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魯

1989年2月4日，農曆臘月二十九，26歲的女藝術家肖魯在中國美術館里布置她的裝置作品《對話》，這是她作為浙江美院油畫系學生的畢業作品。

兩個月前肖魯接到邀請參加在中國美術館舉行的中國現代藝術展。肖魯的作品被安排在美術館一樓東大廳進門第一展廳。幫她佈置的是唐宋，唐宋也是應邀參展的藝術家。

下午2時左右，《對話》佈置完畢：兩個並列的、相距不到一米的玻璃電話亭，電話亭裏各有一男一女打電話的背影——實際上是兩張放大到與人身等高的照片，倆人應該在通話，但電話亭之間的紅色電話機，話筒從桌上垂下來，孤伶伶地懸掛着，似乎可以聽到那嘀嘀嘀的忙音……

晚上10點多，住在三姥姥家的肖魯輾轉反側，她起來給李鬆鬆打了個電話。李鬆鬆感覺電話裏肖魯的聲音有些慌亂：“聽説現在風聲很緊，打槍這事打不打？”

李鬆鬆一聽不無失望——15歲的少年覺得打槍這事挺好玩的——他説，“哎呀，都決定了，還是做吧。”

肖魯説，“反正明天你先把槍拿來，然後咱們到時候看，是打還是不打”。肖魯答應次日中午請他吃飯。

大年三十上午，李鬆鬆跟家裏人説他要去看個展覽，家裏人問他中午是否回來吃飯，他高興地答，“不了，肖魯姐姐説請我吃飯，約好了”。他穿了件羽絨服，羽絨服左邊的內兜裏揣着一把手槍，槍裏有三發子彈。10點左右，他騎車到了美術館，10點45，見到肖魯，就在走廊邊上，很多人走來走去的地方，李鬆鬆把槍遞給她，並教她怎麼用——一拉槍栓，子彈上膛，就可以用了。

肖魯將槍揣在懷裏，去找策展人彙報情況。肖魯找到侯瀚如説了開槍的想法，侯瀚如説，再等會兒，等人少點兒再打。

11點，穿一身軍大衣的唐宋也到了。肖魯告訴他槍拿來了。唐宋很興奮地説真的拿來了，他又問了一句，肖魯你怕不怕坐牢。她説這有什麼好怕的。他説那好，那就打吧，觀眾們從《對話》裝置近前退到五六米遠。肖魯對李鬆鬆説，這是唐牀。唐李二人匆匆握了下手。

11點19分。黑衣長髮的肖魯擺好姿勢，右手握槍舉至齊肩，其他人呈“U”形聚集在她的左右和身後。她直視着裝置中電話機後面的鏡子，槍口對準鏡中的自己。手指扳動，肖魯朝鏡中人開了一槍。唐宋叫道“再來一槍！”肖魯又開了第二槍。

因為是在室內，槍聲非常響，而且突兀。人羣潮水般地湧向這個展廳，又湧向美術館大門。

開完槍後，肖魯急急轉身尋找李鬆鬆，李鬆鬆看到她“滿臉通紅，完全像西紅柿那樣”，她穿着半高跟的皮鞋，“噠噠噠”地快步跑到李鬆鬆跟前，把槍塞給他，李鬆鬆把槍放回衣服的內兜裏，那裏頭還有一發子彈。肖魯衝他連着大聲喊了兩遍“鬆鬆快把槍轉移”——用的是當年地下黨的措詞。

槍聲剛落，旁邊的便衣就把唐宋抓了起來。此時，剛把槍交託出去的肖魯躲進了另一個作品《東西南北》中的黑盒子裏。接着在幾個人的護送之下，她從後門溜出來，過馬路，鑽進百花美術用品商店。

11時30分，隔着商店的玻璃窗，肖魯望着五四大街對面的中國美術館，內心惶惶不安。這時她看到唐宋被穿軍大衣的警察押着，從美術館台階上走下來，走過美術館廣場上“不許掉頭”的標識，然後被押上警車帶走了。肖魯覺得真闖大禍了。

這個時候，只有15歲的少年李鬆鬆像沒事人兒一樣揣着槍把美術館其他展廳的作品都看了個遍，在最後一個展廳，工作人員正在喊“都出去，閉館了，出事了”，他問那個人“為什麼閉館”，那人説“出事了，你不知道，那邊都打槍了”。這時差不多是十二點了。李鬆鬆出來，看到有很多車開到了美術館前面的廣場，其中有一輛是公安部的車，“那時公安部的車有那個牌子，‘A’字號的”。那輛車開到台階口時，李鬆鬆正好下台階，從那車上跳下來一男一女兩名中年人，這兩人急匆匆地跑上台階往裏衝。

看到這個宏大場面的時候，李鬆鬆這才意識到事情鬧大了。他感到很無聊，沒事可幹，到中午了，他本來跟肖魯約好了吃午飯的，而肖魯不知道又跑到哪兒去了。

二

幾個月前，肖魯就動了開槍的念頭。

《對話》創作於1988年冬天，當時肖魯有個男朋友，不順的感情生活給肖魯帶來很多困惑和失落，她覺得男女之間的交流極為困難，於是她做了這樣一件作品：一對男女在通電話，然而中間懸空的聽筒卻表明了對話的不可能。

作品完成後，中國美術學院工藝系的老師宋建明去看了，他的建議是作品過於完整，需要破一破。至於如何“破”，要既不能打破玻璃，又有破的痕跡，因此速度很重要。他們談到了用槍，但對可行性沒有什麼把握。

“破”字和開槍的想法，從此在肖魯的腦海裏揮之不去。開槍這一行為所具有的暴力性，暗合了她內心洶湧的極端情緒。之前她只在大學軍訓時打過一次靶。

不久後，肖魯向浙江省射擊隊沙勇提出借槍。在事先沒約定的情況下，某天沙勇帶了一把槍直接過去找肖魯，他向隊裏借槍三個小時，然而他怎麼都找不到她，三個小時後，沙勇把槍還給了射擊隊。

因此在1988年冬浙江美院的畢業展覽上，肖魯開槍的想法未能實現。

1989年1月下旬，得知《對話》入選“中國現代藝術展”，肖魯從所在單位上海油畫雕塑院回杭州安排託運作品之事，在杭州“方舟酒吧”偶遇唐宋，之前她與唐宋並不熟識，他們在酒吧聊了起來，談到各自的作品。

肖魯告訴他自己有朝《對話》開槍的想法。唐宋覺得這想法不錯，“你敢不敢到中國美術館去打兩槍？”

“這有什麼不敢的。”肖魯答道。她説她北京有一個哥兒們李鬆鬆，他好像就有把槍。

李鬆鬆的爺爺和肖魯的外公是抗日時的戰友，兩家是世交。1979年肖魯到中央美院附中上學後，經常去李鬆鬆家，並開始教李鬆鬆畫畫。那時李鬆鬆七八歲，給肖魯亮過一把槍，那是李鬆鬆奶奶在戰爭期間繳得的戰利品。

肖魯的打算是，要是到北京後李鬆鬆能給她借把槍，她就打。

酒吧會面之後，肖魯隨即到了北京。她去找李鬆鬆，見到了多年沒見的小哥們，李鬆鬆在上中央美院附中一年級。當時有其他人在場，肖魯沒有説借槍的事。

後來倆人一起坐電車，在電車上，肖魯問李鬆鬆能不能搞到槍。當時電車在府右街站和西四站之間的路上正好拐個彎，李鬆鬆説，“我正好有把槍”。

那把槍是李鬆鬆從他奶奶那兒偷出來的。那是把自動手槍，槍把上有顆五星，什麼型號如今已沒人記得。前一年夏天，他把它偷出來玩，在玉淵潭打過兩槍，半年來都沒被家裏人發覺。

李鬆鬆問肖魯拿槍做什麼用。肖魯説了參展的事情，李鬆鬆覺得這事一來與藝術有關，二來“咣咣”打兩槍，挺刺激的。

於是李鬆鬆滿口應承下了借槍的事。

三

1989年2月5日上午10點45，李鬆鬆順順當當地把裝好子彈的手槍遞到肖魯手裏，到此時為止，除了肖、李、唐三人外，其他人包括美術館和策展人都對即將發生的槍擊事件一無所知。

這一天，“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在中國美術館開幕，共三個樓層、六個展廳。展覽目錄的前言中這樣寫道：“中國現代藝術的發展，從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算起，已有半個多世紀，其歷程極為坎坷。直至近年，嚴格地講是從1985年以來，現代藝術方在中國衍為激流，釀成運動。這個展覽就是這一蓬勃運動的總結和檢閲。”

評論家稱，這是中國前衞藝術前所未有的一次集體亮相，前衞藝術首次“佔領”官方最權威的中國美術館，是前衞藝術可以公開存在的重大象徵。

美術館前的廣場上到處是“不許掉頭”的標識，布的，紙板的，不許掉頭是叛逆的前衞藝術家們的口號。藝術青年們橫七豎八地躺在大幅的布幅做成的標識上。

美術館裏很熱鬧，上演着各種行為藝術：現場孵蛋，現場洗腳，現場賣對蝦，現場撒放避孕套，現場出現三個白衣人……一名男青年正坐在草墊上“孵蛋”，套在脖子的白紙上寫着：“孵蛋期間，拒絕理論，以免打擾下一代。”

吳山專賣的對蝦比市場價便宜很多，很多人紛紛搶購，美術館館長劉開渠一下就買了30元的對蝦。經濟警察出現了，當警察正在給私自賣對蝦的吳山專開出一張20塊錢的罰單時，吳山專反應很快地在小黑板上寫下“正在盤點”的通告，這一意外事件成為行為藝術《大生意》的一部分，同時也宣告了它的收場。

温普林則請了不少人扛着攝影機到各展廳錄像。攝像機完整地錄下了槍擊 《對話》裝置的全過程，開槍前肖魯和其他人仔細地檢查了一下裝置，兩槍相距時間不到一秒，在玻璃上留下了一大一小兩個槍洞，開完槍後肖魯迅速地轉過身，急急地鑽進人羣，接下來就不見她的人影了。

中午12點，美術館宣佈該展覽暫時關閉，館內的人員也全被勸離美術館。

肖魯看着唐宋被逮走，她驚慌極了，她完全沒有想到會引發這樣的後果。從百花商店出來後，她茫然地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去北京飯店找浙江美院的一位外教萬曼(現已過世)。萬曼教授是她非常信任的人，她把情況跟他説了，萬曼正色説，“我是一個外國人，你不應該找我”。

肖魯失望地從北京飯店出來，坐車來來回回地經過美術館廣場。有一回她看到廣場左邊出現了四輛閃着警笛的軍用吉普車和兩輛麪包車，從上面下來了一些帶鋼盔的防暴警察。人羣從美術館裏被趕出來，聚集在美術館廣場上。

又一次經過中國美術館時，“廣場上‘不許掉頭’的黑色展覽標誌橫幅已經不見了，人們從廣場上被趕到大街上，空曠的中國美術館廣場上，沒有一個人影，一種無聲的肅穆”。

此時在杭州，肖魯的父親接到市公安局的電話，説需要一張肖魯的標準照片，將要用在頒發的全國通緝令上。肖魯決定去自首。

下午4點左右，肖魯坐公共汽車來到美術館前。她在美術館旁邊的小花園碰到李鬆鬆，李鬆鬆用自行車帶着肖魯騎了一百米左右，到了美術館門口，肖魯下車，李鬆鬆一直目送着她，“冬天的西邊的陽光暖暖的照着美術館，她就一直往裏走，上了台階以後好幾個警察就湧過來了，然後肖魯可能是跟他們説了一兩句話，結果‘嗚——’就把她擁進去了，我一看，哦，好了，我就走了”。

肖魯對門口的警衞説的是“我是肖魯，我要到裏面去自首”。門口擺着一個告示牌，“現代藝術大展因故停展”，是這次展覽的主要策展人粟憲庭於下午四點寫的。

警衞放肖魯進去了，她穿過空無一人的美術館廣場，被帶到一間滿是警察的屋子裏，一位中年警官問了一些關於開槍的情況。一名女警官把她帶進一個小房間，搜身，按手印，拍照等等。

傍晚時分，肖魯上了一輛警車，警車開到北京市東城區拘留所。先是接受了一番審訊，審訊的警官問槍是哪兒來，肖魯説是李鬆鬆那兒的。審訊結束後，那位警官拍拍她的肩膀説，“我兒子正在學畫，我真怕他將來學出來，也去幹你這種事。姑娘，我怎麼也想不明白，學畫怎麼學出個打槍來。”

走出審訊室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的另一頭，一個人正從一扇門裏走出來，肖魯一下子認出了那個人——是唐宋！唐宋也剛接受完審訊。二人以非法攜帶槍支罪被罰以五天的行政拘留。

倆人面對面的走着，在一個拐彎處，他們倆不約而同地停住了腳步，“唐宋望着我，我望着唐宋，他微笑地向我點了點頭。就在那一瞬間，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裏，一個簡單的微笑，把我的緊張情緒融化了”。

唐宋的那一笑讓肖魯感到很塌實，“一種浪漫情懷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四

大年三十晚上，肖魯被帶到了女囚室，同屋有兩名女犯。除夕之夜，肖魯把自己的那份餃子讓給了那兩名同屋。她累得早早就睡了。夜裏被人推醒，屋子鐵門上的小窗口打開着，一張又一張老人的臉從小窗口飄過。其中有一位對她説，“姑娘，就是你打的槍，害的我們整個年都沒過好。”事後她聽看守説，那些老人全是大官。

大年初一、初二，她在跟同屋女犯打撲克中度過。初一早晨，李鬆鬆全家準備出門看電影，這時他父親接了個電話，接完他對兒子説，“鬆鬆，公安局現在説你不能隨便出去，你要在家待著”。李鬆鬆在家被扣了三天。

那兩天，各大報紙包括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都登出了一條很小的消息，內容是肖魯、唐宋在中國美術館製造槍擊事件被收審。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國外媒體更是有諸多報道。

大年初三，肖魯和唐宋同時被釋放。肖魯打電話給中央美院附中上學時的好朋友那東燕，那東燕來到拘留所，跟肖魯緊緊擁抱，並在肖魯的釋放單上籤了字。隨後，三人去一家小餐館吃飯，由那東燕請客。那是肖魯最後一次見那東燕，後來那東燕由於感情問題自殺身亡。

在經過四天半的停展後，中國美術館重新開展。肖魯和唐宋一起來到美術館，肖魯覺得經過那一槍後，前來參觀的人更多了。在門口，他們遇到展覽籌委會的費大為，費笑着對肖魯説，“告訴你們，‘美國之音’當天晚上就廣播了這條新聞，全世界都知道了這一槍。當心點！記者們可要把你們給壓扁了。”

肖唐二人進館被不少記者攔住，問題集中於一點：你為什麼要打這一槍？肖魯從未面對過如此大的場面，她不知道如何作答，而唐宋應付自如地替她擋駕。

當晚，肖唐應邀到 《中國美術報》編輯部跟粟憲庭聊天。粟憲庭為這兩槍非常激動，他原本對這次現代藝術大展頗不滿意，“因為它是回顧性的，是從85年就開始準備，一直做不成，後來才做成，做成的時候所有作品都是舊作品了，就變成回顧性的了”，但是槍擊事件“等於是在現場又重新發生了一件事，這個意義就不一樣了，一下子真正把它變成個前衞藝術了”。

唐宋和粟憲庭談了一夜。

第二天，肖唐去中央美術學院找肖魯的同學居奕，在美院教師宿舍裏，他們被一幫人纏住，要求他們聊聊那兩槍。唐宋侃侃而談，從社會、政治、法律等語境闡釋開槍這一行為。肖魯沒有説話，她做《對話》裝置及朝它開槍的動機跟這些毫無關係，只是源於個人情感的困惑，而個人情感，仍是一個非常私密化的區域，她沒法開口。唐宋後來對肖魯説，“你把一個很偉大的作品説小了”。

她徹底失語了。

晚上，肖魯和唐宋找地方過夜。肖魯找到老同學王友身，要借兩間宿舍。王友身説，“幹嘛要兩間？全世界都知道你們是一對，你還跟我裝什麼蒜？”王友身不由分説地只給了一把鑰匙。

那天他們好了。

五

肖唐二人為什麼會這麼快被放出來？有一個説法是這件事捅到了中央，在政治局當班的領導人下令放人。當時相對開明的政治氛圍無形中救了他們。肖唐及李鬆鬆三人的高幹家庭背景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鬆鬆的爺爺為此事作了檢查。

肖魯後來説，“如果在一個法律健全的國家，我和李鬆鬆是會被判刑坐牢的……也正因為在中國，在那個年代，我腦子裏根本就沒有法律觀念，而也正因為中國法律的不確定因素，才導致了這件作品的社會性和政治性及法律的彈性等等”。

2月，《中國美術報》第11期刊登了慄憲庭的文章《兩聲槍響：新潮美術的謝幕禮》，“兩聲槍響就成了新潮美術的謝幕禮……唐宋和肖魯的兩聲槍響把新潮美術的‘臨界點’又往前推了一步。‘臨界點’即前衞藝術家所尋找的強加給社會的新觀念和新樣式的範圍極限。這本身就是一種現代精神，也是中國現代藝術的獨特現象。”

文中認為槍擊事件作者是 “唐宋、肖魯”。

批評家尹吉男在《獨自叩門》一書中甚至認為是唐宋開了那兩槍。對這一切，肖魯一直保持着沉默，直到十五年後她與唐宋的愛情結束。

那兩聲槍響令現代藝術大展的其他作品黯然失色，別的參展藝術家都為此很泄氣。張培力、吳山專、李羣曾到粟憲庭那兒聊天，談起槍擊事件都特別懊惱，粟憲庭説，“吳山專那天在那賣蝦賣得很激動，覺得賣蝦很刺激，槍一響什麼也不刺激了”，“那兩槍把其他人都斃了”。

從後來的情況看，那兩槍不僅成為新潮美術的謝幕禮，而且重新把前衞藝術推到邊緣的境地，它的極端與激進已經越過了官方可以容忍的“臨界點”。此後十數年間，前衞藝術再也沒能進入官方美術館的展廳。

槍擊事件也讓肖魯承受着巨大的壓力，自此後她從藝術界失蹤，消失多年。

1989年12月，肖魯和唐宋出國去了澳大利亞。在澳大利亞，他們的生活一度極為困窘，生活一向優越的肖魯不得不學會做飯，學會收拾出一個整潔的家。當兜裏只剩下十塊錢時，她不得不到紅燈區的街上替人畫像，她的第一個顧客是個變性人，“喉結明顯，汗毛很粗，胸鼓鼓的，穿着長絲襪”。對方問她是不是新來的。肖魯畫得渾身滿手是汗。

2003年，肖魯與唐宋分手。在給朋友的信裏肖魯這樣寫道：“這十五年來，他不要婚姻，不要孩子，我都接受了。我是把愛情當作一種人生理想去實現，我把他看的很重很重，我是真正做到了一種忘我的境界。

分手後的肖魯開始説出當年槍擊事件的詳情、她開槍的原始動機。她認為自己是《槍擊事件》的惟一作者。

2003年10月19日，肖魯推出了新作《十五槍……從1989-2003》，她像一個憤怒女神，朝着十五張當年她向《對話》開槍時的正面照片，開了十五槍，子彈打在照片中的肖魯的額頭上、臉上、眼睛上……

她説，“十五年前的開槍是對着鏡子裏的我，而今天的開槍是對着真正的我自己”。

在《關於十五槍：從1989-2003》的闡述中，肖魯説：“十五年前，當我在中國美術館打了那兩槍之後，我和他從北京東城區看守所出來，一種無形的力量吸引着我，從1989年到2003年，我們整整走過了十五年。”

“今天，我又一次舉起槍，面對着我自己，一年一槍，整整打了十五槍……”

“我們結束了。”

六

2007年7月，肖魯剛剛搬進北京東營藝術區，有了一間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室的牆上掛着槍擊 《對話》及《十五槍》的大幅照片。2006年在嘉德拍賣會上，《對話》以231萬元賣出。

她仍是一頭長黑髮，穿着寬鬆的長裙，覣着拖鞋，趾甲塗成絳紅色。每天中午起牀，有一位保姆照顧飲食。

肖魯1962年生於杭州，父母都是畫油畫的，父母希望肖魯也學油畫，但肖魯更願學跳舞，她學了芭蕾，小學五年級一次意外摔傷了腰，在牀上躺了三個月後，她開始學畫。

照片上的小女孩秀氣、安靜，是父母眼中的乖女兒。父母特別溺愛她，她像温室裏的花朵一樣長大，這使得她的情感非常脆弱，“在別人那兒沒什麼的小事，到我這兒就放大了”。無憂無慮的生活到17歲終結。

17歲時她離開家到北京的中央美院附中上學，父母特別想要保護她，他們為她安排未來，給她介紹的對象是最好朋友的孩子。她習慣了被保護，也接受着父母的安排。當她在感情中一再受到傷害後，她對父母產生了不信任，怨恨，任性，並反抗。她覺得正是父母的過度保護和安排，造成她感情的一次次失敗。

1984年，22歲的肖魯回到杭州讀浙江美院油畫系，此時她父親已是浙江美院校長。有一位給了她極大影響的人就是她後來在槍擊事件之後曾求助的萬曼。萬曼是法國人，在浙江美院有間壁掛工作室，“當時老外在國內很得寵的”。大二時，肖魯請萬曼看她的作品，她所有得意的作品。但萬曼看了後説，“把它們都扔到垃圾堆裏去吧”。肖魯被否定得一塌糊塗，“可能當時中國太封閉了，他説畢加索、塞尚都過時了，而我們覺得很新了，很了不起了”。

萬曼對她説，“不要用一種形式表現，世界這麼大，任何材料都可以用”。萬曼為肖魯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從此她開始嘗試用材料作裝置。

她的畢業作品參加現代藝術大展時，她還只是一個無名的小畫家，槍擊事件讓她一鳴驚人，然而她説，“那件事我的最大收穫是愛情”。

當十五年的愛情結束，她開始懷疑愛情，“兩性中充滿了控制與被控制”，“我的前半生，是以男人的願望來塑造自己，為了得到愛完全放棄自我”。

現 在肖魯覺得自己活開了，她做了一個人字書架放在工作室裏，兩個體積差不多、質地相同的立方體斜靠在一起，肖魯説，“這是我理想中的兩性關係，兩個體積相等的鋼結構，構築一個大寫的‘人’字，它們是平等的，又互相支撐。”

斜身靠在人字書架旁，她笑着説，“我不敢保證自己還會墮入情網”。

(感謝肖魯與粟憲庭就槍擊事件在網上公開的大量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