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口西周墓地

大河口西周墓地位於翼城縣城以東約6公里處，處於一片兩河交匯形成的三角洲高地上。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與西側台地相接外，皆為溝壑地貌，澮河干流和支流分別縈繞墓地西南兩側流過，地勢為北高南低的向陽緩坡。其北部為太嶽山餘脈和尚公德山（又名二峯山），東南為太行山餘脈翔山，西部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為沖積平原。在墓地的周圍發現了幾處不同時期的遺址，其中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墓地西南方的澮河東岸台地上，西周遺址位於墓地西南約0.5公里處，東周和漢代遺址分佈於墓地東北、東側和西南方台地上，墓地範圍內也包含有數十座東周窖穴遺存。 ^[2] 

2007年5月大河口西周墓地被盜發現，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報請國家文物局批准，於2007年9月至2008年5月進行了考古勘探和試掘，共試掘了6座墓葬；2008年9月至12月進行了全面普探，通過勘探發掘瞭解到墓地分佈面積約4萬餘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 1000餘座。2009年5月開始進行大規模搶救性發掘。已揭露面積15000餘平方米，發現墓葬615座，車馬坑22座。墓葬內出土的青銅器種類有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車馬器、樂器等；陶器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玉、石、骨、蚌器、貝和串飾較多，部分墓葬隨葬錫器或漆器，個別墓葬甚至發現有金器。到2011年4月末，大河口西周墓地發掘工作進入尾聲，僅剩下數十座小型墓葬尚未發掘、保護。

為了保證遺址科學順利地發掘，工作人員進行了全面部署。以勘探結果為依據，選擇重點區域，確定發掘面積，設立座標基點，統一分區布方，首先進行抽樣式小探方發掘，再進行大面積探方揭露，按層位發掘所有探方墓口上文化層，暴露墓口，拍攝探方全景照後，打掉隔梁，然後將每座墓葬下挖30釐米，對墓葬進行統一測量繪圖、航拍、編號，再按計劃有步驟地發掘單個墓葬。墓葬填土採取半剖面或多剖面結合的發掘方法，按照逆埋葬順序逐層發掘，並及時做好記錄資料、取樣和現場文物保護工作，加強多學科合作。此次大規模發掘發現並搶救了一大批珍貴的文物，考古工作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成果。 ^[2-3] 

2017年6月7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獲悉，經過考古工作者3年再發掘，翼城大河口西周“霸國”墓地已全部發掘完成。10年間，共發掘墓葬2200餘座，出土器物2.5萬餘件組。 ^[4] 

墓葬形制均為長方形土壙豎穴，多口小底大。葬俗絕大多數為東西向墓葬，以頭向西為主，少量頭向東，南北向墓葬僅10餘座。墓葬間很少發現有打破現象，大中型墓葬在發掘區域內散佈，分佈沒有明顯規律，區域內墓葬聚羣特徵明顯。車馬坑均位於大中型墓葬的東側，除1座為南北向外，餘均為東西向。部分墓葬發現有腳窩和生土二層台，個別墓葬有壁龕，葬具為一棺、一棺一槨或二棺一槨，槨蓋板一般為橫鋪，棺蓋板、底板和槨底板一般為豎鋪（個別例外），四壁立板間多為榫卯結構。墓主多為仰身直肢，個別為屈肢葬，未發現俯身葬式。發現腰坑和腰坑殉狗的墓葬較多，未發現殉人。僅2008年發掘的M1發現有四個斜洞，其餘墓葬均未發現此類設施。隨葬器物多放置在墓主頭前，其餘置於棺槨間、二層台上、棺內或蓋板上，大中型墓葬以隨葬青銅器為主，小型墓葬以隨葬陶器為主。青銅器種類豐富，食器、酒器、水器、兵器、工具、車馬器、樂器等都有發現；陶器組合主要有鬲、鬲罐、罐、鬲盆罐等等；玉、石、骨、蚌器、貝和串飾較多；部分墓葬隨葬錫器或漆器；個別墓葬發現有金器；少部分墓葬未發現隨葬器物。

M1為東西方向，土坑豎穴，口小底大，墓口長4.25米、寬3.22米、墓底長4.6米、寬3.78米、自深9.75米，在墓口平面四角外發現4個通向墓壁的斜洞，這是繼絳縣橫水墓地之後又一次發現類似的斜洞設施。墓主頭向西，仰身直下肢，一棺一槨，槨底有一腰坑。在墓室二層台之上四壁發現11個壁龕，壁龕內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物，已發現的漆木器有俎、罍、豆、壺、杯（雙耳杯、單耳杯、角狀杯）、犧尊、坐屏等等，在一座墓葬內發現如此多的壁龕、並且在壁龕內放置大量器物的現象，為西周墓考古中首見。在東部二層台上發現兩個漆木俑，雙足站立於漆木龜上，雙手作持物狀，兩俑前面及側面放置有漆木器，這在中原地區西周墓葬內也是首見。在其他幾面二層台上還發現有帶木柄銅兵器和漆木盾牌等。在墓室內棺槨之間或棺蓋上發現了大量的青銅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其中青銅器數量最多，包括禮器、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青銅禮器中有鼎24件、簋9件、鬲7件、甗1件、盤1件、盉1件、觚1件、爵6件、觶8 件、尊2件、卣4件、罍1件、單耳罐1件、鬥1件等，樂器有銅鐘和鐃3組8件，發現的木盾牌青銅飾昜、兵器戈、戟、矛、鉞等30餘件都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很多兵器遺存有木柄，銅工具有斧、鑿、鏟等。銅車馬器有銅掛繮鈎、鑾鈴、車轄、當盧等，還發現原始瓷尊4件，瓷豆6件，瓷瓿1件，陶器有鼎2件、鬲1件、豆6件、筒形尊1件、爵杯2件、壺1件、圈足盤1件、三足盤1件等，此外還發現大量的玉石器、骨器、龜甲、鹿角、蚌器、貝等。24件銅鼎中有方鼎2件，一件為四足圓角方鼎，一件為四足方角方鼎，腹足帶扉稜圓鼎8件，其中一件鼎內壁銘“伯作寶尊彝”，無扉稜柱足圓鼎12件，扁足鼎2件。銅簋9件，其中方座簋 2件，高圈足簋2件，豎條紋簋1件，喇叭形圈足簋1件，內底鑄銘文“□父戊”，鼎式簋1件，蓋、器內底有銘文“芮公舍霸馬兩玉金用鑄簋”，乳釘紋簋1件，圈足三足簋1件，蓋底對銘“霸中作旅彝”，4件銅卣形制略同，從大到小排列，前兩件形制相同，後兩件形制相同。其中最大的一件卣蓋內銘“燕侯旨作姑妹寶尊彝”，卣內置酒器一套7件。6件銅爵中有兩件銘“旨作父辛爵”。銅觶6件，其中一件蓋內銘“析父丁”。從隨葬兵器等判斷墓主為男性。

M2為一座三鼎墓，土壙豎穴，東西向，墓主頭向西，墓口長3.51米、寬2.49米、墓底長4.2米、寬3.47米、自深8.2米，兩棺一槨，墓主為女性，仰身直肢。隨葬銅器有鼎3件、簋1件、甗1件、盤1件、盉1件、盆1件、鍾1件等，陶器有鬲1件、罐1件、三足甕1件、未燒結碎陶器7件，玉石串飾7 件、項飾2件、玉玦8件、握玉2件、柄形飾2組。另外還發現蚌器和貝等。在M2銅甗內壁發現有鑄銘“唯正月初吉霸（□）伯作寶甗其永用”。

M1017墓口長5米、寬3.4米、自深10米，口小底大，墓主頭向西，有腰坑。墓室內發現大量青銅器、玉石器、錫器、蚌器、貝等，數十件青銅容器置於墓主頭前棺槨之間，其餘青銅器發現於棺槨之間或棺蓋上。青銅器種類有食器、酒器、水器、樂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青銅食器中鼎簋數量較多，計有方鼎5 件、圓鼎8件、簋6件、盨2件、鬲1件、盆1件、豆4件、甗1件、觚3件、爵7件、觶2件、尊3件、卣3件、罍1件、斝1件、鬥1件、壺1件、盂1件、盤 1件、盉1件、甬鍾3件，青銅兵器戈、矛、鏃多件，工具有鑿、刀等，金柄形器1件，錫器6件，二層台上發現陶鬲1件。在青銅盂、簋、豆等器內發現銘文，其中銅豆蓋內銘“霸伯作大寶尊彝其孫孫子子萬年永用”。此墓已整體搬遷至室內進行發掘。

M2002墓口長2.75米、寬1.68米、墓底長3.83米、寬2.83米、自深9.91米，口小底大，墓主頭向西，腰坑內殉狗1只，一棺一槨，墓主仰身直肢，為男性。隨葬銅鼎3件、簋3件、鬲2件、甗1件、盤1件、鳥尊形盉1件，及大量的青銅兵器、車馬器和工具等，還發現陶鬲1件及鉛、玉、石、骨、蚌、貝等器物。其中出土的瓦稜紋扁腹圈足雙耳銅簋的蓋、內底鑄有銘文4行近30字，鳥尊形盉蓋內鑄銘文8行約50字。

M1034墓口長3米、寬1.61米、墓底長3.15米、寬1.86米、自深4.43米，口小底大，墓主頭向西，腰坑內殉狗1只，一棺一槨，墓主仰身直肢，雙手置於髖骨位置，為男性。隨葬銅鼎3件、銅簋2件，及大量的青銅兵器、車馬器、漆器、蚌器和貝等。 ^[6] 

在試掘階段，考古隊就發現這是一個諸侯國君級別的墓——墓葬二層台四壁有11個壁龕，壁龕內放置漆木器、原始瓷器、陶器等物。

從出土的青銅器上面的銘文確證，大河口墓地墓主的國族名為 “霸”，“霸伯”是這裏的最高權力擁有者。“霸”國的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較明顯，並具有自身獨特的文化風格。其人羣應為狄人系統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羣。相繼的考古發現，“霸”國和周王室以及晉國、倗國、燕國等國關係密切。

“霸”國與晉國相鄰。從墓地規模及隨葬品推測，“霸”國應比晉國低一個檔次，屬於小國。在君主稱謂方面，晉國的君主被封為晉侯，而“霸”國的君主則被稱為霸伯。此外，兩國的墓葬規模也相距甚遠，晉國曲村墓地的墓葬多達20000多座，而“霸”國大河口墓地的墓葬僅有1500座左右，從這裏也可反映出兩國國都人口規模的差距。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巍認為，大河口西周墓地的發現揭示了不見於歷史文獻記載的西周“霸”國的歷史及文化，併為研究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羣融合等問題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填補了中國對西周時期考古研究的一項空白。

墓葬二層台四壁有11個壁龕，一座墓葬內發現如此多的壁龕在西周考古上還是第一次，墓內隨葬漆木俑可能是中原地區出土最早的實物資料。

考古隊在發掘墓葬的填土工作中，在東邊二層台上意外發掘出了重要寶物：兩個一米多高的漆木俑雙足站立於漆木龜上，雙手作持物狀，兩俑前面及側面放置漆木器，這在中原地區西周墓葬內也是首見。考古學家介紹，漆木器在兩種環境下易於保存：一是十分濕潤的環境，二是十分乾燥的環境。在黃土高原忽幹忽濕的環境裏，兩個漆木俑經數千年還能較為完好地保留下來，彌足珍貴。

山西省考古所副所長謝堯亭介紹，中華文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禮制。古人朝會、狩獵、宴享、訓練軍隊等活動都強調‘秩序’。故而推測這兩個漆木俑與禮制和宗教有關係。

考古專家歷經兩年，清理出大量的漆木器遺存，包括漆木俑、俎、罍、豆、壺、犧尊、坐屏、杯、案、盾牌、方彝等種類。

大河口西周墓葬還發掘出一個青銅鳥形器物，經鑑定是鳥盉（hé）。這件器物被視為大河口西周墓葬銅器中的瑰寶，它為中國青銅器發展史提供了一件新的器形。

在此件鳥形器物出土之前，發現的鳥尊大多屬於酒器，簡單地説，就是一種鳥形的盛酒器，用來在各類祭祀活動中盛裝不同的酒。距此二三十公里的北趙晉侯墓地就發現了鳥尊，被收藏在山西省博物院，是其“鎮院之寶”。此次發現的青銅鳥形器物與北趙晉侯墓地發現的鳥尊有所不同，腹部沒有管狀流。專家認為，大河口這件鳥形器物不是尊，而是盉。

謝堯亭介紹，商周時期，盉多是一種注水的水器。按照商周貴族禮儀，在祭祀、宴飲、典禮過程中，參與者要洗手盥洗。侍者用盉將水倒出。在既往的考古發現和傳世器物中都未曾見過像大河口墓葬中這樣的鳥形盉。

鳥形盉的出現也意外糾正了一個錯誤：山西省博物院收藏的鳥尊在發掘時尾巴已斷，上海博物院將尾巴修復為朝裏卷。此次發現的鳥形盉十分完整，它清晰地顯示，鳥的尾巴是朝外卷的。 ^[1] 

大河口西周墓地這一考古項目受到業內專家的高度肯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王巍就在會上表示，該墓地是中國西周封國墓地考古中的重要收穫。青銅器銘文顯示，“霸”是這處墓地墓主的國族名，“霸伯”是其最高權力擁有者，“霸”器曾見於以往的青銅器著錄，在《殷周金文集成》中著錄有“霸姞作寶尊彝”鼎簋，曲村墓地M6197也曾出土過一件“霸伯作寶尊彝”銅簋。雖然“霸”是國名，但不見於傳世的文獻記載，墓地的面積和墓葬埋藏數量顯示，當時大河口人羣規模不大，推測其所居城邑和所轄區域也不會很大。可是銘文上又顯示它與晉、燕等國和周王朝都有往來關係，從埋葬習俗看，大河口墓地的頭向、腰坑、殉狗、斜洞、使用日名等習俗與絳縣橫水墓地相似；車馬坑的佈局、無俯身葬、無殉人等現象又與天馬—曲村墓地有共同之處；陶器組合和青銅器風格又具有周文化的特徵，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較明顯，自身文化特色獨具。墓葬時代橫貫西周，晚期進入春秋初年，其墓主人羣應為狄人系統的一支，是被中原商周文化同化的狄人人羣，文化面貌顯示其人羣相對單純。大河口西周墓地的發現為研究西周時期的分封制度、器用制度和族羣融合等歷史和考古問題等具有重要意義。 ^[6] 

中新網太原6月9日電(胡健)記者9日傍晚從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獲悉，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成功入選201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是新發現的一處西周封國墓地，發現的眾多青銅器銘文中的“霸伯”是這裏的最高權力擁有者。

“霸”是其國名，“霸”國未見於傳世的文獻記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長謝堯亭在報告中指出。銘文資料顯示，“霸”與晉、北燕、芮等國曾有往來。在大河口墓地，商、周文化因素都比較明顯，自身特色也很鮮明，墓葬時代橫貫西周，晚期已進入春秋初年。大河口墓地的發現為研究西周分封制度和西周史提供了重要資料，對探討諸侯制度具有重要意義。

2007年5月，大河口墓地因被盜被發現，同年9月至次年5月進行了考古勘探和試掘，2008年9月至12月進行了全面普探，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進行了大規模搶救性發掘。

大河口墓地位於山西省南部翼城縣城以東約6公里處，墓地四周除了西北部與西側台地相接外皆為溝壑，澮河干流和支流分別縈繞其西、南兩側流過，地勢為北高南低的向陽緩坡地，北方為太嶽山餘脈二峯山，東、南方為太行山餘脈翔山，西部為凸起的丘陵山地，西南為澮河沖積谷地。在墓地周圍發現了幾處不同時期的遺址，其中西周遺址位於墓地西南約0.5公里處。墓地分佈面積約4萬餘平方米，埋藏西周墓葬約1500餘座。

此次“201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由國家文物局主辦，自2010年11月底啓動，從2010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間在中國境內進行發掘的合法考古項目中遴選出56個候選項目進入初評。初評由國家文物局考古專家組成員、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和理事、中國65 家考古發掘資質單位共同參與投票，最終，有25個項目入圍。

此次2010年度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具體名單為：河南新鄭望京樓夏商時期城址、山東濟南大辛莊商代遺址、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江蘇蘇州市木瀆古城遺址、陝西西安鳳棲原西漢家族墓地、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羣和佛寺遺址、陝西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湖南永順老司城遺址、江蘇南京大報恩寺遺址、廣東汕頭“南澳1號”明代沉船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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