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時大

羅時大，飛機制造專家。江西奉新人。1949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航空工程系。歷任瀋陽飛機制造廠技術組組長、副科長、科長、副總工藝師、總工程師、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副廠長，瀋陽收音機制造公司總工程師、副經理、科技委員會主任、高級工程師，中國航空學會第二、三屆理事。長期從事飛機制造工作。參與領導十五個機種飛機制造工作。參與領導十五個機種飛機的修理、仿製、改型、研製工作。組織制訂了若干種殲擊機的工藝總方案。

羅時大，1924年10月11日出生於江西省奉新縣。1939年初中畢業時日本侵略軍侵華的戰火已燒到江西。1940年奉新淪陷，日本侵略軍燒燬了他家的房屋，並炸死不少鄉親。羅時大逃到銅鼓縣，考入國立十三中學。由於親歷日本侵略軍狂轟濫炸的瘋狂暴行，深感中國若能製造飛機和日本侵略軍作戰，這些災難就可能避免或減輕，因而萌生了學好航空、衞國保家的信念。他高中畢業後，步行一百三十餘天，途經六省，奔赴重慶去考大學。1945年7月，他懷着航空報國的志願考入了中央大學航空系。1949年7月，他學成畢業，報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被分配到華北軍區航空處南苑航空機械大隊任技術教員，後調空軍11廠發動機工場任副主任兼技術員。1951年11月，調瀋陽112廠（後為瀋陽飛機制造公司）任施工科技術員。開始，他參與了米格-15等四個機種的修理及相關備件製造的技術工作。由於工作勤奮，很快升任組長和副科長。1954年，任工廠的副總工藝師，開始參與我國仿製首架殲擊機米格-17Ф（後命名為殲5）製造技術的組織領導工作。

1960年，羅時大任工廠的代副總工程師兼總工藝師。他遵照上級關於整頓產品質量的指示，協助總工程師恢復了技術科室和技術管理的整套規章制度，使生產技術工作走上正軌。1961年1月，羅時大組織領導了重新試製米格-19C飛機的技術工作，確保了優質過關，1963年9月即順利試製成功。1963年，羅時大領導了仿製米格-21Ф-13飛機的技術工作，實現了優質快速。1966 年1月，比計劃提前一年多仿製成功，後命名為殲7。

1965年5月，三機部給112廠和601所下達了自行設計研製殲8飛機的任務，工廠確定羅時大牽頭組織殲8的技術協調與研製準備。1966年11月，在“文化大革命”硝煙四起之際，為了保證研製工作的順利進行，廠、所聯合成立了殲8研製指揮部，其工作機關由羅時大負責領導。當時，工廠許多工作都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狀態，但殲8研製工作由於指揮部的頑強堅持和研製人員的高度責任心，始終沒有停頓。殲8試飛的起降跑道需要延長，這還需將工廠原有鐵路專用線北移406米。羅時大頂住自身遭受“造反派”衝擊的困難，在現場組織指揮修建，保證了殲8在1969年7月5日首飛成功。在殲8設計定型過程中，他組織解決了飛機空中停車等13項重大關鍵問題。1985年，殲8飛機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特等獎，羅時大是主要完成人之一，同時他主持研製的氟塑料軟管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期間他參與組織殲6教練機的改型，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二等獎。

1975年至1978年，羅時大任112廠代總工程師。1978年6月，任工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1979年6月，任副經理兼總工程師。期間，他組織了殲6偵察機的改型及設計定型，殲6教練機的生產定型，殲8白天型的設計定型和殲8全天候的研製。

1978年12月22日，羅時大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2年1月，羅時大晉升為高級工程師。1988年6月，晉升為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

1983年4月，三機部任命羅時大為沈飛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從1985年至1989年，他組織廠、所、院校的專家、教授，主編了《飛機制造技術叢書》。

羅時大曾擔任多屆航空工業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和工藝及材料專業組組長。

1990年1月，羅時大離休。離休後，他還繼續為航空工業做出貢獻。1995年他主編了航空製造工程手冊中的《飛機機械加工》分冊。1990年11月，他受聘為中國航空設備工程公司瀋陽經營處經理。1989年12月，他受聘為瀋陽市人民政府科學技術顧問。1993年9月，受聘為中國航空工業總公司科學技術委員會特邀委員，組織並參加了航空工藝及材料專業組提出的航空製造技術及材料重點發展的建議，參加了《2000年的中國軍用航空技術發展戰略》的研究工作。

由於他在科學技術方面的重大貢獻，1988年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科技管理人員獎；1989年遼寧省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專家獎。1991年7月開始，享受對發展我國工程技術事業有突出貢獻者的政府特殊津貼。1991年4月，航空航天部授予在獻身航空事業中有突出貢獻的勞動模範稱號。

1954年，我國開始仿製米格-17Ф殲擊機。這是我國第一次製造殲擊機，國家對此極為重視，周恩來總理十分關注如何縮短試製時間的問題。在仿製過程中，發現蘇聯提供的飛機圖紙、技術資料與蘇聯提供的模線、樣板、工裝、零件很多互不協調。按正常做法，應當按圖紙和技術資料統一協調，重新繪製模線，製造樣板，協調修正所有工藝裝備，重新制造零件。這樣做比較正規，處理技術問題比較方便，但需要3-4年試製週期，遠遠不能滿足國家的急需。羅時大對此進行了全面深入地調查分析，提出了不作全面修改協調的建議，即在仿製過程中，發現不協調問題，即進行具體協調修正，並作出詳細記錄，以指導後續的工作。這樣做能夠顯著縮短試製週期，但將給工藝部門——羅時大自己和他領導下的技術科室帶來很多麻煩，加大了處理技術問題的工作量和難度，並將承擔更大的責任。此建議經總工程師高方啓與蘇聯顧問研究得到採納，大大縮短了仿製週期，為按國家計劃提前一年零五個月試製出我國第一架殲擊機——殲5飛機，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9年10月，112廠仿製的米格-19П飛機發生水平尾翼抖動的嚴重問題，導致大批飛機不能交付部隊使用，人們把112廠的機場稱為“養雞場”。1960年初，工廠組成以羅時大為組長的攻關組來解決這一問題。他深入現場，組織有關科技人員和工人進行了多次檢測、研究和試驗，查閲了大量國外技術文獻，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查清了平尾抖動的根源，採用液壓阻尼技術排除了抖動，使積壓的飛機得以交付出廠。

1965年7月，112廠開始研製自行設計的高空高速殲擊機——殲8飛機。在制定研製工藝總方案時，一部分人囿於多年仿製飛機的經驗，主張採用模線樣板一標準樣件工作法，製造整體標準樣件，認為這種方法駕輕就熟，易於保證裝配協調和飛機質量。羅時大根據原型機研製的特點，吸取國外飛機制造的先進技術，大膽提出了不做整體標準樣件，採用以明膠板模線和木質樣機為依據，以光學儀器、基準孔、型架裝配機、劃線鑽孔台、局部模型和局部量規為協調工具的綜合協調工作法。研製實踐證明，採用這種方法同樣保證了裝配協調，全機質量完全符合設計要求，不僅顯著降低了研製成本，而且縮短了研製週期6個月。

由於在112廠從仿製飛機到研製自行設計飛機的過程中，羅時大多次解決各種重大技術關鍵，人們都説：“咱廠製造新飛機，哪裏有關鍵，哪裏就有羅時大”。

當年，國內把112廠比作中國殲擊機的“搖籃”，那麼，羅時大就是當之無愧的中國殲擊機的優秀“催產士”。

羅時大作為專業對口的大學畢業生，通過修理、仿製、研製自行設計殲擊機的全過程，成為我國最早全面掌握飛機制造技術的極少數專家之一，是中國飛機制造技術的帶頭人。

早在1954年至1956年，他就協助總工藝師主持了仿製米格-17Ф飛機的製造工藝工作。通過向蘇聯專家和蘇聯技術資料的學習，以及仿製該飛機的成功實踐，基本上全面掌握了殲擊機制造技術，特別是模線樣板—標準樣件工作法。1956年12月，他寫出了《如何解決殲擊機的技術協調問題》技術報告，1957年撰寫了《對於保證飛機制造中互換協調路線的幾點意見》和《如何進行米格-17Ф飛機四個階段平行作業的快速試製》技術報告。這些技術報告深入總結了仿製米格-17Ф飛機的經驗，提出了在中國條件下發展飛機制造技術的途徑，對112廠的後續工作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併成為其他飛機制造廠的重要參考資料。1961年9月，他寫出了《如何排除殲擊機平尾抖動》技術報告，對解決飛機制造中重大技術關鍵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作了精闢論述，給後來者的啓迪。

1960年蘇聯專家撤走以後，羅時大協助總工程師高方啓，獨立自主地試製成優質的殲6飛機，取得大量成功的經驗。1963年7月，在三機部組織下，由羅時大牽頭，召集112、122、320、172、132 五個飛機廠的飛機制造技術專家在112廠開會，總結“大躍進”時期的教訓和試製成優質殲6飛機的成功經驗以及各廠的成功經驗，撰寫了總題為《飛機試製三階段的技術工作》的一組技術報告，由三機部印發所屬各廠、所，作為試製新飛機工作中遵循的準則。在此基礎上，羅時大又組織所屬技術科室全面總結殲6飛機試製的經驗用於殲7飛機的試製，使以模線樣板—標準樣件工作法為核心的飛機制造技術日臻完善。

在112廠由仿製走向研製自行設計的殲8飛機時，羅時大又率先突破了傳統的模線樣板—標準樣件工作法，大膽採用了模擬量傳遞與數字量傳遞相結合的綜合協調法並取得成功，使殲擊機制造技術得到新發展。1979年他撰寫了《殲8飛機研製的經驗教訓》一文，在《航空工業通訊》第1期上發表。為了推動CAD/CAM 在飛機制造中的應用，1980年他又寫出《飛機制造應採用設計製造一體化技術》技術報告，為研製殲8Ⅱ飛機時採用計算機輔助技術作了先導。

多年來，羅時大通過工作中的傳、幫、帶，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飛機制造專家，如唐文斌、易志斌、張彤、張洪校、任仲文等，都成為各飛機廠（基地）的主要技術領導。

為了總結我國三十多年來飛機制造的技術經驗，並吸取國外的飛機制造技術，以推動我國飛機制造技術的發展。羅時大於1985年至1989年組織航空工業有關廠、所、院校的專家、教授主編了《飛機制造技術叢書》，包括《複合材料飛機構件製造技術》、《計算機圖形顯示技術》、《飛機構造工藝性》、《飛機制造互換協調技術》、《微機在飛機制造中的應用》、《鈦合金零件製造技術》、《計算機輔助設計與製造》、《激光技術在飛機制造中的應用》、《飛機鈑金零件製造技術》、《飛機工裝設計與製造》、《數控技術在飛機制造中的應用》、《飛機裝配技術》、《飛機制造專用設備》、《飛機金屬膠接結構製造技術》等14冊，由國防工業出版社出版。

1955年，羅時大在認真學習了蘇聯的《生產準備指南》和總工藝系統的管理文件以後，協助總工藝師建立了工廠的總工藝系統，完善了組織機構，制定了全套技術管理的規章制度，保證了殲5飛機的順利試製成功。1958年“大躍進”期間，總工藝系統機構全部下放，規章制度都當作“洋框框”被破得蕩然無存。1960年，他按照上級關於整頓產品質量的指示，協助總工程師將下放在車間、農場勞動的大批工程技術人員召集回來，恢復了技術科室和技術管理的規章制度，使工作走上正軌，快速試製出了優質的殲6、殲7飛機。

“文化大革命”期間，工廠的技術組織機構和技術管理規章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1972年，工廠再次開展產品質量整頓。此時羅時大面臨的最重要的課題就是恢復已被徹底“砸爛”了的技術職能機構和已被徹底破掉的技術管理規章制度。當時有許多被下放的技術骨幹不願回技術科室，他就登門拜訪，促膝談心，把他們請回來。由於原技術科室的文件連底稿都被毀，羅時大隻得憑記憶自己編寫有關全局的主要規章制度，其餘的由各科室的骨幹重新編寫，經過一年多的努力才基本整頓好。此後，在所謂“反回潮”運動中，他頂住了再次受衝擊的危險，堅持嚴格的科學管理，保證了工廠生產順利有序地運行。期間，他所提出的“五定一落實”和“十項開工標準”，不僅對本廠保證產品質量起了重要作用，而且被三機部作為典型經驗進行推廣。

1983年3月，他撰寫了《在企業管理改革中應搞好矩陣管理》一文，為工廠進行多品種生產、加強項目管理進行了理論導向。1987年他發表了《對航空工業企業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商榷》，繼續為航空企業的科學管理殫精竭慮。

在幾十年的工作歲月中，羅時大坐在辦公室的時間很少，他總是抓緊處理手頭工作，深入到生產第一線去。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掌握第一手資料，準確處理問題。在現場，他十分平易近人，絲毫沒有架子。50年代初他在施工科時，車間有問題總是愛找他解決，工人們親暱地稱他為“大螺絲”，這既反映他對工作有一股鑽勁，也表明他把自己看作一顆螺絲釘。這種平易近人的優良作風，並未因“官”升而有絲毫改變。他做工作總是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在平凡中前進，從不搞那些譁眾取寵的“名堂”。他認為多出優質飛機就是自己的最大心願，其他非我所求。他為了多出優質飛機，不計個人名利，不顧個人安危，一心撲在飛機上的精神，我們從他的工作經歷中已經充分看到。下面一件小事，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他這種可貴的精神。1965年在試製殲7和準備研製殲8的緊張時刻，羅時大日夜為此操心，回到家裏時，腦子裏仍然裝滿了飛機。為了多爭取一些工作時間，他中午帶飯盒。有一天，他錯吃了別人的飯盒。當那位同志問他：“羅總，咱倆的飯盒雖然外觀相似，但裏面裝的並不一樣，您咋會吃錯呢？”羅時大茫然地説：“我也不知道帶的啥呀”。這件事當時傳為笑談，但是我們仔細想一下，這和牛頓把手錶當雞蛋煮豈不有某些相似嗎？

通過四十餘年的鞠躬盡瘁，羅時大實現了航空報國的偉大理想。可是，他奉獻給我們的，絕不僅僅是這一種又一種的殲擊機，他所奉獻的還有更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精神財富。

1924年10月11日 出生於江西省奉新縣。

1945-1949年 在中央大學工學院航空工程系學習。

1949-1951年 任北京空軍11廠發動機工場技術員、副主任。

1951-1990年 在瀋陽飛機制造公司（原112廠）工作，先後任施工科技術員、施工組長、副科長、副總工藝師、總工藝師、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副廠長、副經理、科技委主任、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

1990年1月 離休。

1 羅時大.如何解決噴氣式殲擊機的技術協調問題.技術報告，1956，12

2 羅時大.如何排除殲擊機水平尾翼抖動.技術報告，1961，9

3 羅時大.殲8飛機研製的經驗教訓.航空工業通訊，1979，9

4 羅時大.在企業管理改革中應搞好矩陣管理.航空工藝技術，1983，10

5 羅時大.對航空工業企業管理體制進一步改革的商榷.航空工藝技術，1987，2

6 羅時大主編.飛機制造技術叢書（共14冊）.北京：國防工業出版社，1989-1994

7 羅時大主編.航空製造工程手冊飛機機械加工.北京：航空工業出版社，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