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宗昌

張宗昌生於清光緒七年正月十五日 ^[31]  （1881年2月13日，一説光緒八年正月十五日，即1882年3月4日 ^[40]  ），由於這一天是上元節，又稱燈節，而民間有“初一的娘娘十五的官”這一説法，因此給張宗昌起了個小名叫“燈官”。張宗昌幼時曾接受短暫的私塾教育，為後來張宗昌能讀書、寫字打下了基礎。塾師祝修德為其起名張宗昌，乃昌盛張氏家族之意。少年時代的張宗昌，經常衣食無着，飽嘗挨餓受凍之苦。為了度日餬口，張宗昌放過牛，當過放銃手、酒計等。 ^[38]  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讓他過早地飽嘗了人間的冰涼，又磨練了他的意志，增強、提高了他對惡劣環境的適應能力。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膠東一帶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張宗昌逃荒關外。在東北流蕩期間，他在東北打過零工，扛過長活，與扒手、鬍匪為伍 ^[4]  。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張宗昌應招到中東鐵路當築路工。在這期間，當過裝卸工，幹過扳道工，由於張宗昌身材高大，勇於乾重活，寬厚大度，重義輕利，所以在工人當中很有威信，也逐漸得到俄國人的青睞。並且學會説一口流利而又發音準確的俄語，為人也挺仗義的。所有的華人警察都聽命於他，華人在那裏大小事情都會找他，連俄國人也讓他三分。 ^[8]  後前往西伯利亞淘金充任總工頭。在金礦任總工頭時，不僅學得一手頗為出色的淘金技術，而且把自己鍛鍊成為一個出眾的射殺猛獸獵手，鍛煉出了極準的槍法。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後，俄國報紙不斷報道中國革命的消息。經人介紹，張宗昌與革命黨人張西曼、胡金肇等發生聯繫，加之張宗昌在海參崴時即已經接觸過革命思想，經宣傳鼓動拉隊伍回國參加革命。 ^[9]  投山東民軍都督胡瑛，不久，即隨軍到上海，在陳其美部下任光復軍的團長。

1913年，張宗昌升任江蘇陸軍第三師師長。二次革命時，江蘇是國民黨人討袁的主要省份，張宗昌第三師被派往徐州防禦袁世凱南下的北洋軍。然而，張宗昌卻在前線倒戈，投降北洋將領馮國璋，從此成為直系之一部。 ^[10] 

1916年11月，馮國璋出任代理總統，張宗昌則任侍衞武官長。1918年護法運動爆發後，張宗昌又出任江蘇第六混成旅旅長，隨張懷芝赴湘參加對南方軍隊的作戰，結果大敗而逃，改任暫編第一師師長。

1921年張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與江西督軍陳光遠交戰，結果，在吉安地區被陳光遠打敗，所部也被陳光遠解散，張宗昌在江蘇已無立足之地，只得隻身北上直隸省城保定，投靠直魯豫巡閲使曹錕。曹錕本想收留張宗昌，但吳佩孚等將領容不得這位土匪出身的師長，一怒之下，張宗昌和曹錕手下一名失意軍官許琨，遠赴奉天投靠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由直系轉到奉系。

1921年投靠奉系之後，張宗昌也只能從頭幹起，先任憲兵營營長。不久，吉林軍旅長高士儐（原吉林督軍孟恩遠外甥）聯合鬍匪盧永貴，要和張作霖作戰。當時張作霖剛在直奉戰爭中戰敗，無大兵可派，便決定派張宗昌率憲兵營去應戰。這本來是一場勢力懸殊的較量，但由於盧永貴手下的大小頭目，很多都是和張宗昌當年一起闖關東的同鄉，此外還有不少山東老鄉，不是黃縣人就是掖縣人，大多久聞“張長腿”的名號；憑着這種關係，張宗昌兵不血刃，即把鬍匪收編成三個團，張宗昌又吸收了從俄國逃到中國國內的俄國白軍。張作霖很高興，任命他為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兼吉林省綏寧鎮守使。這樣，張宗昌有了一塊立足之地。不久，俄國內戰，白俄衞軍敗逃到中國，大多投靠了張宗昌，不多久，張宗昌已有近萬人馬。

由於人多槍多，張宗昌的軍費開支龐大，雖然張作霖不斷從奉天撥款資助，也是入不敷出，無奈，張宗昌便在自己轄區內讓士兵種植鴉片，彌補不足。這事引起奉軍各部不滿，要求張作霖遣散這支隊伍。加之張宗昌的部隊一向匪氣極重，聲譽甚差，張作霖便有心裁撤。

1923年秋，張作霖趁陸軍各部演習，派出校閲委員郭松齡到張宗昌第三旅，視察張部的演習情況，名為校閲演習，實則伺機遣散，演習過程相當苛刻。後張作霖對張宗昌大加寵愛，把他從吉林調到瀋陽，並將張宗昌部改為奉天陸軍第三個旅，下轄四個團。 ^[3]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張宗昌被任命為鎮威軍第2軍副軍長，立下軍功。戰後，段祺瑞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張宗昌被任命為宣撫軍第1軍軍長，駐紮上海。正當張宗昌還在上海尋歡作樂時，段祺瑞政府任命盧永祥為江蘇軍務督辦，張宗昌想奪取江蘇地盤的願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隊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張宗昌撤兵，張作霖着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鄭士琦管的山東讓給張宗昌。當時，段祺瑞要靠張作霖抗衡馮玉祥，以維持自己執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鄭士琦的軍務督辦而改任張宗昌。鄭士琦雖被免職，但並不離任。張宗昌等了三個月，最後，派許琨率兩個旅入山東，又派參謀長王瀚鳴到濟南拜會鄭士琦，軟硬兼施，鄭士琦不得已離開濟南。1925年2月，張宗昌被任命為蘇皖魯三省剿匪總司令，駐紮徐州。

1925年4月，張宗昌從徐州率大隊人馬進入山東，出任山東省軍務督辦。接着，張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龔伯衡，自兼省主席。 ^[11]  由此，張宗昌支配山東省，但任內因苛酷殘忍、對民眾處以刑罰，而被民眾呼為“狗肉將軍”。張宗昌和奉系的其他將領一樣，都以日本為後盾。1925年5月，張宗昌鎮壓了青島的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釀成了“青島慘案”。在統治山東省期間，張宗昌積聚了大量私財，存入大連的日資銀行內。

張宗昌雖然當上軍長，但在奉系控制的東北及直隸、山東等省都沒有了自己的地盤，要想當個督軍、省長，唯有向南爭奪江、浙。當時，江蘇督軍是齊燮元，浙江督軍是孫傳芳，江、浙是直系的勢力範圍，段祺瑞任命親信盧永祥為江浙宣撫使，準備消滅齊燮元，奪加地盤；張作霖也想向江南擴張，於是，支持張宗昌南下。1925年10月，浙江軍務督辦孫傳芳、馮玉祥的國民軍開始攜手挑戰奉系，張宗昌迎擊（浙魯戰爭）。隨後，第二次直奉戰爭後一度勢弱的直系吳佩孚參戰，形成了國民軍對直系、奉系聯盟的局面。12月，張宗昌自任直魯聯軍總司令，開始攻擊北京的國民軍。

張宗昌與參謀長王瀚鳴、隨軍參謀長李伯仁以及部將許琨、畢庶澄、吳致臣、褚玉璞等商議後，即率部從天津動身南下。直軍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原為張宗昌部將，受過張宗昌很多恩惠，這次張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讓出大路，使張宗昌長驅直進江蘇，齊燮元倉惶逃離南京，張宗昌輕而易舉得到江蘇，命部前進駐蘇南要地，自己親率一部進入上海，擺出大舉進攻浙江的姿態。孫傳芳知道自己的實力難以抵抗奉軍，早已派人向張作霖輸誠，張作霖也有意籠絡孫傳芳，保證消滅齊燮元後，停止向浙江進軍。

當張宗昌進入上海後，孫傳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趕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賭場、酒市都包下來，供張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尋花問柳。隨後，孫傳芳親到上海，結識張宗昌，並盡力拉攏，還結拜為兄弟。這樣，張宗昌放棄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1925年，張作霖的奉軍幾次入關，取得很多利益。繼李景林、張宗昌先後任直隸、山東軍務督辦之後，奉軍以天津為據點，向南擴張至長江下游，以邢士廉師駐上海，丁喜春師駐南京，後又派劉翼飛、趙鳴臬兩旅開赴上海。

9月，張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至此，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時，孫傳芳聯合陳調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戰爭爆發，奉軍毫無準備，大敗而逃，東南半壁全數丟失。張作霖不甘心失敗，召集張宗昌及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等將領開會，即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領兵南下收復江蘇、安徽。12月，張宗昌、施從濱等在北京領到大批餉銀和給養。張宗昌任命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則率白俄軍由濟南沿津浦路東側開進，掩護施部向南急進。結果，施從濱部在蚌埠遭慘敗，張宗昌的白俄軍也受到重創，施從濱本人也被孫傳芳俘虜後斬決，張宗昌率部逃回山東。不久，李景林被馮玉祥國民軍打敗，由天津退往山東，與張宗昌聯合組織直魯聯軍，張宗昌任總司令，李景林任副總司令。 ^[12] 

1926年夏，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吳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擊，孫傳芳決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對付北伐軍。11月，孫傳芳派楊文愷先後去見張宗昌和張作霖，取得了諒解。隨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齊集天津，由張宗昌、孫傳芳聯合提議，推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12月1日，張作霖宣誓就職，任命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同時，決定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孫傳芳。

1927年初，張宗昌調集十餘萬軍隊南下援助孫傳芳，進駐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魯聯軍大舉屠殺工人、學生，鎮壓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但是，隨着北伐軍向華東的進逼，北洋軍將領陳儀、周鳳岐、陳調元、王善、張克瑤等先後歸附北伐軍。北伐軍佔領了浙江及安徽的安慶、蕪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孫傳芳見大勢已去，遂將寧滬防務移交張宗昌的直魯聯軍，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揚州。張宗昌的王翰鳴第十一軍在壽州遭到慘敗，張宗昌親征合肥，圍了三個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佔領南京、上海，後又渡江北進，直魯聯軍節節敗退，5月，北伐軍攻下了蚌埠、徐州，張宗昌率殘部退回濟南。

對張宗昌的敗退，張作霖十分惱怒，要追查責任。就在這時，張宗昌得到一個情報，説第八軍軍長兼海軍司令畢庶澄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暗中有聯繫，於是，決定殺畢庶澄。由於畢庶澄手握軍權，張宗昌不便明殺，更不願自己下手，便指使時任直隸軍務督辦的部將褚玉璞，1927年4月4日在濟南將畢庶澄誘捕殺害。張宗昌既借刀殺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戰敗的罪責，把失利原因推到畢庶澄通敵之上。直系吳佩孚、孫傳芳兩支軍閥勢力在北伐軍的打擊之下，已被消滅瓦解，剩下奉系軍閥還想負隅頑抗。 ^[12]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就任安國軍大元帥，並宣佈成立安國軍政府，張宗昌被任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第二軍團軍團長。張作霖趁寧、漢分裂之機，派張宗昌率軍開赴隴海線一帶對付馮玉祥軍隊，雙方在徐州交戰，張宗昌部損失慘重。張作霖急電嚴斥張宗昌“久戰無功”，張宗昌惱羞成怒，於10月上旬，與馮軍再激戰於河南蘭考一帶。張宗昌師長潘鴻鈞用計誘降了馮軍之旅長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馮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軍長鄭金聲，押解濟南。張宗昌獲勝，大喜，下令槍殺鄭金聲，眾幕僚勸阻，但張宗昌執意要殺。而這一殺，也像孫傳芳斬殺施從濱一樣，使自己在數年之後招來了殺身之禍。 ^[11] 

1928年春，國民黨四大軍事集團聯合北伐，奉軍節節潰敗，張宗昌在山東的日子已很不好過，山東地方勢力多派聯合，逼張宗昌脱離張作霖，自成山東省保安總司令部。不久，又聽説南京政府委任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受到內外逼迫，只得於4月底率直魯聯軍離開山東撤入直隸之德州、天津至冀東灤州。

1928年6月4日，張作霖乘火車離開北京，於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即“皇姑屯事件”）。張作霖死後，張宗昌悲痛萬分，手下尚有五萬人馬不知何去何從。他向張學良懇求出關，張學良深怕他出關後取而代之，不但不允許出關，反而派于學忠等部將其控制。北伐軍佔領京、津後，9月，白崇禧率部到達冀東，包圍了張宗昌部。張宗昌感到大勢已去，化裝從一條小巷走出，找到一條小漁船，從灤河口逃往大連，再乘船東渡日本，殘部五萬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編。 ^[10] 

張宗昌雖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敗，尋機捲土重回。1929年，張宗昌仍賊心不死，妄圖東山再起。他冒充中華民國代表，與謝米諾夫訂立了所謂的《中俄軍事協定》，尋求外援。遜位清帝溥儀為他不斷打氣，派人到旅順慰勞他，還送給他《臣鑑》一部，以示厚望。 ^[13]  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糾合魯東餘部在煙台登陸，結果遭到失敗，仍逃回日本。張宗昌倉皇逃往日本，住在自己在東京購置的別府。在這裏，他雖然表面上當起了寓公，但是，暗地裏仍沒有停止政治活動。 ^[13]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佔東北，張學良率東北軍退入關內，出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張學良擔心張宗昌充當漢奸，電邀他立即返回中國，暫居北京鐵獅子衚衕。

1932年9月，張宗昌又以回籍掃墓為名，從北平竄到濟南。當時的山東省主席是國民黨冀豫魯“剿匪”總指揮、第三路軍總指揮韓復榘，不能讓張宗昌捲土重回，韓復榘發現他陰謀重新佔據山東，然而便決心除之 ^[13]  。8月，張學良召集華北駐軍諸將領到北平參加軍事會議。在會議期間，經石友三的介紹，張宗昌認識了韓復榘。

其後，又經石友三的撮合，張宗昌、韓復榘、于學忠、張學良結成盟兄弟。張宗昌比韓復榘年長几歲，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間向老弟説了這麼一段話：“俺的許多老部下現在都散駐在山東各處，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匯合成一支隊伍！”聽了這話，韓復榘表面不動聲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內心已動了殺機，他知道張宗昌會對自己在山東的統治構成威脅。 ^[14] 

兩天後，韓復榘由北平返回濟南。又過了幾天，張宗昌便收到韓復榘派出人送來的許多禮物和一封親筆信，邀請張宗昌速到濟南，“共謀大事”。張宗昌看信後，覺得機會來臨，決定南下山東。然而，張宗昌的舊部金壽昌、徐曉樓、他的母親祝巫婆、下野軍閥吳佩孚、孫傳芳，還有張學良等，全都反對張宗昌回山東，認為韓復榘不懷好意。但張宗昌東山再起之心急切，並不理會眾人的勸阻，於8月底攜帶原參謀長金壽昌到達濟南。 ^[12] 

張宗昌到濟南後，受到韓復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來作陪。但是，幾天下來，也沒聽韓復榘提到“共謀大事”，張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説，張學良得知張宗昌南下山東，十分着急。1932年9月2日，張學良借張宗昌姨太太之名給張宗昌發一電報，假稱祝巫婆病危，讓他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張宗昌接到電報，萬分焦急，即向韓復榘説明及辭行。韓復榘也顯得很焦急和同情，當即派人為張宗昌訂了下午5點37分的火車票。下午5點鐘，韓復榘通知了山東省軍政要員在濟南火車站為張宗昌送行。張宗昌與韓復榘等握別，返身登車時，突然遭到刺客的槍擊，當即死亡。 ^[12]  刺客就是鄭金聲的兒子鄭繼成。

早在1927年11月，鄭金聲被張宗昌殺害。鄭繼成早就發誓要為先父報仇，如今機會來了，鄭繼成欣然領諾。不久，張宗昌被幾個所謂把兄弟騙至濟南“舊地重遊”。韓復榘也假意隆重接待，每日都有酒肉宴請。1932年9月3日，鄭繼成與好友陳鳳山提前埋伏在濟南火車站內。這天下午，張宗昌帶兩個護兵要回北平。6點左右開車前，張宗昌站在車廂口向送行者招手告別時，身穿灰色大褂的陳鳳山從人羣中一躍而出，舉槍瞄準張宗昌，但槍未打響。身高近兩米的張宗昌見勢不妙，隨身攜帶的新式德國造手槍又在餞行宴會上送了別人，只好掉頭就跑。跑到餐車盡頭，張宗昌啓門跳下，向北逃命。此時四面槍聲大作，鄭繼成、陳鳳山緊追不放，追至三站台北面7股道時，連向張開數槍，擊中要害，張宗昌隨即斃命。 ^[15] 

1932年9月4日後，鄭繼成刺殺張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傳遍全國，鄭繼成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大公報》、《中央日報》、《山東民國日報》等報紛紛撰文説明張宗昌實在禍魯不淺，鄭繼成殺他是人民公意。 ^[16]  社會各界、各民眾團體也紛紛發表電文希望特赦鄭繼成。經馮玉祥等奔走幫助，一個月後，鄭繼成被國民政府特赦。鄭繼成無罪釋放。

1922年2月，張宗昌從在黑龍江五站一帶平定奉軍後方之亂可側厄重於奉張，被委為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兼綏寧鎮守使，同時，收編由蘇俄流亡來我國東北的白俄部隊，實力大增。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宗昌被擁為鎮威軍（奉軍）第二軍副軍長，率部先奉軍嫡系部隊入關，大收直軍，為奉張立下了汗馬功勞。繼之，他奉命臨時改稱宣撫軍第一軍軍長，驅兵沿津浦線南下，直掏南京、上海。旋又被任為蘇皖魯剿匪總司令，回駐徐州。 ^[17] 

張宗昌自1922年在東北五站起家時，就開始建立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並信奉“有兵則有權”的原則，在其後的軍事生涯中，拼命地擴充和培植這支軍隊。督魯後，所部號稱40萬，實際也有20萬。他雖隸屬奉系，一些事不得不聽命於奉張，但奉張始終是將張宗昌所部作為“異已”（非嫡系部隊）來看待的。 ^[17] 

張宗昌獨掌山東軍政大權後，利用山東的富庶，大力擴張自己的武裝力量，很快達十萬餘人馬。同時，他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如鎮壓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造成了震驚全國的青島慘案。但是，在當時中國政局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張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盤也不容易。他到山東不久，馮玉祥的國民一軍兵臨直隸，緊逼李景林；河南軍務督辦嶽維峻的國民二軍也趁機進攻山東，兵鋒直指山東南大門徐州。張宗昌準備親臨前線指揮戰鬥，誰知他在濟南尚未動身，徐州鎮守使孫缽傳已棄城逃路，濟南危急。張宗昌率部奮力反擊，死傷慘重，總算把濟南保住，把國民二軍趕出山東。

張宗昌督魯後，於1925年9月在濟南設立山東省銀行，以發行紙幣，並代理省庫。此前張宗昌在山東各地就推行使用奉票，發行金庫券，隨後更是大肆濫發山東省銀行票、軍用票、金庫券、公債。1926年5月，發定期有息金庫券1000萬元，督魯三年前後共發行金庫券1600萬元。省銀行初發鈔票300萬元，共計發行2300萬元，在本省發行1300萬元。張宗昌先後兩次濫發軍用票，第一次發行時間為1926年1月至1927年1月，共印製軍用票總額1030.9萬元，面值分為一元、五元、十元、一角、二角、五角等六種，實際發行750.9萬元。第二次發行時間為1926年11月至1928年4月，面值仍分六種，發行額增至1025萬元。 ^[9] 

張宗昌在濟南期間最重要的文化功績是主持合併組建了新的山東大學。當時，他有意聘請王壽彭出任山東教育廳長，整頓山東教育。但王壽彭也不是那麼好請的。張宗昌三次才將王壽彭請出山，接到濟南，聘其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

原山東大學堂（後曾先後改名山東高等學堂、山東高等學校）於1914年停辦。王壽彭任山東教育廳長後，首先在濟的六個專門學校的基礎上重新申辦“省立山東大學”，在濟南東郊籌備建校。與此同時，張宗昌和王壽彭在山東省範圍內大辦洋學。1926年，在張宗昌的命令下，山東6個公立專門學校合併，在濟南建省立山東大學，自此歷史上正式有了“山東大學”的名號。當年8月5日王壽彭到職視事，掛出校牌，9月5日舉行開學典禮，王壽彭在會上發表了“讀聖賢書、做聖賢事”的訓詞，“山大”即正式開課。

學校設文、法、工、農、醫5個學院，計有中國哲學、國文學、法律、政治經濟、商學、機械、機織、應用化學、採礦、農學、林學、蠶學、醫學13個系，並有附屬中學。校設評議會，院設教務會，系設教授會，定期研究教學、人事、經費等問題。大學部有教師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專業課外，並開設選修課，學生畢業授學士學位。而張宗昌對予山東大學的投入是很捨得的。山東教育廳當時每月撥給山大25000元，教職工的待遇是：校長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18] 

但是，好景不長，學校開學的第二年，王壽彭便因教學理念保守，被逼辭職。其後，張宗昌曾內定著名學者辜鴻銘為校長，以接替王壽彭。但辜鴻銘當時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張宗昌親自掛名校長。再過一年，到了1928年，國民北伐軍進抵山東，奉系軍閥敗逃。日本帝國主義藉口保護僑民出兵濟南，製造了震驚中外“五、三”慘案。在動亂中，學校經費無着，隨即停辦。 ^[18] 

除了寫詩和扶持教育，張宗昌還主持印刷出版過《十三經》，據看過張版《十三經》的印刷業人士説，那是歷史上印刷和裝幀最好的《十三經》。據考證，其印刷出版《十三經》和當時名士楊度有關。20世紀20年代，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聘楊度為總參議，楊度與其感情甚洽。張宗昌曾向張作霖保楊度為教育總長，因楊宇霆反對而未實現。其時張宗昌在山東提倡復古，為朋友計，楊度力勸張宗昌要多做好事，並建議他重刻《十三經》。張有的是錢，一聽之下，立即照辦，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時完成。楊度代張宗昌寫了一篇序文，寫成後由張宗昌用薄紙蒙在原稿上，一筆一筆地摹寫，算“督辦親筆”，刻入書中。《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為張宗昌所出《十三經》中之一種。在開篇的《重印十三經序》中，此序最後署名即為“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督辦山東軍務兼省長張宗昌”。 ^[19] 

張宗昌可算是北洋軍閥當中聲名最劣的一個，主政山東時土匪作風不改，無建樹可言。被當作是禍國殃民的軍閥範樣。人稱他為“三不知”將軍，即“兵不知有多少，錢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 ^[9]  除此之外還有綽號：“狗肉將軍”、“混世魔王”、“長腿將軍”、“五毒大將軍”、“張三多”等。可謂是徹頭徹尾的反派人物。

時人披露説，張督魯三年斂錢計有3萬萬元之巨 ^[20]  ，其實遠不止此數；其姨太太之多，可謂“開軍閥界之新記錄”， ^[21]  有據可查者就有50多人，至於來而復往，去而復還和隨時隨地搶佔之民女，物選之美色，更是司空見慣，連張本人也鬧不清她們的姓氏，乃至將她們編成號而記之。即使北洋元老的眷屬、清室遺貴的親戚、同僚的妻女及其部屬的姨大太也不能倖免，連奉系頭子張作霖也拿他沒辦法，直如衣冠禽獸。張宗昌平日也是滿口的仁義道德，他曾到曲阜表演過“祭孔”的醜劇，還曾上書國務總理潘復建議黃河以北各學校實行“禮義廉恥”之四維主義，但一按諸他之實行，則是寡廉鮮恥，是一個十足的無恥之徒。

張宗昌之揮霍無度，窮奢極欲，也可以説是超羣絕倫、名冠同僚。他搜刮來錢財並不用來發展近代企業，而是奢侈享樂，或是進行戰爭。時人驚呼：“張宗昌在魯時，每年開支，比前任督軍，多至二十餘倍！” ^[21]  張宗昌其人，可以説是吃、喝、嫖，賭、抽大煙，五毒俱全。他之豪賭，實是驚人，一擲數千元，毫無吝色。民國十六年（1927年）他在督署與幾個妓女打牌，賭注是全年的教育經費（110萬元）；有人向他繳了20萬元之經費，他竟一夜輸了個淨光。 ^[17] 

張宗昌覺得自己既然身為孔聖人的父母官，不帶點斯文，枉來山東一趟。於是，現場拜師學藝。一番苦練之後，那張宗昌功力大進，不久便出版一本詩集，分送諸友同好。百年中國，詩人成羣，但像張宗昌這樣仍有詩句流傳、仍被人惦記的詩人寥寥無幾。

1930年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出版的《山東歌謠》當中記載有很多各地百姓罵張宗昌的民歌，其中最有名的便是聊城冠縣的一首：“也有葱，也有蒜，鍋裏煮的張督辦；也有葱，也有姜，鍋裏煮的張宗昌，張宗昌，先吃肉，後喝湯。” ^[25] 

張宗昌喜歡打麻將，經常通過打麻將發現“人才”。他府上清客吳家元精通麻將之道，經常陪張宗昌搓麻， 每次他都能準確推測出張宗昌想要什麼牌， 悄無聲息地“放水”令張宗昌和大牌。令人稱奇的是，每次打牌，都是張宗昌大贏家，他略有盈餘。高明的牌技令張宗昌刮目相看，一次張宗昌在牌桌上收穫頗豐，一高興就賞了他一個青島鹽務局長的肥差。 ^[26] 

1923年秋，張作霖趁陸軍各部演習，派出校閲委員郭松齡到張宗昌第三旅，名為校閲，實則遣散。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説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過後張宗昌對親信説：“我叫他爸爸，反正他不是我爸爸。” ^[27]  於是，張作霖對張宗昌大加寵愛，立即把他從吉林調到瀋陽，並將張宗昌部改為奉天陸軍第三個旅，下轄四個團。

張宗昌在山東為官時，正逢天旱。四方百姓希望他能參與求雨。張宗昌不信這一套，可又不能過分有悖民意。他便命令在龍王廟設壇唸經，並將親自前往禱告。百姓聽説，非常高興，早早趕到龍王廟，看看張宗昌如何祈雨。據《綺情樓雜記》記載，到時間，張宗昌果然趕到龍王廟。可他既不燒香，也不禱告，直接奔到龍王座前，對着龍王神像，劈里啪啦地扇起耳光來。一邊打一邊罵：“X你妹子，你不下雨，害得山東老百姓好苦呀！”打完罵完，轉身登車而去。 ^[28] 

一邊看的其他官員和老百姓，嚇得不敢説話。心想這下子可把龍王爺得罪了。第二天，天氣依然一派晴朗，看上去沒有一點下雨的意思。張宗昌大怒，他立即下令炮兵團在濟南千佛山架起19門山炮，填裝寶貴的實彈，對着天上連連轟擊。這舉動，誰都知道不過是泄憤，不料竟收到奇效。不長時間，傾盆大雨沛然降落。百姓自然一片歡呼。當時的報紙，稱此為“未之前聞”之術。 ^[28] 

現存主流資料大多認為張宗昌張生於光緒七年正月十五日 ^[31]  （1881年2月13日），而據張宗昌家人發佈的訃聞和口述資料，張宗昌應出生於光緒八年正月十五日（1882年3月4日）。 ^[39] 

張宗昌的舊宅在山東萊州祝家村。雖然幾次被毀，但現在仍有部分存留於村中。張家原來的房產在祝家村西，佔地約20多畝。督軍府門樓和5間南廂房、3間西廂房。如今兩座高大的廳房均已拆掉，但房基與培基還存兩米多高，殘缺的三合土圍牆部分還在。整個院子並不規整，還有一個小小的弧形。院內雜草齊腰，漢白玉大理石雕刻的石獅子做工精細。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