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具

詞目：耕具

拼音： gēng jù

注音： ㄍㄥ ㄐㄨˋ

解釋：耕種用的農具。

語出：《金史·阿離合懣傳》：“ 收國 元年， 太祖 即位。 阿離合懣 與 宗翰 以耕具九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 ^[1] 

我國犁耕具的發展

原始農業的耕作方式，實行撂荒耕作制，刀耕火種，農具以石器為主，並廣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人力手工操作。

犁是由一種原始雙刃三角形石器發展起來的，被稱作“石犁”。

夏，商、西周，是我國農業技術的初步發展時期，生產工具和耕作栽培等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和創造，出現了青銅農具。

春秋戰國時期鐵犁的出現，反映了我國農具發展史上的重大變革。

漢代，產生了犁壁，漢代的犁是直轅犁，有雙轅和單轅之分，基本上是二牛抬扛式，特別適合在平原地區使用，能保證田地犁得平直，比較容易駕馭，效率也較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進入牛拉犁耕的階段，以耕—耙—耱為體系的精耕細作技術越來越成熟，直轅犁結構已經相當完善，應用更加廣泛。

隋唐是我國古代精耕細作農業的擴展時期，其農業技術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曲轅犁的應用和推廣，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耕地的質量。曲轅犁的發明，在中國傳統農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它標誌着中國耕犁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階段。我國的傳統步犁發展至此，在結構上便基本定型。此後，曲轅犁就成為中國耕犁的主流犁型。

宋元時期的耕犁是在唐代曲轅犁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和完善，使犁轅縮短、彎曲，減少策額、壓鑱等部件，犁身結構更加輕巧，使用靈活，耕作效率也更高。

明清時期，耕犁已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只是到清代晚期由於冶鐵業的進一步發展，有些耕犁改用鐵轅，省去犁箭，在犁梢中部挖孔槽，用木楔來固定鐵轅和調節深淺，使犁身結構簡化而又不影響耕地功效，也使耕犁更加堅固耐用，既延長了使用時間，又節約了生產成本，也是一種進步。

人類使用工具的歷史遠遠早於農業發明的歷史。在原始的漁獵採集時代，人類就發明了木石工具。最初用於挖掘植物塊莖的木棒逐漸演變成“耒”，經過改進後成為“耜”。這就是原始耕作工具的雛形。中國農業生產工具的發展有很強的連續性，犁的發展演進的連續性更加明顯。從耒耜到石犁，再到青銅犁、鐵犁、直轅犁、曲轅犁，是一個連續的發展過程。一種形制的發生發展伴隨着與其它形制共存、發展高潮到逐漸被新的形制所取代。

耒耜耕地，非常費力，耕作效率低下。人們在勞動的過程中，為了提高勞動效率，減輕勞動強度，便開始琢磨在耒耜的柄上系一繩，由人拉動，後來這種牽拉的繩又被一根木棍代替，形成了一種有犁把、拉桿、犁鏟的新工具，石犁的雛形就出現了。

關於我國犁耕的起源，牟永抗、宋兆麟等學者作了專門的研究，他們將各方觀點作了歸納，提出了以下四種不同的看法③：一是牛耕始於神農，二是起源於商代，三是起源於春秋戰國之際，四是漢代趙過始為牛耕。他們分析認為，從大量史料看，犁耕始於神農，顯然為時過早。至於説趙過發明了牛耕一説，又為時過遲。因為戰國、秦漢時期大量鐵犁鏵的出土。範楚玉教授認為，長江下游水田地區開始進入犁耕農業階段大約在距今5000至4000年間，而黃河流域旱地農業地區在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晚期可能也開始進入犁耕農業階段。當時的犁除了石犁外，一定還有木犁④。

從考古資料中看，犁是由一種原始雙刃三角形石器發展起來的，被稱作“石犁”。距今5000年左右的浙江吳興邱城遺址中已經出現了雙刃三角形石器，即石犁。河南孟津小潘溝新石器晚期遺址出土了一種呈鋭角三角形的石器　。

石犁是由石三角形器發展、演變而來的。石犁的出現，形成了傳統農具“犁”的雛形，具有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對推動播種工藝的發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雖然這一時期犁耕時代還沒有來臨，但為犁耕時代的來臨作了物質上和技術上的準備。

原始農業的耕作方式，實行撂荒耕作制，最初是生荒耕作制，繼之是熟荒耕作制。這一時期耕作技術的特點是刀耕火種，生產技術的重點逐步由林木砍燒轉移到培肥地力。反映原始農業的絕大多數農業遺址呈現以種植業為主，農、牧、採(採集)、獵(漁獵)相結合的經濟面貌。

這一時期的農具以石器為主，並廣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石斧、石錛一類砍伐工具的應用是原始農業的特點之一，與之並存的是播種用的竹木棒和收穫用的石刀、石鐮。鋤、鏟一類翻土工具是稍後出現的，在我國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人力手工操作。

耒，是原始農業早期使用的一種重要的農具，由採集時代的一些工具過渡而來。基本形制是一根適合用手握的木棒，將木棒的一端或兩端砍成或磨成或燒成尖狀物即成。耒的主要功能是為播種時在地面上戳出土穴，再把種子放進土穴中。對於“耒”形制的演變，四川大學的徐中舒教授認為，從甲骨、銅器到山東武梁祠石刻，將及千餘年，此千餘年中，耒的演變，也可以從今傳世的古錢幣中的圓足布、方足布、尖足布等古農具的仿製品中可以瞭解到①。

耜，是由舊石器時代的片狀刮削器或砍砸器演變過來的，耜的最初形狀是不固定的，以後逐漸採用近似圓形的石片，或略帶小柄的圓形石片等，石片的一側有刃口。人類在挖掘植物根的同時，植物周圍的土層也被翻動了。人們利用不同形狀的挖掘器時，不斷的實踐、摸索，發現石片或骨板的刃口寬而鈍時，費時費力，而用近似長方形或橢圓形、刃口略尖的石片或骨板挖掘的效果更好、更省力。

“耜及犁冠作半圓形者，乃其演進中最宜當的形式，最初的耜大概就是木製的圓頭葉式農具。圓頭取其刺地，平葉取其發土多；到了銅器時代，社會上漸次覺得木製的農具不及金屬製的犀利，於是就在平葉前端嵌入半圓形的金屬製耜”②。

耒耜，是由耒和耜兩種獨立的原始農具結合演化而來的一種古老複合型農具。耒變成了耒耜的柄，耜變成了耒耜的頭。人們發現，耜作為工作部分，挖掘植物的塊根塊莖的效率高，效果好；耒細長，作為耒耜的柄，充分利用了人的身高和耒長的優勢。將耒捆綁在耜上，使耜有一個較長的柄，勞動者不僅可以站立操作，耜的受力方式發生了變化，而且人的手腳可以同時使用，擴大了勞動的作業半徑，省時省力。

從我國南北各地出土的耒耜的情況來看，南方出土的骨耜比較多，僅在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了76件骨耜。北方一些地方出土的一般是通體扁平葉狀的石耜。與南方的骨耜一樣，同為耜耕農業的代表農具。石耜以東北的西遼河流域、內蒙古東部出土較多，河南、山西等地也有發現。

原始社會後期，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了較大的提高，農業發展處於溝洫農業時期，即從夏時代起，經商、西周迄春秋止，是我國農業技術的初步發展時期，生產工具和耕作栽培等方面有了較大的進步和創造，出現了青銅農具。考古發現和研究表明，我國青銅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約5000年前，此後經過上千年的發展，到距今4000年前青銅冶鑄技術基本形成，從而進入到青銅時代。

就考古發現的青銅農具實物來説，根據其形制結構特點及其出土狀況分析，其中有些是用於農業耕作的實用器，但也有不少屬於禮儀用器。迄今所知，考古出土的商代西周時期的青銅钁、鏟、鍤、耒、耜、犁、鋤、鐮、銍等總計不過100餘件，但同時期的非金屬同類器具則數以千計。商代西周時期的確存在着青銅農具，但並沒有普遍使用，更沒有取代各種非金屬農具在農業生產中的統治地位。

不管怎樣，青銅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是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的重要標誌，這表明人類社會迎來金屬農具的新時代，為今後鐵犁的出現提供了物質基礎。

冶鐵技術的發明，在人類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商和西周時代進入鼎盛時期的青銅冶煉，到春秋戰國時期繼續發展提高，這為冶鐵技術奠定了物質基礎和技術基礎。隨着冶鐵技術的發明、發展和成熟，在農具製造業範圍內，鐵則逐漸取代了青銅。到戰國晚期，用青銅製造農具已經不多見。各地都有相當數量的戰國時期的鐵農具出土，主要有鐵犁、鐵鋤、鐵鍤、鐵?、鐵鐮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鐵犁的出現，反映了我國農具發展史上的重大變革的時代特點。只有到鐵農具普遍出現的戰國時代以後，犁耕技術才有了較大的發展。

在漢代，產生了犁壁。發現的漢代犁壁主要有板瓦形、菱形、馬鞍形三種。漢代大力推廣先進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方法，耕犁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且在全國各地廣泛使用。漢代的犁是直轅犁，有雙轅和單轅之分，基本上是二牛抬扛式，特別適合在平原地區使用，能保證田地犁得平直，比較容易駕馭，效率也較高。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長期動盪，政權更替頻繁，遊牧民族大量內遷，因此人們通常認為，這一時期北方經濟遭受嚴重摧殘，農業生產處於停滯和衰退狀態。由於長期的動盪和分裂，漢代莊園經濟和以家族勢力為中心、兵農結合、耕戰結合的封閉式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方式，在這一時期得以延續。農業生產已經全面進入牛拉犁耕的階段，以耕—耙—耱為體系的精耕細作技術越來越成熟，直轅犁結構已經相當完善，應用更加廣泛。在這個時期，由於大量的移民南遷，直轅犁和其它農業生產工具、耕作技術逐漸向南方傳播，為曲轅犁的創制，提供了技術條件和推廣基礎。

隋唐以後是我國古代精耕細作農業的擴展時期，其農業技術最重大的成就是南方水田精耕細作技術體系的形成。在土壤耕作方面形成了耕—耙—耖等一套完整的措施。

曲轅犁，又稱“江東犁”，唐代以後廣泛應用於長江下游地區的水田。

唐代陸龜蒙《耒耜經》對曲轅犁的記載是：整架犁由十一個部件組成，用金屬做的有兩件即犁鑱和犁壁，其他是用木材做成，如犁底、壓鑱、策額、犁箭、犁轅、犁梢、犁評、犁建、犁盤。

曲轅犁的應用和推廣，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耕地的質量。曲轅犁的發明，在中國傳統農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它標誌着中國耕犁的發展進入了成熟的階段。我國的傳統步犁發展至此，在結構上便基本定型。此後，曲轅犁就成為中國耕犁的主流犁型。

宋元時期的耕犁是在唐代曲轅犁的基礎上，加以改進和完善，使犁轅縮短、彎曲，減少策額、壓鑱等部件，犁身結構更加輕巧，使用靈活，耕作效率也更高。

到了明清時期，耕犁已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只是到清代晚期由於冶鐵業的進一步發展，有些耕犁改用鐵轅，省去犁箭，在犁梢中部挖孔槽，用木楔來固定鐵轅和調節深淺，使犁身結構簡化而又不影響耕地功效，也使耕犁更加堅固耐用，既延長了使用時間，又節約了生產成本，也是一種進步。

犁耕技術進步的推動力

從歷史的發展軌跡看，每一次犁的型制和耕地技術的發展進步，都與生產力的進步和社會制度的更迭、歷代統治者的重農與革新、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相關行業技術的進步、人口遷移與生產環境的變化、科技文化交流與民族文化交融等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正是這些因素的推動，使我國古代犁的形制一次次改變，犁耕技術一次次取得重大突破，犁在社會發展和農業生產中的作用一次次提升。

社會經濟制度的更迭

社會經濟制度的更迭，説到底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作用的推動。生產力發展了，它要突破生產關係的羈絆，從而推動社會經濟制度的進步，社會經濟制度的進步，也改善了生產關係，使新的生產關係更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反過來推動了生產力的進步。可見，社會經濟制度對農業生產和生產工具的發明、改進、發展影響是巨大的。我國古代每次新的生產工具的出現，都是與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革或調整分不開的。但農業生產和生產工具的發明、改進不是單純地受社會經濟制度的制約，農業生產的發展，生產工具的發明、改進，也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制度的建立或這種經濟制度的調整提供了客觀需要和物質基礎，而這種經濟制度建立和調整後，又反過來對農業生產的發展和生產工具的發明、改進產生深刻的影響。它們相互作用，共同進步。

我國奴隸社會，奴隸主統治者極力推行井田制，而井田制正是建立在溝洫農業的基礎上的。井田制的實行又反過來使耒耜、溝洫、耦耕相結合這樣一種農業形態獲得了加強。奴隸在耦耕、脅田的過程中，有機會在一起研究實驗新的耕作方法和開發新的耕墾農具，發明青銅冶煉技術，並把這一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工具的發明、改進上，促使耕作技術在耒耜的基礎上，創制了青銅犁。

鐵犁與牛耕的使用，商品交換的發展突破了井田制的樊籬，導致了封建地主制的建立，而我國精耕細作農業也進入了成型期。溝洫農業時期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已經孕育着精耕細作農業，但它的形成和發展也是離不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發生和發展這個重要條件的。在我國封建地主制下，農業生產主要是由個體農户經營的，農民人身相對自由，土地可以私有，實行地租，經營比較自主，因此他們生產有動力，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都比較高。但在多子繼承、土地可以買賣和兼併等條件下，他們的經營規模狹小，生產條件不穩定。這樣，中國古代農民就有必要、有可能，而且也願意用多投勞動、精細耕作的方法，爭取在有限的土地上獲得儘可能多的產品。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體系正是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我國封建地主經濟制度有其特有的強大的自我調節能力和再生能力，從唐宋以迄明清，正是地主經濟制的自我調整，使小農進行生產的條件獲得某種改善，人們有積極性對自己使用的農具進行改進，併發明瞭新的農具，從而使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精耕細作農業繼續獲得發展。

由此看出，社會經濟制度對農業生產和農業生產工具特別是犁的發明和改進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歷代統治者重農與革新

我國古代歷朝歷代都把富國強兵作為自己治國安邦的重要目標，但富國和強兵都離不開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民的安居樂業。於是，形形色色的重農思想登上了歷史的舞台。其中最典型的是“國富論”與“民富論”、“上下俱富論”以及“三才論”等等，在歷史上都產生過重要影響⑤。

最早提出國富論的代表人物是戰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商鞅(約公元前390－前338年)。商鞅應秦孝公之召入秦後，力勸孝公變法圖強。商鞅認為，要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大力發展農業生產，“善為國者，倉廩雖滿，不偷於農”。他主張“事本”而“抑末”。這就是我國曆史上推行“重農抑商”政策的理論由來。

與“國富論”相對立的是“民富論”，其代表人物是孟軻(尊稱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孟軻則主張用仁政感化達到統一。施行仁政，首先要使人民生活富足，安居樂業。孟軻提出要讓農民擁有賴以生活的“恆產”，即耕地。

到戰國後期，出現了融合兩派觀點的新的經濟管理理論，即“上下俱富論”。這個經濟學派的理論核心是主張國家在政策取向上必須做到“上下俱富”，否則國富民貧或者民富國虛都是危險的。《管子》和《荀子》比較集中地闡述了這種新的理論。

《管子》吸收了商鞅的“農本”思想，把農業稱為“本事”，認為農業是社會經濟的基礎，只有發展農業生產，才能使國庫充盈和人民富足。“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顯然，《管子》的經濟觀比商鞅的狹隘國富論更具有治國的實用性。

荀子的經濟思想核心是“以政裕民”，與今天常説的“政策興農”很相近。荀子主張統治者要減輕農民的賦税負擔，合理徵收集市商品的交易税，減少商人(非農人口)的數量，少抽調民夫徭役，尤其不要妨礙農事耕作，這樣國家就富裕了。荀子還主張通過一系列政策措施來管理和促進農業生產，他認為“節用故多餘，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粟出百倍”。

《呂氏春秋》第一次將“三才”思想用於解釋農業生產：“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這裏的“稼”，指農作物，也可泛指農業生產活動，“天”、“地”則指農業生產的環境因素，人是農業生產活動的主體。這段話突出農業生產的整體觀、聯繫觀、環境觀，在我國傳統農學中佔有重要的指導性地位。

北魏農學家、《齊民要術》作者賈思勰繼承和發展了“三才”思想，他指出人在農業生產中的主導作用是在尊重和掌握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實現的，強調生產安排的因時、因地、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則。

總的來説，古代的統治者的重農思想，雖然沒有直接作用於犁耕技術的發展，但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從而間接地推動了農具的發展。首先，這些重農思想得到了封建統治者的認同，並用政治控制的手段將這些思想融於實際農業政策中，推動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其次，這些重農思想的推行，使用國家政權更加適合生產力的發展，改善了生產關係，從而大大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第三，農業生產發展了，生產力要發展，必然推動生產力中的生產要素的發展，作為生產力重要要素的生產工具，也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不斷創制、改進、完善。這些重農思想的推行，歸根結底，細微之處還是落實到農具的發展上來。

在我國古代，不僅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重農思想，而且在農業生產方面設立了專門的官職，推廣普及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其中也包括農業生產工具。在原始社會部落聯盟的堯、舜、禹時代，氏族公社就設立了掌管治水、農耕、漁獵的職官；到了商、周，統治者倡導耦耕、休閒耕作；戰國時期，封建統治者大力推廣鐵犁及深耕、熟耰、易耨等主要技術；漢代專門設立主管農業生產的官職，“搜粟都尉”趙過組織大批的能工巧匠對農具創制、研發、改進和推廣，使犁耕技術得到了廣泛普及與應用，大力推行牛耕技術；唐代創制了曲轅犁，等等，這些不僅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而且對犁耕技術的發展與普及，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人口增長與遷移

人口的消長、轉移和分佈對農業生產工具的創制、改進發生重大的影響。在手工操作為主的古代農業時代，人口的增長提供了進行農業生產最重要的要素——勞動力。所以農業總是在人口分佈比較集中的地方發展起來，新的農業生產工具也是在人口分佈比較集中的地方發明、創制出來，並在那裏推行開來。而人口的轉移往往導致農業重心的轉移，這就客觀上造成了農業耕作技術和農業生產工具的傳播。

古代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人口繁衍提供了物質前提，諸侯各國和歷代帝王為了贏得戰爭，對發展農業生產和人口增長非常重視，頒行了一系列的興農政策措施，在客觀上推動了人口的增長。“秦漢時期的關中地區，農業繁榮，户口增加，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達200人以上，其餘地方100至200人，而江浙一帶的人口密度不到10人，南方大部分地區不到3人，直到到隋唐時期，南方已大有開發，北南人口之比才上升到7：3。”⑥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黃河流域的河南、山東、山西、河北、陝西五省共有人口2800多萬，佔全國總人口的2/3，而面積數倍於它的中東南八省(江蘇、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東、廣西)68萬餘人，僅佔全國總人口1/10強⑦。

魏晉以來，由於長期的戰爭、災害的影響，有多次大規模的北人南遷，西晉“八王之亂”開始，中原人口大量遷移江南。永嘉之亂後，洛陽傾覆，中原的農業科學技術和生產工具也隨之遷移江左。安史亂後，宋金對峙時期人口大遷移促進了江南社會經濟的又一次大發展。江南農業的每一次飛速發展和農業生產工具的革新都伴隨着中原地區的技術和文化的大規模南移，為南方精耕細作農業體系的形成準備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他們也帶來了大量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

農業生產環境的變化

我國國土遼闊，南北緯度跨度大，海拔高度相差很大，生態環境多樣化。在不同氣候的作用下形成多樣的土壤類型，豐富的作物種類，千變萬化的生產環境。不同的土壤條件、作物類型、生產環境對犁耕技術的要求不同，從而創制出不同形制的犁。

1.土壤條件。犁耕作為一種破劃土的運動，那就必然與土壤的質地有着直接的關係。不同的土壤類型對犁的結構要求不同，為了適應不同的土壤類型，犁的形制也必須產生變化。

我國土壤類型豐富，但是真正能適合作物生長的土壤類型有：磚紅壤、赤紅壤、紅壤、黃壤、黃棕壤、棕壤、暗棕壤、寒棕壤(漂灰土)、褐土、黑鈣土、黑壚土等⑧。中國耕作土壤呈現不同的地理分佈：磚紅壤、赤紅壤、紅壤、黃壤、黃棕壤等類型主要分在我國的南方；而棕壤、暗棕壤、寒棕壤(漂灰土)、褐土、黑鈣土、黑壚土等類型主要分佈在我國的北方。不同的土壤類型，土壤的顆粒(土粒)的大小不一樣，土粒的大小直接影響土壤的物理性狀，一般來説，隨着土粒直徑的減小，土粒的吸濕量、最大吸濕量、持水量、毛細管持水量將增加，而土壤的通氣性、透水度則降低，土壤的力學參數如凝聚力變大；反之，土粒的直徑加大，土粒的吸濕量、最大吸濕量、持水量、毛細管持水量將減少，而土壤的通氣性、透水度則升高，土壤的凝聚力變小⑨。土壤的凝聚力對犁耕技術來説，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土壤中所含粘粒的成份越大，則土粒之間的凝聚力也越大，耕作時土壤不易破碎，犁耕時的阻力也大。我國南方地區的土壤主要是這類粘性土壤。相反，砂土和砂壤土因所含粘粒的成份很少，所以耕作時土壤易於破碎，犁耕時的阻力也較小⑩。

由於這些條件的變化，要求不同形制的犁與之相適應。北方更適合直轅犁等形制犁的使用，犁鏵薄而大，犁壁短且小，或者根本就不需要犁壁，犁鏵朝上的部分凸起，起到翻土的作用。而南方水田更適合曲轅犁的使用，犁的起土、鬆土、深翻曬土的作用才能夠得到全面的發揮，這就要求犁的結構上，首先犁鏵(鑱)要厚而小，犁鏵尖部呈鋭角，便於切入土層、深耕起土；要有形體上較大較長且明顯曲面的犁壁，便於翻土徹底，這就要求要有犁箭，以便可以上下調節犁耕的深度，因而犁評、犁建也就應運而生。

2.作物類型。不同的作物對犁耕技術的要求不同。許多流傳下來的農業諺語中略見一斑，如：“棉花一條根，只要犁得深。”“豆子一條根，只要犁得深。”“犁田多一寸，穀穗長一寸。”“淺耕稀植得稻草，深耕密植長珠寶。”“深耕長谷，淺耕長殼。”“深耕細耙，稻長下巴；瞞犁塌耙，稻穀少打”11。由於深耕對作物生長有很多好處，但深耕對犁耕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犁的形制因耕作的深度不同而應有變化，深耕，則犁鏵要厚，鏵面要平，便於吃土，能夠承受強大的拉力江，而且要有犁壁，便於翻土。淺耕，則犁鏵要薄，不一定要安裝犁壁，犁鏵面突起，可以起到翻土、開溝的作用。

3.生產環境。大量的人口來到南方後，農業生產環境同北方比，發生了很大變化，南方多半是水鄉澤國，山地、丘陵，耕地要麼是畲田、梯田等小田塊，要麼是圍田、圩田等“塘浦圩田”，要麼是塗田和沙田、架田等，南方雨水充沛，土壤粘性大，等等，北方的長轅直轅犁非常不適合南方生產環境的需要，人們不得不發明以曲轅犁為代表的新的南方水田生產工具，來取代舊式的耕犁。

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

土地利用形式的發展動力首先源於人口壓力。唐宋以後，隨着經濟重心的南移，南方人口大量增加，出現了人多地少的局面。何處去取得耕地的補償呢？南方和北方相比，地形地勢較為複雜，除了有早已開墾利用的平原以外，更多的是山川和湖泊，於是與水爭田，與山爭地是解決耕地不足的主要方向。另外，各種農具的出現，也為土地利用方式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隋唐宋元時期的土地利用形式有畲田、梯田、圩田、沙田和塗田等幾種主要的形式。

擴大耕地面積有賴於農具的改進，犁刀的出現就是一個例子。荒地年久失耕，根株駢密，為了適應開墾荒地的需要，出現了犁刀。嚴格説來，犁刀並不是一種能單獨使用的農具，而只是一種附加在犁上的一種刀刃，這種刀刃有良好的破土和節斷根株的性能。

在擴大耕地面積、改進農具的同時，隨着經濟重心的南移，稻作的勃興，一大批與稻作有關的農具相繼出現，唐代出現了以江東犁(曲轅犁)為代表的水田整地農具，包括水田耙、碌碡和礰礋。宋代耖得以普及，標誌着水田整地農具的完善，還出現了秧馬、秧船等與水稻移栽有關的農具，宋元時期則是水田中耕農具的完善時期。

在人均土地面積減少的條件下，解決民食問題的主要途徑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稻麥二熟是唐宋時期農業生產的突出標誌，多熟種植和提高複種指數明清時期農業生產的重要標誌。明清時期，在江南地區，雙季稻開始推廣，在華南和台灣部分地區，出現了一年三熟的種植制度，而在北方，二年三熟制獲得了發展。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糧菜間套作一年三熟和二年三熟的最大限度利用土地的方式。

這些不同土地類型的開發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增加，一方面直接或間接地擴大了耕地面積，另一方面對犁耕技術提出了新的要求，犁轅不能太直太長，以適應梯田、圩田、塗田、沙田等耕地實際狀況的需要；提高犁鏵的質量和犁體本身的強度，堅固耐用，以適應多熟制和提高複種指數的需要，因此，人們在長期的農業生產實踐的探索中，創制了曲轅犁。曲轅犁，是在北方長轅直轅犁的基礎上創制而來。

相關行業技術的進步

犁耕技術的發明與進步，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與相關行業技術的進步和發展密切相關。金屬　鑄造技術的成熟，工程技術和製造技術水平的進步，以及人們對數學、力學等自然科學認識的提高和相關知識的不斷積累，並將其應用到農具的發明和創制過程中，使得人類可以使用金屬製造生產工具。

1.金屬冶煉技術的成熟。青銅和鐵的冶煉技術的發明與發展，對犁耕技術的進步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製陶技術的成熟，煤炭等新燃料的使用，極大地推進了金屬冶煉技術的成熟和金屬鑄造技術的進步，提高了鐵製犁的硬度和抗性。在陶製容器中用木炭可將鹼式碳酸銅還原成金屬銅，然後鑄成各種形狀的器皿和用具。考古資料已經證實，在公元前3000年，人類已經普遍掌握了用木炭鍊銅的技術。公元前200年的西漢初年，我國勞動人民已經把煤炭作為新的燃料，帶入的冶金行業，於是中國迅速普及了鐵器工具。

2.工程技術的進步。隨着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們在同自然界的鬥爭中，不僅提高了自己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且推進了工程技術的進步，對犁耕技術的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人們在修建水渠、堤壩、房屋等建築工程時，對物體的結構、不同物體使用的環境和受力情況，都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人們把這些認識經過相互學習、總結歸納，並逐步應用到農具的改造上來，對犁體結構的變化產生深遠的影響。犁的動力部件由原來的耒耜結構，演變可用人拉或畜力牽拉的木棍或繩索，原始的犁轅就出現了。人們通過對工程結構的認識，來改造犁體的結構，使在使用過程中增加了穩定性。這樣，一箇中國式的框形犁就出現了。

3.製造業水平的提高。古代的戰爭推動了木工技術和金屬鑄造技術的進步，從另一個側面上有力地推進了犁耕技術的發展。古代社會一次又一次的戰爭，促使金屬武器普及，並逐漸佔據統治地位。戰爭促使金屬鑄造和木工等技術的不斷進步，金屬鑄造和木工等先進的科學技術首先應用到戰爭中，為戰爭的最後勝利提供物質條件和技術保證。這樣，木工技術、金屬鑄造技術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這些技術應用到農業生產中，同時也完全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古代戰爭中，畜力牽拉的戰車，其木質結構的轅，被人們認識後，應用到農業生產工具中，變成了直轅犁的轅，戰車的畜力牽拉方式也被應用到耕地農具的牽拉方式中。犁的動力部件和牽拉動力改變了，犁耕技術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犁鏵的鑄造，也會得益於兵器中的劍、槍、箭等金屬兵器的鑄造技術，這些技術在農業生產工具鑄造過程中的應用，無疑也改變了犁鏵的形制，提高了犁鏵的入土效果，提高了工作效率。

4.人們對自然科學的認識和相關知識的積累。由於人們在工程修造、金屬器具的鑄造過程中，對數學、力學等自然科學知識有一個全新的認識。使人們在製造犁的木質結構和金屬結構時，也得到了新的啓迪。從考古資料來看，最初的鐵犁應用於黃河中下游地區，這些地區屬於北方旱作區，土地肥沃且疏鬆，易於耕種。犁鏵的夾角呈鈍角，而犁耕技術被帶到南方，大量水田和紅黃土壤，使用鈍角犁鏵，阻力大，而且還不便於翻土。這就要求對犁鏵的形制進行改進，犁鏵的夾角變小，犁鏵上面平滑，以便於犁鏵容易切入土層，減少阻力，減輕牽拉力量。這時的犁鏵也就變成“犁鑱”。《授時通考》中對南北方犁鏵的形制的描述：“鏵與鑱頗異，鑱狹而厚，惟可正用。鏵闊而薄，翻覆可使。”

犁轅由直變曲，一方面可以使犁頭翻起的土垡不再受犁轅的影響，提高犁耕的質量。另一方面，可以使犁轅的牽引點降低到一個合適的位置，犁的牽引點(犁盤與犁轅相交處)、犁的阻力點(犁鏵尖端)和牛的施力點(牛肩與牛軛接觸處)處於一條直線上時，只要牽引力在水平方向有一個很小的分力，犁就會按照水平方向勻速運動，從而大大地減輕了犁的阻力，役畜的牽拉力也減小12。

科技文化交流與民族文化交融

科技文化交流與民族文化交融，有力地推動科學技術和文化的傳播與融合，從而推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生產工具的革新。

不同的民族創造的文化存在差異，不同地域的文化風貌也不盡相同。人口在空間上的流動，實質上也就是他們所負載的文化在空間上的流動。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民族文化交流，實際上是科學技術和文化的遷移和交流。在信息交流主要靠人工傳遞的古代社會，文化傳播一般都藉助人口的遷移或相互交流來完成。

民族的特徵之一是有共同的經濟生產，而農業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因此，從事不同類型的農業，成為區別不同民族的重要依據之一，並形成不同類型的文化圈。文化圈的內部，存在一定的結構和功能。農業的發展包括縱的和橫的兩個方面：縱的方面是生產內容的豐富、生產領域的擴大、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技術的提高，等等；橫的方面是先進技術的推廣，農業地區的擴展，等等。這兩個方面都是在各民族鬥爭和融合的過程中向前推進的，以至於我們很難把各民族的成就截然分開。

我國曆史上很早就形成了各民族彼此雜居和互相交叉的局面，即所謂“大雜居、小聚居”。由於戰爭、逃亡、戍邊、屯田、經商等原因，各少數民族地區無不居住着相當數量的漢人和其他族人，有些甚至融化到這些少數民族中去。他們一方面學習、適應當地民族的生產經濟和生活方式，同時又傳播漢族和其他民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促進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我國農業的許多歷史成果，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中國歷史上出現過幾次大的分裂，但每次分裂最後都被新的、更大的統一所代替。每一次新的統一都促進了各民族的互相聯繫和往來，他們帶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產技術。這些文化和技術的交融有物質的，也有非物質的。民族間的融合，不僅帶來文化的交融，而且帶來農業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傳播。漢唐以來，由於中原人口的增加，加之連年的戰亂、饑荒，大批的中原人口向地廣人稀的南方稻作地區和北方遊牧民族地區轉移。他們不僅帶走了自己的妻兒老小、用品傢什，而且帶走了流淌在自己血液裏的文化、中原先進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生產工具。這些遷入者在新的生存環境中，與當地土著民族產生民族文化碰撞和科學技術交流，互相融合，互相包容，互相學習，並結合新的環境中自然生態條件的實際，改進了原來的耕作技術和耕作方法，創制了大量的新農具。從仍在中國不同地區使用的犁的形制來看，例如山西某些地方使用的鏹犁、貴州瑤族地區使用的夫妻犁、雲南各民族使用的各種形制的犁，都或多或少地留有古代中原地區直轅犁和唐代創制的曲轅犁的印記。這些犁耕技術的交融和結合，既豐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內涵，又改進、提高了各民族的農業生產技術，為各民族的繁榮、進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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