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母軍

“聖母軍”於1921年9月7日創建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裏，它是天主教傳教和社會福利及社會公益活動的慈善性機構，政治色彩並不突出。

1946年，中國天主教發生了兩件影響深遠的大事。一是梵蒂岡教廷宣佈在中國實行“聖統制”。1948年，中國有20個總主教區（僅4位中國籍總主教）、139個主教區（中國籍主教14人，僅佔十分之一），中國天主教會領導權由在華多年的外籍傳教士掌控。二是中梵兩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46年9月10日，謝壽康成為中國駐梵蒂岡第一任公使；12月，梵蒂岡駐華第一任公使黎培裏（摩納哥籍）來華。

面對國民黨節節失利的局面，黎培裏於1948年將“聖母軍”引進中國，特別突出其反無神論的內容，因此中國的“聖母軍”從一開始就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和作用，這是“聖母軍”在中國的特點。

1948年9月，黎培裏從美國召來莫克勤（愛爾蘭籍神父），由他統領中國的“聖母軍”組織。在黎培裏的親自安排下，1948年在上海設立“天主教中華全國教務協進委員會”統籌全國教務。隨之在委員會內建立了“聖母軍”總部，由黎培裏直接領導，莫克勤、沈士賢（中國籍神父）為總部負責人，在上海、北京、天津建立三個分會。上海分會管轄華東、中南、西南地區；北京分會管轄華北、西北地區；天津分會管轄東北、山東地區。1949年春，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在上海出版了《聖母軍手冊》，內有前羅馬教宗庇護十一世寫給“聖母軍”的信，這是最高命令和執行手冊。在“聖母軍”的名義下，他們經常集會、交流情況、討論工作佈置，還出版了反對新中國和共產黨的書刊，如《恐怖的共產主義》《天主教怎樣對付共產黨》以及破壞天主教革新運動的《學習參考》《聖而公教會》《現代問題解答》《傳教研究》《我們的感想》等百餘種小冊子。

由於天主教徒對“聖母”的特殊宗教感情，“聖母軍”在不少青年男女教徒中產生了新的吸引力。1949年到1950年的兩年間，南到廣東、廣西，西至四川、貴州，北至內蒙古和東北，西北至寧夏、甘肅，“聖母軍”的影響和勢力已經滲透和發展到全國各地的天主教內。

面對新中國的建立，黎培裏四處宣講“有神無神勢不兩立、愛國愛教有矛盾”，命令天主教會以“不看、不聽、不講、不擁護、不控訴、不揭發”的態度和立場來對待新政權；要求“中國天主教只能聽命於梵蒂岡”和“教會長上”；命令外籍傳教士“堅守崗位，不得撤離職守”；要求“無論有會籍的，無會籍的中國人、外國人”，都要“合作”起來，與共產黨、人民解放軍和土改運動對抗到底，不允許天主教徒參加青年團、少年隊、婦代會，不準教徒參加愛國的遊行示威，不準喊“共產黨萬歲”口號等。對參加天主教革新運動的神職人員和天主教徒，以“摘除神權”“絕罰”、不許“望彌撒”、不給“辦神功”、不準“領聖體”等宗教懲罰相威脅。

黎培裏當時名義上仍是梵蒂岡駐“中華民國”公使，他也聽從梵蒂岡指令“堅守崗位”，未曾南遷台灣，為此引起了台灣當局的不滿。但梵蒂岡拒絕承認新中國，基於這一立場，新中國也不承認與它的外交關係。“對於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我們把他們當作普通僑民對待，不當作外交代表對待。”因此，黎培裏的在華身份只能是留在中國的摩納哥籍僑民。

1951年3月31日，天主教南京教區代理主教李維光帶領教眾發表宣言，表示“在抗美援朝、保家衞國偉大的愛國主義旗幟下，我們天主教徒愛國不甘後人”，並首次提出割斷與“羅馬教廷”的聯繫。黎培裏當天即致信全國天主教各教區主教，號召天主教進行抵抗。5月14日，《人民日報》刊登《天主教南京教區教徒聯合宣言》和黎培裏致中國天主教各教區主教的信，並發表短評《決不能容忍》，鼓勵全國愛國反帝的天主教界行動起來，“把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肅清出去”。145月24日，天津天主教革新運動促進會致函南京教區，鼓勵他們再接再厲勇敢地與帝國主義者作鬥爭。

在華外籍傳教士是天主教神職人員，也是在華外國僑民。如何處理停留在中國的大量外國僑民，早在1948年，中共中央就已作出指示，歡迎守法僑民留下，對不法僑民則採用驅逐出境的辦法。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經過教會來保持在我國的帝國主義影響和加緊進行間諜活動”的特務分子，無論外國人或中國人，“均須依照共同綱領第七條堅決懲處”。12月初，劉少奇批示，政府可以在接受羣眾抗議和告發的基礎上獲取證據，證據充足則有權力處罰並驅逐具有反動行為的外籍人員。1951年5月，南京天主教弘光中學校長孫持方等聯名上書南京市市長柯慶施，要求將黎培裏趕出中國。6月24日，《新華日報》發表南京教區副主教李維光帶領750多名神父、教徒要求驅逐黎培裏的簽名書。在這前後，《人民日報》發表了多篇社論和文章，支持南京天主教徒的舉動。6月6日，上海市軍管會召見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秘書長華理柱（美國籍）等人，宣佈協進會停止一切活動，聽候處理。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查封了此機構。6月14日，上海天主教界170餘人要求政府驅逐黎培裏，徹查天主教教務協進委員會。

6月17日，《人民日報》轉發《解放日報》刊登的震旦大學校長鬍文耀的文章，在批判黎培裏的同時，首次公開指出“聖母軍”是黎培裏的反共工具。這是《人民日報》第一次公開點名“聖母軍”。

7月25日，李維光副主教率領南京天主教界3000餘人舉行遊行大會，強烈要求政府驅逐黎培裏出境。

7月底，北京天主教會發表宣言要求政府驅逐黎培裏。《人民日報》刊登了北京天主教會要求驅逐黎培裏等人的8000餘人名單。

9月4日晚10時，南京公安局傳訊黎培裏，宣讀南京市軍管會主任粟裕、副主任唐亮簽發的命令，指出黎培裏的三項嚴重罪行，其中之一是他組織反革命團體“聖母軍”，“以宗教為掩護”，在中國進行危害國家安全和反對人民政府的非法活動，決定將其永遠驅逐出境。

9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天主教徒“必須嚴格分清敵我”，下定決心與潛藏在天主教內的一切帝國主義分子以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分清界限，並把他們清除出去，才是全國天主教徒“唯一正當的出路”。9月6日，南京天主教舉行慶祝大會，並通過了給毛澤東主席的致敬信。

1951年8月17日，北京市軍管會破獲震驚全國的“炮轟天安門案”。馬迪懦（意大利籍，黎培裏的“北京代表”、河北易縣教區主教）協助國際間諜李安東（意大利籍）、山口隆一（日本籍），在北京乃茲府甲六號前梵蒂岡駐華公使代辦處內私收藏迫擊炮、槍支等武器，企圖於10月1日國慶大典時炮轟天安門。外籍天主教神職人員接連卷入顛覆新中國的大案要案，這使得驅逐和取締妄圖破壞新生政權的教職人員及其反動宗教組織“聖母軍”勢在必行。

1951年6月，中共中央明確提出在1951年內摧毀全國“聖母軍”的組織。6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聖母軍”是“帝國主義操縱的反共反蘇反人民的國際性的侵略工具之一”

7月5日，《人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對“聖母軍”的歷史、性質、政治目的、在華破壞活動進行詳細論述，稱其為“天主教內部的反動法西斯秘密組織”

1951年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國轉發天津市委宣傳部關於取締“聖母軍”的計劃，並要求“其他地方亦予注意”

7月13日，天津市軍管會主任黃敬簽署併發布第21號佈告，宣佈取締“聖母軍”；要求一般支團以上職員須進行登記，坦白其從事的活動，交出反動組織證件；一般團員到指定地點，限期辦理手續，聲明退團停止活動，政府不予追究。到7月31日，天津有2000餘人前往登記，聲明退團。

隨之，取締“聖母軍”的行動在全國陸續開展起來。7月10日，瀋陽公安局破獲“聖母軍東北區會案”，隨後逮捕有關外籍傳教士6人（均法國籍）和中國籍神父4人。8月，瀋陽市軍管會下令取締“聖母軍”。7月25日，濟南市軍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8月5日，青島市軍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8月14日，太原軍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11月8日，杭州市軍管會明令取締“聖母軍”，驅逐外籍人員9人，逮捕中國籍“聖母軍”成員21人，登記支團以上職員骨幹分子267人，退團1591人。12月10日，長沙市軍管會下令取締“聖母軍”，逮捕了寶仁（意大利籍）、包澤三（德國籍）、屈天錫（中國籍）、白晴嵐（中國籍）等“聖母軍”指導神父。12月24日，重慶市軍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12月28日，蘭州市軍管會下令取締“聖母軍”，逮捕首要分子24人，驅逐外籍人員85人。湖北、廣東、河南等地也相繼取締了“聖母軍”。

但上海教區的取締活動進展並不順利。在主教龔品梅以及多名外國籍神父的暗中支持下，他們堅持認為“聖母軍”是宗教組織，抗拒退團登記。1951年10月4日，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徐文忠、張秋霖、徐應喬、金順福（均中國籍）等“聖母軍”指導神父。10月6日，逮捕莫克勤（愛爾蘭籍）、沈士賢（中國籍）、陳哲敏（中國籍）、樂康（比利時籍）、趙玉明（加拿大籍）等人。10月8日，上海市軍管會宣佈取締“聖母軍”。10月12日，上海市公安局舉辦“聖母軍罪行展覽會”，設立登記處負責辦理登記和退團手續，先後有400多名團員辦理了手續。1953年3月25日，上海公安局以間諜罪逮捕田望霖、林仁（均比利時籍）和從犯8人；6月15日，再以間諜罪逮捕格壽平（法國籍）、翟光華（美國籍）、梅佔元（法國籍）、斐有文（美國籍）、葛懷仁（美國籍）等人。與此同時，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舉辦“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陰謀破壞活動罪證展覽會”，用實物、圖片進行揭發和教育，參觀羣眾達5萬多人。江蘇南京、海門的天主教徒也推選代表前來參觀；鼓勵天主教徒揭發批判。1955年9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破獲龔品梅反革命集團。之後兩三個月內，上海地區有近3萬名教徒，包括曾參加過“聖母軍”或“教理小組”的青年教徒，分別參加了揭發和聲討的集會，過去曾因反對黎培裏或龔品梅而被“停領聖體”的天主教徒，都“領到了聖體”。

1953年《人民日報》再發社論，要求一定要“肅清潛藏在天主教內的帝國主義分子”，文中提及潛藏在天主教的帝國主義分子，均是“聖母軍”主力成員。同時再次強調人民政府對於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正當的、公開的宗教活動一向是堅決保護的，並特別指出在《共同綱領》和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中“早已明白指出”。

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的簽訂，標誌着中國人民抗美援朝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1953年11月27日至12月16日，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勳、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主持召開全國宗教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的報告指出，天主教外國傳教士（新中國成立時計有2229人）現只有300人（其中準備留下的23人，準備驅逐或限令出境的34人，已判刑的17人，在押審訊中的60人，未處理的166人），“聖母軍”已遭到嚴重打擊，已知全國“聖母軍”團員22322人，在取締過程中登記和退團者佔總數71%。

1957年7月15日至8月2日，中國天主教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26個省市100多個主教區的主教、代主教、副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徒代表241人蔘加，天主教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天主教革新運動宣告成功。 ^[2] 

聖母軍最高領導機關(總部)設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下設有總會、分會、區會，其領導成員有指導司鐸、會長、副會長、秘書、會計、四大基幹；其成員有三種：年滿18歲者並進行過宣誓的為正式會員，未進行宣誓者為候補會員：只登記名字入會者為輔助會員。 ^[4] 

“聖母軍”的基層組織稱支會，一個支會發展到20名團員時，分成兩個支會。若干個支會組成一個區會，若干個區會組成一個分會，分會直屬“聖母軍”總部。每個區會、支會都有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和指導神父。在全國各地，發展最快的是天津、上海和北京。當時天津“聖母軍”分會有6個區會、58個支會，上海“聖母軍”分會有5個區會、57個支會，北京“聖母軍”有9個區會、109個支會。1948年至1951年間，在上海、天津、青島、濟南、開封、北京、漢口等地共建立了“聖母軍”3個分會、28個區會、400多個支會，發展十分迅速。“聖母軍”還高度強調服從性，一旦獲准加入“聖母軍”，團員必須恪盡職守，準時參加週會，服從“聖母軍”的安排，以此來堅定天主教徒的信仰。一直以來，天主教徒的服從性較高，這與天主教教義和歷史有關。 ^[2] 

經過事實調查，“聖母軍”的反動活動基本有如下幾類：

一、大量吸收逃亡地主、惡霸、土匪、特務和其他落後分子，以擴大其反動組織；同時改用聖母慈愛祈禱會的名義，要求人民政府准予登記，企圖爭取合法地位。這一陰謀被揭穿以後，立刻又分成小組，企圖長期潛伏。

二、經常秘密集會，交換情報，討論和佈置進行破壞活動。例如天津‘聖母軍’某支團在荷籍神父滿濟世的領導下曾組織‘聖奧斯定要理研究班’，收聽‘美國之音’的廣播，大肆造謠。又如當天津市愛國青年熱烈報名參加軍事幹部學校時，‘聖母軍’曾分別派出團員到愛國青年學生的家中去散播謠言，進行阻撓。

三、出版和散佈反動書刊，如《現代問題解答》、《恐怖的共產主義》等等。

四、污衊共產黨、人民政府和人民領袖，在教會學校中，打擊共產黨員、青年團和進步學生。

五、積極地幫助文貴賓等帝國主義分子破壞天主教三自革新運動，例如散佈《學習參考》等破壞三自運動的反動文件，阻止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簽名，向進步教徒進行欺騙、威嚇等。

六、用恐怖手段，如寫匿名信、暗殺等反革命行為來破壞社會治安，危害愛國教徒（如最近天津所破獲的滿濟世案件等即是）。 ^[2] 

1951《人民日報》社論指出“聖母軍”是“帝國主義操縱的反共反蘇反人民的國際性的侵略工具之一”，長篇文章稱其為“天主教內部的反動法西斯秘密組織” ^[2] 

綜觀全國各地取締“聖母軍”的行動，採用的方法和路線基本一致，一般將“聖母軍”成員分為三類，一是將進行嚴懲的反革命分子；二是將予以寬大處理的一般反動分子，須向政府坦白活動，登記交出反動組織證件；三是一般團員，向政府聲明退出犯罪組織。 ^[2] 

新中國成立後，天主教梵蒂岡羅馬教廷不承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權，將“聖母軍”引入中國並重點扶持，抵制新政權的無神論。其駐華公使黎培裏通過控制舊中國天主教會權力的大量外籍天主教神職人員，發佈敵視新中國言論，逼迫中國天主教會和一般天主教徒對抗新政權，“聖母軍”是實施號令的最重要的機構，嚴重阻礙了對中國天主教的社會主義改造。為了贏得新中國外交主權獨立、宗教主權獨立，新政權以取締全國範圍的“聖母軍”為切入點，驅逐參與間諜活動的外籍傳教士，對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外交特權和宗教特權，進行了全面整治和肅清，推動了中國天主教界對新中國的政治認同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順利進行。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