，且策畫推動世界佛教了。 九一八事變以後，華北社會動盪不安，經濟蕭條，佛教弘法事業亦受到影響。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二月，日軍發動戰爭，進攻熱河。三月古北口陷落，北京震動，瑞霖為避日寇侵擾，舉家遷入五台山，於碧山寺東側築“蓮花精舍”居之。他見山中喇嘛飲食簡單，或食炒米（用粟炒熟以水拌食），或食炒麪（用燕麥磨粉炒熟以水拌食）。若遇道糧斷絕之際，喇嘛還有一種秘法，即“餐石”以度活。所謂餐石，是用產於秘魔崖的寒水石，用木炭煅後，以牛乳注之即可食。他曾在廣濟茅篷依喇嘛學餐石法，日餐石一杏核量，而漸次增加至三倍。經三七日，初數日有飢餓感，以後飢餓感沒有了，惟感乏力，後來力氣也恢復了。他曾着有《餐石日記》一文，發表在十五卷十二期的《海潮音》月刊上。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他在五台山顯通寺設立了一所漢藏學院。他的三個女兒都受過高等教育，均皈依三寶，且精通藏文，就由他的三個女兒擔任教授，培養出一批藏文翻譯人才。

民國三十年（1941年），北京的佛教同願會成立大乘佛教弘化院，延聘胡老居士為院長。弘化院之宗旨，在於培訓華北子孫派寺廟的青年僧侶，提高其對於佛法認識，以便幫助此類寺廟的正規成長。是年九月，經過考試，錄取來自華北各地寺院僧侶近百名。繼而正式開學，修學期間為四個月，伙食由該院供給，課程有修法、講經、唸誦、坐禪、拜懺等。 大乘佛教弘化院，院址設於西直門外萬壽寺內。這座萬壽寺建於明代萬曆五年（1577年），神宗之母慈聖宣文皇太后出帑儲，特建梵剎，為藏漢文大藏經經版之香火院，命司禮監太監馮保領其事。馮保亦捐助萬金，潞王及諸公主妃嬪以至貴人，無不捐資隨喜。殿宇富麗堂皇，莊嚴閎廣，正殿為大延壽殿五楹，旁列羅漢殿各九楹，前為鐘鼓樓、天王殿，後為藏經閣，左右為韋馭、達摩殿各三楹，重樓復榭，梵剎莊嚴。寺後壘石為三山，山之上為觀音像，像下為禪堂、文殊、普賢殿，以像普陀、清涼、峨嵋。山前為池三，山後為亭池各一，最後為果園，標以雜樹，佔地四頃有餘，視南京三大寺不啻倍蓰。迨清代乾隆十六年（1751年），值裕聖皇太后六十大慶，鑾輿經此寺，喜其嘉名符祝釐之意，乃更加修繕，繡幢寶鐸，輝耀金碧，裝飾一新。至二十六年，皇太后七秩壽辰，又再重修。寺於明代，藏有永樂時所鑄鐫有《法華經》等十八種經咒全文之大鐘，銅質精煉，字畫整雋，聲聞京城。清季移往覺生寺（即今大鐘寺）。明清兩代，該寺均建有行殿，為帝王駐蹕之所。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大乘佛教弘化院第一班部分學僧，組成佛教弘化班，在宣外湖廣會館、東城法華寺、前門外關帝廟等處宣講《出家功德經》、《八無暇有暇經》、《當來變經》等，為期一週，聽眾踴躍，收效良好。是年三月，第一屆學僧訓練期滿，舉行畢業典禮。主事者謂：經此四個月的訓練，學員均有一定之收穫；但為期過短，故第二期附設研究班，希有志者更行深造，於佛教有進一步之認識，以便將來弘揚佛法，能成就一番事業，對子孫廟之改革，亦可起推動之作用。並謂出家人應具備僧格，即嚴守戒律，始能荷擔如來大法。無論到何處，皆應作到和合，僧伽即和合眾之意，以和合為前提，方有僧威，寺院方能管理好。並需慈悲柔順，不可盛氣凌人，尤其訓練後即將負責子孫廟中事務者，更應自整自肅，明教理，重行持，時時警覺，以期自利利他。不能希求名聞利養，期為方丈，享受他人之供養。亦不可結派相爭，憎奉法者，不顧因果，自造三途惡業。所言諄諄，反應當時僧界現象，有為而發也。 弘化院前後辦了兩期，入院進修的僧侶有一百餘人。三十一年（1942年）秋，胡老居士又回到五台山，在顯通寺開設「藏文研究班」，目的仍在於訓練藏文翻譯人才。

胡瑞霖老居士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病逝，世壽八十歲，除《餐石記》外，未見有其它著作傳世，但他資助和創辦佛學院和藏文學院，在佛教實有相當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