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理、考據、辭章

以端正立言之旨，談考據以充實作文內容，都是站在古文家的立場上，從如何寫好文章的角度來説的，這是作為文章家（“辭章家”）的姚鼐與理學家（“義理派”）、學問家（“考據派”）相異的地方。但在論學層面上，義理、考據、辭章的統一仍然沒有超越漢學、宋學的藩蘺而上升到方法論層面，使之重新整合，交相為用，因此，在姚鼐和桐城派那裏，義理、考據、辭章的意義還比較狹窄，沒有根本的創新和突破。

不過，姚鼐和桐城派古文家要求把鮮明的思想觀點、確鑿的事實材料、精練的文字表達相統一，實是一種嚴謹踏實的學風，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桐城派提出的義理、考據、辭章相統一的觀點對於思考和總結現代學術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本文將嘗試借用這三個概念來探討現代人文學術研究的理路範式。在現代人文學術研究方法論的視野中，考據指現代人文學術研究中的實證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證、釋義、定量分析與統計、中西比較等語言文獻研究方法；辭章則包括定位學術研究的視界，建構其邏輯框架，調試其論證理路，權衡斟酌其表述方式等，這屬於學術研究表述形式的層面；義理則主要是指學術層面上的文本內涵解讀以及相應的人文批評與表達。三者之中，考據貢獻材料，辭章設定方法，義理整合內容，三位一體，相輔相成。

在考據層面上

校勘、考證、釋義等傳統箋註方式和研究方法其意義甚明，姑置不論。真正體現現代學術研究新思路的是定量分析與統計、中西比較等實證性研究方法的運用。定量分析是現代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其着眼點在於用數量關係揭示事物的根本特性，即通過精確測定的數據和圖表反映事物的現狀、類屬和相互關係，從而使不確定的、模糊的事物變得相對確定和清晰。近年來，人文學術研究領域吸收和借鑑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中西比較方法也是近年來勃興的一個新的研究思路，這一研究方法以確鑿的語言文獻材料和事實根據作為研究的立足點和出發點，但卻有在更寬廣的視野中進行學術綜合與融通的鮮明特點。概言之，實證性研究方法強調用證據和材料説話，有幾分證據，就説幾分話。若憑空蹈虛，斷不能窺其門徑，挈其要領，會其精神；反之，若不能出乎其中，也不能超乎其上。

在現代學術研究方法論的層面上

辭章不是指文章辭藻，而是指更為本質意義上的邏輯論證框架的建構，研究對象範圍的設定，論證思路和方法的選擇，寫作風格與研究對象的適配等。辭章的巧妙運用需要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掌握基本的學術技巧。隨着學術研究的日益規範化和研究對象向專門化和整合化相反相成兩極的深入發展，辭章的重要作用必將日益顯現出來。

現代人文學術研究方法多樣，途殊理一

若歸之於考據（實證研究）一途，雖驗之鑿鑿，殊無意味；若超越文本層面作抽象發揮，則凌虛蹈空，又難以服人。救偏之道，在於突破傳統學術研究“義理派”、“考據派”、“辭章派”的門户畛域和分途模式，而在現代學術研究層面上進行新的整合，既開拓“考據”（實證研究）的新方法，又把“辭章”（學術論證）置於嚴謹的邏輯分析基礎上，從而使“義理”的闡發不致超越學術層面而墮入純粹的抽象思辨。學術研究，應當辨別大的立場（考據之實），同時處理小的細節（辭章之虛），從而使以材料（“考據”）為基礎的學術論證（“辭章”）能夠準確傳達研究意圖及其結論（“義理”），此即現代學術研究之道。

那麼，現代學術研究在堅持實證性研究方法的大前提下，如何在更高的層面上解決實證性研究所必然帶來的狹隘性和偏頗呢？在這方面，仍有許多可供開掘的研究思路，比如“以詩證史”。所謂“詩”者，非僅韻文之謂，乃文學的“想象之方法”之謂也。“想象之方法”，其依據在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它是合乎邏輯的假想，不問其曾否發生，只就邏輯而言某一件事可以發生、應該發生甚至必須發生，此亦陳寅恪先生所謂“通性之真實”。以詩證史，即以合乎邏輯的想象對歷史的真實加以闡明、推斷乃至於大膽填補。歷史作為人類生活過程的“集體性記憶”，邏輯作為歷史經驗濃縮的思維法則，在前提普泛一致的條件下，是可以相通而互證的。所以，古人今人，分殊理一；東學西學，道術未裂。古今中外之間，大概唯有藝術活動涉及極端心理體驗的部分以及由此帶來的與之相應的審美經驗的通約最為困難。“極端”並非偏激，而是指一個民族藝術思維中最為微妙、深沉以至近於隱秘的部分。文學研究的文學批評是以作品研究（文本細讀）為基礎的，它在本質上屬於審美活動範疇。因此，文學研究必須面對古今中外審美經驗的“隔膜”，這就需要相當的機智和幽默感。此時，超越邏輯論證層面的“辭章”運用（詩性思維）就顯示出其“不可理喻”和“妙不可言”的雋永意味了。在這方面，卞之琳的《斷章》提供了一個需要運用詩性思維解讀的絕好例子：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你裝飾了別人的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