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良

《清代官員履歷全編》記載：繼良“光緒十三年七月十三日奉旨補授浙江杭州府遺缺知府。十四年正月經浙江巡撫奏補金華府知府。十五年十月江浙賑捐案內請獎花翎。十六年因病奏請開缺回旗。十九年三月十五日病痊癒引見奉旨照例用。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奉旨補授浙江金華府知府”。結合金華現存碑刻及府志、縣誌中的資料，也可以考證繼良曾二任金華知府。

第一任：光緒十四年（1888）---光緒十六年（1890）

光緒十年（1884）陳文騄任金華知府，十四年（1888）調任杭州知府，繼良接任金華知府。光緒十六年（1890），繼良因病請辭繼良離開金華，畢棠接任金華知府。

第二任：光緒二十一年（1895）---光緒二十八年（1902）

現存八詠樓的繼良撰《重建寶婺觀八詠樓碑記》記載“光緒廿一年（1895）秋予重來安郡”；現存三清宮的繼良撰《重修三清宮全廟之碑記》記載：“光緒廿一年（1895）歲次乙未復守是邦。”兩個碑記都記載光緒二十一年（1895）繼良第二次任金華知府。

1895至1902間，繼良知府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丙申年八月，撰《重建寶婺觀八詠樓碑記》；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繼良記並書《浙江金華府天寧寺觀音大士像碑》；光緒二十有四年（1898）春，繼良撰《重修三清宮全廟之碑記》；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在任候選道金華府正堂加二級隨帶加三級繼良撰《麗正書院收支徵信碑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夏五月，知府繼良撰《重建呂成公祠碑記》。光緒二十八年（1902），繼良按清廷廢書院、興學堂之諭令，改麗正書院為金華中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海福接任金華知府。至後，金華府志、縣誌及各種史料上也再無關於金華知府繼良的任何記載。

從金華市市志辦歷代金華知府履歷表中查證繼良曾二次任金華知府。清代官員任職期限有三年一任説，也有四年一任之説，繼良第二次任金華知府的時間長達8年，概在第二任期間曾經朝廷考核“憲檄再還任”，即留任金華知府。所以光緒二十八年（1902）繼良在《重建呂成公祠碑記》稱“亦洽餘三守是郡”。故繼良三任知府之説也是有依據的。

繼良在任金華知府期間，非常重視教育。 光緒十四年（1888）繼良第一次來金華任知府，就主持擴建了麗正書院。麗正書院之名乃合麗澤書院與崇正書院而得名，位於原滋蘭書院地址（今將軍路北側軍官公寓一帶）。康熙六十年(1721年)，金華知府張坦讓建,為金華府內最高學府。麗正書院建築規模較大，前後共分五進，每進三楹，兩邊又有旁舍耳房各26間，後堂為七賢祠，主祀朱熹、張栻、呂祖謙（以上原麗澤書院祀）、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以上原崇正書院正學祠祀）七人。至乾隆，嘉慶年間，金華知府鄭遠、楊志道、凌廣赤、吳廷琛曾相繼對麗正書院進行了整修、改建。

同治五年（1866年）,金華知府徐主治重建了三堂。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華知府趙曾向又建東西齋舍32間，東齋後花廳三楹，並選金華府屬金華、蘭溪、東陽、義烏、永康、武義、浦江、湯溪八縣秀士32人住院肄業。《（光緒）金華縣誌》卷四·書院·麗正書院記載：“光緒十四年（1888），知府繼良建齊舍於講堂前，東曰明經，西曰養正，各三楹。十五年，重修講堂復於七賢祠，東建屋四楹，額曰宴桃李軒。”，繼良任金華知府期間不僅重修書院還非常重視書院的管理與發展。

光緒二十七年（1901）正月，繼良親自撰《麗正書院收支徵信碑記》，記載麗正書院經費的收支情況及書院學規。麗正書院以捐資辦學為主，繼良帶頭為麗正書院捐廉洋六百元，存在金華縣楊永和典當，每月一分起息，每年收取利息合大洋72元；蘭溪釐局（又叫釐捐，或者厘金税，是清政府徵收水陸的關税，相當於現在的税務局）每月撥大洋1719.13元，金華湯溪八縣捐大洋893.174元、金華縣西盛莊捐大洋4元多、金華縣長山等莊捐大洋110元、金華縣下溪灘等莊捐大洋54.166元、湯溪縣醋坊等莊捐大洋20元、金華縣在邑等莊捐大洋15元、義烏普濟寺莊田捐大洋100多元、共計大洋3047.443元。

開支如下：廣業堂住10人，每人每月2塊大洋，9個月共180元。書院東西兩齋住32人，每人每月1500文，9個月共430000文。小學齋住14人，九個月共75600文。明經養正兩齋20人，2齋長每月個1.5元，18名學生共給大洋27元97200文。書院明經養正齋夫2人，工錢18900文。官課生（即秀才）童膏獎共大洋684元27000文。官課生加獎，大洋共364.5元。師課生童膏獎，292.5元45000文。監院教官2名，工錢72元；官師小課卷資72元；考官19800文；香燭錢450文；考師課禮房1800文；官師小課180元；山長245元；禮房紙筆錢12000文；門衞18000文；燈油2000多文；考甄別飯點錢100元。共計3217元824210文，收支相抵，缺28.19元。如果年有結餘應作為書院大修的備用，不得隱報。

可見，金華在光緒年間已經開始形式多樣的捐資助學，有官商捐助、縣與市聯合捐助辦學、社會鄉紳捐資助學。收支情況向社會公開，實行獎學金制度。不僅如此，繼良還制定了嚴格的書院章程即學規：要求學生學董仲舒三年不窺園，學生每月沒有假期，學院每天派人督察，少住一天扣一天鹽米錢，扣下的錢分給出滿勤的同學以表明獎罰分明；不準聚眾賭博、酗酒滋事，不得留宿親友，不準夜不歸宿、外出看戲等，否則視為自暴自棄，以退學處理；敲過兩更鼓書院大門上鎖便不得放人進入，否則將受追究。

光緒二十四年（1898），金華八縣名流在宋代創建的西鹿田寺舊址建造鹿田書院，知府繼良親自題寫“八婺儒宗”、“鹿田書院”匾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金華知府繼良按清廷廢書院、興學堂之諭令，改麗正書院為金華中學堂，由廩貢生入堂肄業。次年，金華知府海福又改金華中學堂為金華府立中學堂，並選取學子二十人入學，分甲乙兩班教授，學生中有何炳松等。金華府立中學堂後來發展成金華第一中學。

呂祖謙是婺學的奠基人，開南宋浙東學派之先聲。宋孝宗乾道、淳熙時期，呂祖謙與朱熹、張栻齊名，被稱為“東南三賢”。全祖望在《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五將呂祖謙開創的麗澤書院與嶽麓、白鹿洞、象山書院並稱為南宋四大書院。呂祖謙去世後他的門人將他祭祀在麗澤書院即呂成公祠。元大德年間毀，明嘉靖，又在舊址上重建了呂成公祠，明末毀於戰火。清順治年間鄉紳捐資重建，後又荒廢。《（康熙）金華府志》記載：康熙十六年（1677）知府張藎重建後又毀。因為特別喜愛婺學，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繼良為呂祖謙重修呂成公（呂祖謙）祠，規定春秋兩祭。他帶頭捐俸祿，親自籌集資金、挑選吉日、挑選材料，做工嚴謹，嚴格施工管理。祠堂建成後繼良又捐資了兩百大洋，用這筆錢的利息供奉春秋兩祭的祭品。繼良説：雖然呂祖謙不需要用這個祠堂來彰顯他儒學宗師的形象，但重新修建它，讓百姓與後人來瞻仰他，紀念他，是知府的責任。祠堂年代久遠就會坍塌，我希望之後的知府和有識之士能守護這座祠堂。不要因為年代久遠而怕花錢，因為我重新修建這座祠堂的心意和大家是一樣的，希望婺學可以永久的傳承下去。

繼良喜好收集印章。光緒元年（1875），繼良與友人游完杭州西湖後，開始着手編制印譜，命名為《琴鶴堂印譜》，至光緒二十七年（1901）辛丑孟冬完成。印譜分“元亨利貞仁義禮智”八冊，現金華市博物館藏有“元亨利貞”四冊，內存繼良本人肖像照片一張，十分珍貴。該印譜由繼良自作序，序中曰“人之富貴有命，物之聚散多寡亦有數也”，落款為三十六洞天守者長白繼良。其胞弟緒良、錫良、錫翰審定，其侄斌衡、斌衍、斌衞、斌循參訂。

光緒中後期，中國社會正處於政局動盪、經濟衰弱時期，官員與百姓都疲於奔命，對文物古蹟不甚關注。而繼良在任金華知府期間除了重視文化、教育、農業外，拯救了一批已瀕臨毀滅的古建築，重修文廟、寺廟、學宮、書院等名勝古蹟不勝枚舉。

1．重修寶婺觀（八詠樓）

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繼良知府親自率領金華府的官員、鄉紳、士人、百姓捐款並集體商議八詠樓修繕事宜。知府繼良帶頭捐款三百五十元，金華知縣陳希賢捐款一百元，光緒二十二年（1896）五月完工，用時三百天，共花費1795個大洋。先後修繕了正殿、中庭、前樓，東擴蓉峯書院之屬，在台階上新建了牌坊。整個工程的費用、質量等都有人監督，用工、用錢都記錄的很清楚，建築高大壯麗十分堅固，八詠樓煥然一新。百姓對工程質量和速度之快十分驚歎，紛紛稱讚。而繼良卻説，從此金華府八個縣百姓永遠得到了星君神靈的保護，這是金華百姓的盛事。

2．重修天寧寺

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繼良重來金華任知府。天寧寺的老僧以山門坍塌請求重新修建天寧寺。繼良又帶頭捐養廉銀，並命令農事官員等負責管理。兩年後工程竣工，新殿高大宏偉，楹棁丹書藻飾，建築高大華美，令人耳目一新。百姓看到這一景觀，都雙手合掌舉額頭敬拜。繼良説這是他這個守護這片土地的人，為百姓誠心祈福該做的事。舉頭三尺有神明，它時刻提醒我們，一舉一動都要警惕審慎。

3.重修三清宮即（元妙觀）

金華城東有座元妙觀，裏面供奉着三清聖像，左邊關帝聖君，右邊元壇大帝，雷公、電母、風伯、雨師複列，鴻規鉅制，是金華城東的一大保障。在遭受太平天國時期的戰火，加之三十多年的風雨剝蝕，殿宇傾頹，牆垣坍毀，一片瓦礫，觸目傷懷。光緒二十有四年（1898）繼良召集歲貢生趙仕林、廩生趙宗抃、司事楊尚文、宋大咸商議重修三清宮即元妙觀。繼良率先捐俸銀三百元作為倡議，郡裏好義的人紛紛解囊相助，共籌得一千三百餘銀元。從光緒二十二年（1896）二月初六日開始至至二十三年（1897）八月告成，元妙觀煥然一新，百姓稱讚繼良籌度有功。而繼良卻認為這都是趙仕林、趙宗抃、楊尚文、宋大咸這四人籌劃和郡裏士人、民眾熱心公益，不吝惜金錢的功勞，這是這片土地上百姓的福氣。從此，金華郡人都能得到神靈的庇佑，平安快樂生活，繼良覺得這是一件值得快樂的事。

4.重修府城隍廟

金華舊有郡城隍廟，素稱壯麗。咸豐辛酉年（1861），髮匪竄境毀於火，數十年沒有財力復建。繼良以愛民之心，謀劃按原來規制復建金華府城隍廟。繼良視郡廟如家廟，帶頭倡捐廉銀元二千元，金華縣令蘇錦霞捐一千元。金華縣令黃秉鈞捐二百元。其餘皆集自金、蘭、東、義、永、武、浦、湯八邑士民。富者出財，其次效力，澤人負舟，山人獻材，規制宏廓。於光緒二十三年開工，二十七年九月告竣，共用五萬八千餘大洋。郡之老小，都説遠遠勝過舊觀矣。官紳士庶竭誠參拜，自求多福，共享昇平。繼良以為民祈福，永免災癘水旱為樂。光緒二十六年（1900）繼良親題金華府城隍廟楹聯：賞罰無私八婺人民歸總握，監觀有赫一生禍福大關頭。

5.重修文昌閣

金華縣學前的文昌閣始建於雍正己酉年（1729），閣成，邑人朱秋魁中式武狀元。其後履有興廢，人才亦間有盛衰。同治初年毀於兵災已三十餘年，因為文昌閣關係古婺人文，繼良在第二次上任金華知府後，即組織修建文昌閣。始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秋，告成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秋，共用金四千五百餘元。建成後士民欣慶，閣之規模，極其高華嚴肅，謂侖奐嚴翼，數十百年來所未有。

明月樓，宋宣和中始建，原址在赤松門東北隅城牆上。清乾隆初年移於府城隍廟北側城牆上，清嘉慶六年重建，道光三年由知縣黃金聲重建。光緒十五年（1889），在金華知府繼良的領導下，知縣曹礪成重建明月樓。《（光緒）金華縣誌》卷十三·壇廟祠·關帝廟：“光緒十六年（1890），知府繼良修，歲以五月十三日致祭，春秋增二祭。光緒二十一年（1895），繼良在重修後的一覽亭上題：“一洗寰宇塵囂氣，覽系蘭亭感慨文”。除此以外，繼良還組織重修了靈雨庵、萬壽宮、龍王廟等。正如繼良自撰碑文道：予初次守郡兩年，以興廢墜為己任，如文廟、武廟、學宮、書院，均獨自捐廉，拓址恢規，頓改舊觀。餘奉天子命，復守是邦，餘尤以興舉廢墜為己任。

古人慣用地名冠以酒名，延續到今天，在古代，金華地區婺江流域的東陽、義烏、蘭溪等縣所產的外銷酒，都稱金華酒，也稱金華府酒。據史料記載，吳越王錢鏐偏安江南，將金華酒向五代各王朝進貢。北宋熙寧年間(1068-1077)金華的酒税收已高達“三十萬貫以上”。 南宋紹興二十四年（1154）“金華縣酒課、酒務租額二千二百六十四貫一百二十五文”。元代時江浙行省的酒課約佔全國酒課收入的1/3，明代馮時化在《酒史》中説：“金華酒，金華府造，近時京師嘉尚語云：‘晉字金華酒，圍棋左傳文。’”金華酒竟佔字、酒、棋、文四絕之一。明代弘治末年還流傳一副對聯：“杜詩顏字金華酒，海味圍棋左傳文。”金華酒與風流遺韻的杜甫的詩、顏真卿的字、左氏的文章相提並論。甚至連大家耳熟能詳的金瓶梅中，提到金華酒也有數十處之多。到了清末，金華酒已衰落，繼良知府深諳金華酒的興衰歷程，為懷念昔日輝煌了近千年的“色如金，味甘而性純”的金華酒，他把金華古子城酒坊巷中段這口曾釀製過名酒的宋代古井命名為酒泉井。今天酒泉井以其特有的文化潛質，載入了《中國井文化》一書。酒泉井至今仍向世人訴説着金華酒的千年歷史文化。

至此，可考證到現存金華市區的文物古蹟大多與繼良有關。天寧寺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八詠樓（寶婺觀）、府城隍廟、明月樓、鹿田書院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三清宮、一覽亭、酒泉井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點）。而繼良曾經修建的文昌閣、呂成公祠、靈雨庵、萬壽宮、關帝廟、龍王廟等均已消逝在歷史的長河中。真不敢想象，如果沒有當年的繼良知府不遺餘力的搶救文物古蹟，這些國保省保或許也已不復存在了。

繼良在金華任知府前後共有十一年，與金華有着深厚感情，他喜愛婺州的風土人情，常以“三十六洞天守者”、“安土者”、“守土者”自居，以“安土者為民祈福一片誠心”、“守土者之責”，“身任地方，責無旁貸”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金華百姓的作出了一樁樁一件件。讀者他留下的一塊塊碑文，他彷彿在與我對話，細説着金華古城曾經的輝煌和歷經百年滄桑。我從文物工作的視角，通過對現存史料的收集與考證，大致羅列出繼良知府在金華教育、文化、文物古蹟保護等政績，當然繼良知府在金華所施課農桑，汰浮徵、祛陋費等良政遠不及本文所列。金華大地上那一塊塊他所撰寫的碑文、一座座他所修建的文物古蹟，默默訴説着一代金華知府的為政之道，它將流芳百世，風流千古。 ^[1]