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友松

胡友松的生身父母根本不是名人，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後，當時尚在襁褓中的胡友松被送到紅十字會孤兒院。後來被張宗昌的妾從院中領走撫養，輾轉來到北京，與一胡姓男子同居，這也是胡友松胡姓的由來。胡友松從小與養母無感情，護校畢業後先分配到安外結核病醫院，後又調到積水潭醫院和復興醫院。後來是經過張常介紹認識的李宗仁。以上資料見尹冰彥先生（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第五、六屆北京政協委員，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館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歸國後生活拾零》，（載《北京文史資料》第50輯，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中學畢業後相繼在北京積水潭醫院、復興醫院擔任護士；1966年7月26日，時年27歲的胡友松與75歲的李宗仁在北京正式結婚；1985年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退休後學習中國畫，其作品受到書畫家的好評；1995年在北京廣濟寺皈依佛門，法號妙惠居士；後曾任山東省台兒莊李宗仁紀念館名譽館長等職；

6歲時，小若梅因患濕疹（俗名黃皰疹）看醫生，醫生根據孩子的病情建議胡蝶最好將若梅送到北方去生活一段時間。此時，恰好軍閥張宗昌暴斃濟南火車站，他的姨太太沈文芝逃到南京當家庭教師，胡蝶便委託沈文芝將若梅帶到了北方。在小若梅的記憶裏，沈文芝這位養母對她特兇，常常無緣無故地衝着她大發脾氣，拿她出氣，有時還不給小若梅飯吃。

若梅中學畢業後，考入一所醫專就讀。醫專畢業後若梅便被分配到北京積水潭醫院工作，後又調入北京復興醫院當護士。在那“政治掛帥”、“階級鬥爭天天講”的年代裏，無論她怎麼努力工作，這位“國民黨高官”的女兒，也得不到組織的承認，相反還承受着各方面的政治壓力，時刻都有成為“專政”對象的可能。

1959年，我從北京第三護士學校畢業，分配到北京結核醫院工作，又轉到積水潭醫院。期間，曾經有過兩次無疾而終的愛情。之後，在下放到農村巡迴醫療一段時間後，最終到了復興醫院。

一次我和醫院裏的其他幾位醫生一道被邀請去參加國務院一個部委的聯歡晚會，就在這次聯歡會上我無意之中遇到以前認識的張成仁先生，他是上海很有名氣的記者和翻譯家。

由於彼此都熟悉，所以，我們每次一見面，我就會把單位裏的一些事情以閒聊的方式告訴他。有一次，我請他幫忙換個工作，因為我對自己乾的這一行實在是感到厭倦了。張成仁很熱心地對我説，他在北京的政界也有些朋友，有機會一定幫我多詢問一下。看從哪個方面入手能夠辦成。我很感激。

早在1966年的6月初的一天，張成仁碰到了老朋友程思遠。兩個人漸漸談到了回國以後的李宗仁。程思遠説李宗仁在最近一段時間裏一個人生活很不便，情緒也十分低沉。張成仁不解地問是怎麼一回事，程思遠説是由於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潔在跟着他回國後，不幸患乳腺癌去世了，李宗仁感到很孤獨，也很苦悶。作為跟隨李宗仁多年的老部下，程思遠最瞭解他，想私下先物色一下，給李宗仁找個伴兒，來照顧他晚年的生活。張成仁就推薦了我，他説我如何如何合適什麼的。

張成仁找我要了一張近期的照片，説是介紹工作的時候要用。也就是説，最初張成仁把我介紹給李宗仁之前，並沒有直接講明他們的真實目的，而是首先問我想不想換個工作。我一聽這個消息，當然覺得是個好事了。好像是在一個週末的下午，已經到了正常的下班時間，張成仁打來了一個電話，他在電話裏首先問我知道不知道一個叫做程思遠的人，我想到他説的是不是那個李宗仁的秘書程思遠啊，於是，就脱口而出説知道這個人，但對方並不認識我。張成仁聽了，笑了起來，在電話裏對我説，等一會兒就和程思遠一起來醫院接我，就帶我去見一個大人物。我聽了，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平時張成仁是從來不會開玩笑的呀！今天怎麼這樣的反常呀！

我站在醫院的大門口等着，不大一會兒，一輛灰藍色的伏爾加牌轎車慢慢停在我的身邊。張成仁搖下車窗探出頭，笑吟吟地讓我快上車。我坐進轎車後，坐在後排的張成仁指着前排的一個身材精瘦的中年人，向我介紹説他就是程思遠。程思遠微笑着轉過頭，我也對着程思遠禮貌性地點了點頭。張成仁看着我有些迷惑的表情，故作神秘地對我説要帶我去見一個人，也許會對我調動工作有好處。

在路上，我靜靜地聽着張成仁和程思遠在隨意地説着話，但話題的內容我也聽不懂。所以，也沒有插上一句話。轎車拐進了一條狹窄的小路，在門牌“西總布衚衕5號”的門口停了下來。這時候，張成仁對我説，你知道今天我帶你見的大人物是誰嗎？我自然是不解地搖了搖頭。張成仁説這個大人物是李宗仁先生，我聽了並沒有感到太吃驚，只是下意識地重複了一句，因為我在鄉下的時候聽村裏的高音喇叭播放過有關他回國的報道，但為什麼要帶我來見這位和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的大人物呢？我只是感到困惑 ^{[2]  [4]}  。

關於胡友松身世，即其為胡蝶女兒一説，一直有人存疑，茲列舉如下：

（1）所謂“不知道父親是誰”？

按照“胡友松”或“若梅”的年齡可以推算，她應該在上海生於1939年，即抗日戰爭爆發後的第3年。

胡蝶在1935年年底與潘有聲結婚，在上海九江路的聖三一教堂舉辦了中西合璧式的婚禮。此後夫妻和睦，從來沒有外遇。如果“若梅”確實為胡蝶的女兒，她應該姓潘，怎麼可能“隨母親姓的從來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更荒謬的是所謂“她也曾多次問過自己的母親，而母親的每次回答都是‘不知道’？”

（2）所謂“從小就隨母親生活在南京或上海”？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潘有聲胡蝶夫婦舉家逃難到香港。如果“若梅”確實為胡蝶的女兒，她應該出生於香港，根本不可能在南京或上海！

既然她生於1939年，那麼，這位“若梅”記事的年代，只有20世紀40年代中（1942或1943年以後），而這時候，胡蝶夫婦舉家到了重慶！

（3）所謂“若梅小時候對於母親的印象，她説總是片場的記憶”？

上面説了，這位“若梅”記事的年代，只可能在1942或1943年以後。而這時候胡蝶在重慶苦苦煎熬於大特務頭子戴笠的淫威、軟禁之下，根本就沒有在“片場”拍攝過電影！

這位“若梅”的記憶也未免太玄乎了。她胡説什麼“明星公司帶着胡蝶穿梭在各地片場，從上海到天津，有時還會跑到東北”？其實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毀於抗日戰火之中，在1938年以後就不復存在了。上海、天津、東北，當時都是日本侵略軍的佔領區，這期間胡蝶根本就不可能“穿梭”到什麼“上海、天津、東北”各地去。

（4）所謂“6歲時，胡蝶便委託沈文芝將若梅帶到了北方”？

這位“若梅”6歲時，也就是在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的那一年）。胡蝶根本沒有可能“委託若梅的養母”把她“帶到北方”！

（5）所謂“將她送給張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養女”？

所謂“當胡友松6歲的時候, 她母親就將她送給了舊軍閥張宗昌的九姨太（沈文芝）做養女。張宗昌暴屍山東後，沈姨太一直帶着小若梅(胡的小名)住在南京一家飯店裏。”

張宗昌是山東軍閥（1881—1932），著名的“三不知”將軍，即“兵不知有多少 ，錢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1932年9月4日張宗昌在山東濟南火車站被仇人槍殺。這距離“胡友松6歲的時候（1945）”已經有13個年頭。時間根本對不上。

再説，張宗昌的九姨太“富貴兒”原是一個雜耍藝人，平日裏浪跡街頭巷尾，因擅長耍花軲轆棒，有時也在雜技團裏獻藝。張宗昌有一次觀看曲藝，相中了富貴兒，經人撮合，收為九姨太。哪裏叫“沈文芝”？

（6）所謂“1951年胡蝶來到北京，準備將若梅接到香港”？

1951年胡蝶根本就沒有來到北京。……

而我們搜尋早一些的資料，看到這樣的證據。也許是較可信的吧：

以上資料見尹冰彥先生（民革中央團結委員，第五、六屆北京政協委員，李宗仁晚年在京最熟悉的朋友，李公館的常客）的文章《李宗仁歸國後生活拾零》，（載《北京文史資料》第50輯，p90-120，1994年，北京出版社）。

雖然還有人稱她王曦，但習慣叫她胡友松，她也想像松樹一樣堅強挺拔。

她經常接到李家後代的信件和電話，這使她頗感欣慰；曾經有人説，她與李宗仁的結合是一種政治婚姻，為此她做出了很大犧牲，問她是否後悔過；她説，在她的心目中，李宗仁始終是一位英雄，一位偉人，她依然在心底保存着對李先生的緬懷和思念……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